一役干掉德军10多辆坦克的开国将军
YIGAN DIAO DEJUN 10DUO LIANG TAN KEDEKAIGUO JIANG JUN文/杨军、汤济夫
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7日在俄罗斯《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中说：“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射击团副团长，鹰击长空，在同法西斯军队的空战中屡建战功。”唐铎，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雄鹰”，湖南益阳人，曾在苏联空军服役28个春秋。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驾驶战机与德国法西斯强盗鏖战100余次，先后被苏联政府授予列宁勋章、红星勋章、卫国战争勋章等7枚勋(奖)章。习主席文章发表后，石牛坝村的村民们奔走相告，为唐铎感到骄傲和自豪。唐铎，1904年出生在益阳市赫山区(原益阳县)岳家桥镇石牛坝村一个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姊妹8人，他排行第七。5月18日，记者来到唐铎故里，采访其亲戚和乡亲，走访赫山区党史办、区志办，查阅历史资料，唐铎具有传奇色彩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一浮现。
1.离家几十年，他还能讲一口地道的“东方红话”
“唐铎在1982年回到家乡时，就住在我家，那时我结婚还不久。”今年56岁的石牛坝村村民向可香是唐铎的侄孙媳妇，她拿出珍藏了30多年的有关唐铎的报刊资料给记者看。她说，那次唐铎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回老家，来看他们的 人特别多。唐铎的妻子唐瓦柳是原苏联人，一见面，就出乎意料地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唐铎的侄孙唐权良说，自从16岁离开家乡去法国勤工俭学，唐铎到1978年才第一次回家乡，当时他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1982年，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探亲，距今已有33年。现在，唐铎的故居已不在了，他在老家的亲戚也 不多了。唐权良回忆，唐铎回乡时虽已年过7旬，但与乡亲们拉起家常来兴致很高。一次，在回忆童年往事时，他还欣然背诵起当年写他们家里事的一个无名帖子：“如今世界大不同，老屋湾里唐炳星，妻子刘氏剃光头，女儿惠妹赤脚行……”唐铎的父亲唐炳星是清朝的一个武进士，因痛恨官场腐败，不仕而
归田，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孩发蒙书馆，唐铎4岁就跟父亲识字读书。良好的家风，给唐铎成长以莫大影响。石牛坝村老支书谢爱民说，唐铎回乡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虽然离家几十年，但他还能讲一口地道的“东方红话”(石牛坝村原名东方红村)。在家乡那段时间里，他不厌其烦地解答村民们的提问。谢爱民还记得，唐铎听说村里准备架设电线杆但还缺资金时，他主动提出，他去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争取支持。第二年，村里就架好电杆通电了。现在，石牛坝村许多村民也过上了好日子。谢爱民说，唐铎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为人类战胜法西斯立了功，为村里争了光，村民们都很怀念他。
2.他带领99架飞机飞越莫斯科红场，接受斯大林检阅
“我舅舅从小立志学飞行，当年很威武的，他率领99架飞机飞越莫斯科红场，接受过斯大林检阅。”唐铎姐姐的儿子、今年88岁的原益阳县侨务办离休干部邓雪华，在家中向记者讲述了唐铎的一些经历。邓雪华说，唐铎父亲唐炳星与曾任两广督军、湖南督军兼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有交情。在当年唐炳星新居落成时，谭还写了副“喜有佳儿学诗礼，幸得逸气吞山河”的对联进行祝贺，也表达他对唐铎的欣赏。唐铎是1920年5月与赵世炎、 傅钟等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在法国，他与先期到达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立三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从法国回国后，他来到广州，找到了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任职的谭延闿。谭延闿要他去“湘军”，但唐铎打定主意要学习飞行技术，于是谭将唐介绍给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杨仙逸鼓励唐铎：“你来广州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我非常欢迎你来学习航空技术。现时航空局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你可到这个厂里先当实习生。”唐铎说：“我志在飞行，从当学徒开始也干！”