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 YUE JI ZHE ”MAO ZE DONG

毛泽东不仅是革命领袖，也是新闻大家。他不仅有着一系列的新闻理论，而且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这里，说的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当特约记者的故事。

毛泽东在大公报的人缘曾任湖南《大公报》主笔张平子回忆：“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后）毛泽东此时从北京转回长沙，寄寓其族人毛宪律师事务所内。该所在新安巷，与大公报馆仅一壁之隔。该社原有全国各城市及日本、英国、美国、南洋群岛等地的交换报纸一百多种，陈列于我的寝室外面室中。毛泽东极喜浏览报纸，每坐其中辄数小时不去。遇风雪之夜难于返寓即与我同榻而卧。”

辛亥革命后，张平子与几个同仁创办了《大公报》，身为主笔兼编辑，与毛泽东同为湘潭人，同在长沙城，同有报刊缘，自然也就成毛泽东“早年之友”。解放后，张平子做了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

毛泽东在大公报馆的另一个朋友是主笔龙兼公，也是湘潭人。打开《毛泽东早期文稿》，无论发起湘潭县教育促进会，还是提出制定“湖南宪法”，都有毛泽东和龙兼公的署名。可见，毛