胸怀振兴中华理想的唐铎，最终在1924年9月成为了我国第一所军事飞行学校第一期10名学员之一。1925年，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选派唐铎等几名飞行学校毕业生去苏联深造。到莫斯科后，唐铎先后在苏联空军多所学校学习飞行和通讯技术，后到苏军空六旅服役。 1933年8月18日，旅长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该旅将派出部分飞机在第16个“十月革命节”时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检阅。由于唐铎飞行技术熟练，特别是无线电通讯技术过硬，旅长命令他担任长机驾驶员，飞在最前面。1933年“十月革命节” ( 11月7日)清晨，唐铎精神饱满地驾驶一架P-5型飞机，带领另外99架飞机轰鸣着飞上了蓝天。他们列队飞越红场上空时，广场上欢声雷动。唐铎从机上清晰地看到了广场上飘扬的红旗、雄伟的克里姆林宫和玉带般缓缓流淌的莫斯科河。当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受阅代表，他举杯向在座的受阅飞行员们致意，祝贺飞行圆满成功。这是唐铎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3.一次战斗中，他干掉了德军10多辆坦克
“唐铎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他是我们赫山区唯一的开国将军！”赫山区政府办副主任陈泽伟分管区志编纂工作，他对记者说， “《益阳县志》和区党史办编的《益阳县籍在外地部分革命人物简介》对唐铎都有记载。”翻开那些记载有唐铎事迹的泛黄的书本，记者被带入了唐铎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41年6月23日清晨，正在苏联空军学校学习的唐铎得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进攻，他和同学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斯大林，要求上前线打击侵略者，但未能如愿。1944年，年届不惑、已身为军校空中射击教研室少校教官的唐铎，终于获得上前线的机会。唐铎接受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是攻击敌人的一个野战机场。作为中队长的他带领4架强击机超低空飞行，在离敌机场约16公里的空中加大油门增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过去，对准目标俯冲投下炸弹。霎时，烈火、浓烟腾空而起，几十 架敌机被炸毁。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唐铎中队已全身而退，得胜返航。唐铎一战成名。陈泽伟说，唐铎打仗不怕死，英勇而又善战。一次战斗中，他干掉了德军10多辆坦克，因此荣获列宁勋章。这次战斗发生在1944年7月3日。当时，解放白俄罗斯明斯克的战斗打响，已升任为强击机团副团长的唐铎，领受了消灭阻碍苏军主攻部队前进的敌坦克集群的任务。他带领8架飞机，对敌坦克群轮番进行突击。他们首先单机俯冲轰炸，在反坦克弹的爆炸声中，德军数十辆坦克瞬时变成一堆堆废铁。在进行第一轮打击后，他们又发射火箭弹，多辆敌坦克车、汽车被击中，燃烧成一片火海。接着，唐铎和战友又用机关枪“点射”，哪里有敌人，子弹就追到哪里。突然，唐铎发现一个敌指挥官带领大批敌人仓皇逃跑。这时，他飞机上的弹药打光了，他便降低飞机高度，用螺旋桨旋转，把敌人的脑袋削掉一 大片。几个僚机飞行员也仿其样，用飞机螺旋桨砍敌人的脑袋。这次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消灭了敌人数十辆坦克，给不可一世的德军坦克部队以沉重打击。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唐铎先后参加了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战役和解放东普鲁士战役。在解放东普鲁士战役中，唐铎创下了一天空战6次的记录。身经百战，唐铎没有受过一次伤，也没有损失过一架飞机，这在整个苏德战争中是少有的奇迹。唐铎后来在回忆这段岁月时，感慨万分地说：“在那些日子里，飞机几乎都是带血作战的。每次起飞关上机舱盖时，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回来。可是一飞上蓝天，我就只有一个心愿，揪住‘卐’字号飞机，拼命也要干掉它。因为我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为正义事业血洒长空，这是值得的！”唐铎的儿子唐维佳、唐瓦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在苏联居住时，经常看到苏联叔叔、阿姨十
分敬佩地伸出大拇指，对爸爸大声称赞道：‘中国人了不起’。”
4.“就是祖国的炊烟，我们也感到香甜”
设。”新中国成立后，唐铎的一些同学、同事被派往中国担任各种顾问，唯独没有他。他坐立不安，多次写信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请求回国。在1949年至1952年间，苏联国防部曾3次召唐铎到莫斯科谈回国问题，每次都答应他的要求，但都令他先回原单位工作，等候通知。唐铎也写信给中国的常乾坤、王弼，请代他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调他回国。1953年3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唐铎再次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提出回国的要求，终于获得批准。1953年4月9日，唐铎携其苏联籍妻子唐瓦柳和两个儿子启程回国。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记得一部苏联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祖国的炊烟，我们也感到香甜。离别祖国28年，我此刻的心情正是这样。当列车驶入满洲里时，当我看到解放了的祖国大地和意气风发的勤劳人民时，我激动地 唐铎在苏联学习、战斗、工作了28年，直到1953年才回国，这是什么原因呢？赫山区区党史办的同志介绍，其实赴苏联学习之初，唐铎就打算学成后回国，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1939年初，他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提出回国要求，任弼时要唐铎坚持学习下去，先完成学业。任弼时说，现在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你现在先把航空理论、飞机设计、空中战斗等项科学知识技术学到手，再回国搞我们自己的空军建设，肯定会有极大的用武之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天，唐铎万分激动地对妻子说：“我的祖国终于解放了，我作为炎黄子孙是多么光荣啊！我一定要回国参加革命和建 落下了眼泪。”
链接三陷囹圄，矢志不移
唐铎(1904—1983)，原名唐灵运，字金城。1904年生于益阳县(今赫山区)一个农民家庭，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奉派到苏联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由于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杰出贡献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光辉战绩，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及3枚奖章。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曾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辽宁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11月23日因病逝世。
唐铎在法国留学、在苏联及在“文革”中，曾三度身陷囹圄。虽历经磨难，但他始终坚信真理必胜，不屈服，不动摇，显示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崇高情操和品德。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于1895年在日内瓦结识。有一次他们在咖啡馆会见，谈起雅各宾党垮台的原因，在座的还有拉法格、盖得和龙格。普列汉诺夫开玩笑说：这个专政政府垮台是因为砍的脑袋太多了。25岁的列宁严肃地反驳：雅各宾共和国垮台，是因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众人付之一笑。没想到，这竟成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后来关系紧张的一个前兆。1880年普列汉诺夫被沙皇政府通缉不得不出走国外，很快结识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斯坦、李卜克内西、盖得等，后又结识卢森堡并同恩格斯往来。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 1883年在瑞士建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第二国际成立后他成为领导者之一，并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会议。他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公认的学识渊博又善于理论思维的思想家，得到恩格斯赏识。俄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分裂为布 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成了事实上的两党。普列汉诺夫希望两派统一，在两派中保持中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10多年里一直是少数派，很想得到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的支持，为此列宁给他们写过很多书信。列宁最想得到的还是普列汉诺夫的支持。1905年他致信普列汉诺夫说：“一直感到整个运动极需您的领导，您的热心的、直接的参加。”1910年又致信普列汉诺夫表示希望见上一面，而此时他们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观点的分歧已十分严重，经常唇枪舌剑。
十月革命的尖锐批评者
二月革命后俄罗斯解除了对政 治犯的通缉，普列汉诺夫于1917年3月31日夜间回到彼得格勒。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撰写了大量文章，对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政策，特别是10月以暴力推翻临时政府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1917年9月，布尔什维克成为多数派并很快夺得政权，随后严厉指责高尔基主持的《新生活报》是为反革命服务的，是黑帮党的，是银行家和匪帮的专用机关报，是银行家豢养的卑鄙报纸。高尔基不得不实话实说：“从1901年到1917年间，有数十万卢布的钱经我之手用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这些钱中有我的工资数万卢布，其余的都
荣。幸也不幸？高尔基粉饰过斯大林的“政绩”，后来他省悟了，不为斯大林作传，几次三番拒绝歌颂斯大林，只是未能拍案而起。《不合时宜的思想》直到1980年代末才解禁，人们在书报亭前排起长队，争相抢购。
普列汉诺夫“最后的预言”
1918年3月初普列汉诺夫病情恶化，两个多月后沉疴不起。他侨居国外37年，回到祖国仅一年就永远离去了。《在祖国的一年》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最成熟的著作，对1917至1918年初俄国的许多重大问题、对第二国际的历史，都发表了看法。高尔基是文人论政，普列汉诺夫是思想家论政。但高尔基不是一般的文人，他在十月起义发动前几个月撰文指出：“历史和胡闹——不管闹得多么轰轰烈烈——毫无共同之处。”十月间当布尔什维克即将起义的消息传出时，他十分不安并心存侥幸，然而起义还是发生了。他说：“革命将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它将怎样改变俄罗斯野蛮的风俗？它将给俄国黑暗的生活带来许多光明吗？在革命的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普列汉诺夫对十月起义的批判同高尔基是一致的，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发表了他的《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常常不得不回忆起恩格 斯的意见：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他们应当问问自己：我国的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 ……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 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论断不幸而言中,到1918年8月末，原沙皇帝国境内成立了至少30个政府，已疲惫不堪的俄国被投入可怕的内战。此外，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预言也变成了现实。
的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次中心，也是列强利益交汇之所在，更因此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和有利因素，使这座城市的优势条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央机关长期坚守和战斗的地方，也是党领导文化工作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以文化工作为重点和突破口，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使上海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孤岛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和列强之间的复杂矛盾，依托租界坚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壮大了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利用洋商招牌进行抗日宣传、团结国际人士推进救亡运动、借助复杂环境开展情报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在上海郊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等抗日游击区和多支抗日武装部队，对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上海郊县抗日游击武装在大江南北与新四军并肩作战，在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级发挥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为配合新四军开辟苏南、苏中和浙东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奠基和推动作用。发挥上海大城市的优势，全力支援人民抗日武装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赋予上海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上海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是全面的，举凡人力、物力、财力、技术、文化、宣传等方面，莫不竭力供应、大力援助。上海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支援又是全程的，从江西到皖南、从江南到苏北、从江淮 到浙东，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上海支援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就人而言，包含了大量新四军紧缺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就物而言，包含了农村根据地所缺乏的和难以生产的急需物资。就此而言，上海的支援工作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具有难以替代的特殊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在上海坚持斗争并争取最后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实事求是，适应形势、环境、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和行动方针。以全面抗战时期为例，上海党组织领导抗战的策略方针经历了5次大的变动和调整。正因为上海党组织能够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才使得每一次策略调整都使党的工作争得了主动权，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顺应了形势变化和任务需要，推动了上海抗日斗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抗战中，特别注重发挥创造精神，在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中创造性开展工作，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与日伪作斗争。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导和全国抗战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具有普遍意义，上海的具体形势、环境、任务则具有特殊意义。上海党组织在调整工作策略方针时，既表现为执行上的坚决性、自觉性，又体现出落实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英国特工安德罗斯说，来自巴伦中校的压力最终使西班牙人决定交出文件。很可能是巴伦的间谍成功将这些信件从信封中取出。英国人后来才发现西班牙人是如何完成这一困难任务的。信封被胶水和椭圆形蜡封起来。胶水被水泡掉之后，只剩下蜡封，通过挤压信封的顶端和底端，较大的底端将裂开一条缝隙。西班牙间谍将一个一头带钩的金属条塞进缝隙，钩住信的一边，转动金属条，将仍然潮湿的信纸卷成条状，再从信封底部的缝隙拖出来。
即使通常对外国间谍不屑一顾的英国人也不得不佩服西班牙人的创造力。这些信被小心地放在灯上烤干。然后由帕尔多送交给德国大使馆，亲手交给阿勃维尔的西班牙长官莱斯纳。帕尔多告诉德国人，他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期间他们可以任意处置信件。莱斯纳懂英语。库伦索尔能流利地阅读英语。德国人立刻意识到他们找到了爆炸性情报，获得这些文件过程中的重重障碍显然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印象。
“在我看来，它们似乎相当重要。”莱斯纳后来回忆说。这些信件显示，盟军即将登陆希腊，而西西里则是一个假目标。
莱斯纳身材矮小，满头白发，长了一对明亮的鹰眼，他给人的印象更像是外交官而不是情报官员。到1943年，他几乎已经被精力充沛的库仑索尔所取代，但他绝非傻瓜。只是匆匆读过一遍碎肉信件， 他就觉得古怪：“这些信中提到行动代号‘哈斯基’。它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在同一封信中提到行动代号和目标登陆地点实在太危险。”因为信件必须在1小时内归还，德国人迅速行动。“我把它们带进德国大使馆的地下室，”莱斯纳后来回忆说，“让摄影师把它们拍摄下来。我甚至一直在边上监督，确保他不会阅读文件内容。”
原始文件交回帕尔多手上，在库仑索尔的陪同下，他把它们送还给参谋部。德国间谍看着西班牙技师把信重新放回信封，用的方法和取信时一样，只是颠倒了顺序。将一封潮湿信件从信封中取出来已经很困难，再把信放回去，并且不会弄出一点儿皱褶并且保持蜡封的完整就更加困难。负责操作的西班牙人一定非常精于此道。在肉眼看来，“没有任何痕迹”显示信件曾经离开过信封。信件重新被放进盐水里浸泡24小时，恢复其潮湿的原 状。最后，信封被放回马丁少校的箱子里，和他钱包及其他私人物品一起交还给西班牙海军部。取出信件，将它们转交给德国人，将信件拷贝，再把原件放回，恢复其原来状态，这一切只花了不到两天时间。5月11日，西班牙海军参谋长阿尔方索•阿里亚戈•亚当上将拿着一个黑色皮箱和一个黄色信封来到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要求见海军武官阿兰•西尔加斯。这位西班牙军官解释说，他受命亲自交还从一位英国军官尸体上发现的文件和物品。“它们全部在这，”阿里亚戈上将说。从马丁少校的钥匙环上取下钥匙插在皮箱锁眼里，皮箱没有上锁。“根据他的态度，这位海军参谋长显然知道信件的内容。”西尔加斯写道。在英国方面，没有人知道，当信件交还给英国方面时，德国人已经琢磨了它们至少48个小时。
这个“无用的人”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行动正式展开前，它需要一个新的代号。丘吉尔对于选择重大行动的代号有明确政策：它们决不能轻佻，也不能暴露行动的性质。但这条规定在战时经常被忽略。因为间谍们发现拿绝密行动开玩笑，或者创造一个提示性的代号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特洛伊木马计划变成了“碎肉行动”。这一选择绝非偶然。蒙塔古的“幽默感到这个时候已经接近恐怖”，一个暗杀“死肉”的代号在他看来非常适合。绝不会有悲伤的母亲来抱怨这个代号不够庄重，因为迈克尔死后没有一个人哀悼他。蒙塔古和查姆利接到命令， “行动继续，给‘碎肉’准备必要的衣物、文件和信件，等等。”他 们必须给这具无名尸体一个新的名但新衣服没有穿过的痕迹。于是这字、身份、个性和历史。尸体身上位皇家空军军官换上了海军制服，除了携带包括欺骗内容的官方信连续穿了几个月。件，还需要手写的私人信件，通过他们虚构的马丁少校，聪明甚它们可以透露死者的个性。“他给至堪称“天才”，勤劳但健忘。他人的印象越真实，这个骗局就更加喜欢跳舞和戏剧，花钱入不敷出，可信，”蒙塔古说，“德国人肯定时常需要父亲的接济。马丁这个虚会研究每一个细节。”构角色的第一个证人是他的银行经就像创造小说中的角色，蒙塔理。蒙塔古找到劳埃德银行经理欧古和查姆利在海军部地下室里花了内斯特•维特利•琼斯，让他对一位许多个小时讨论改进这个虚构的任虚构的顾客，写一封关于透支款项务，他的喜好，他的习惯，他的才的愤怒信件。这一要求显然不属于能和弱点。他们赋予他信仰、吸烟英国银行正常工作范围。之后是一的习惯、出生地、故乡、军衔、部封来自马丁少校的父亲约翰• C•马队、银行经理、一个私人律师、一丁写的信。用蒙塔古的话说，他是对袖扣。他们赋予了他格林杜尔•那种思想保守的老古板。此外还有迈克尔不幸的一生中所缺少的所一张购买衬衣的账单。有东西，包括一个幸福的家庭、金马丁人生的大轮廓已经初具雏钱、朋友和爱。迈克尔变成了皇形，查姆利开始收集一些战士军官家海军的威廉•马丁少校，身份证可能随身携带的小物品：一本集邮号148228.死者和查姆利身材相仿，册、一个银十字架、圣克里斯托夫勋章、一短节铅笔、钥匙和用过的巴士车票。然而还缺少什么东西。他没有爱情生活。威廉•马丁必须坠入爱河。2月中旬，蒙塔古开始为他寻找合适的伴侣。我们要求“情报部里比较漂亮的姑娘”上交相片。蒙塔古还特别问军情5处的漂亮秘书简•莱斯利是否愿意提供她的一张照片。几周前，简和一名休假士兵托尼外出游泳。托尼给她照了几张相。其中一张照片里，简穿着一件连身游泳衣，腰上围着毛巾，带着甜甜的微笑。在上世纪40年代的英格兰，这张照片不仅吸引人，甚至堪称放荡。蒙塔古当然清楚这一
被损害的
2005年，联合国的一项统计显示，海地每两个死亡的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死于艾滋病。这里的经济主要依靠以家庭为主的小农业—— 85%的人口为农民，而70%的农业经济单位几乎不带来任何现金收入，这个国家甚至连干净的饮用水都无法自给。海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更是一场悲剧，他们甚至连建筑标准都没有。包括政府部门大楼在内的所有房屋都是在毫无规划和监测的情况下修建的——以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准衡量，都属于“非法建筑”。二战后，这个国家先是经历了一段西半球最残暴和奇怪的巫毒教独裁统治，然后又陷入无休止的分裂和内乱。事实上，近200年的历史中，海地一直被“西方文明社会”和自己曾经的殖民母国所遗忘，甚至被他的拉美兄弟国家所遗忘和孤立。这一切都源于他独特的历史。 海地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是目前西半球唯一的法语国家——尽管只有10%人口能使用较为纯正的法语，其他的人口则使用一种以法语为主，混合多种外来语的克里奥尔语，这是那些被贩卖到岛上的黑人奴隶们所使用的语言。法国的美洲殖民地曾经纵贯整个北美大陆，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则最终推动了海地的独立解放运动。1804年，海地的黑人自由民和奴隶们一起，赢得了长达10年的解 放战争的胜利。尽管白人屠杀了多达10万名黑人，但黑人在反抗中对白人的迫害，杀戮，枭首，强奸等种种暴行则随着刚刚兴起的现代媒体——报纸传遍世界，震惊了整个西半球。消息传到美国，甚至促使美国国父托马斯•杰弗逊改变了对奴隶制的认识，海地革命以前，杰弗逊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有违人性的，而此后，杰弗逊坚持认为，海地的暴行表明，除非把黑人都赶出美国去，否则废除奴隶制将导致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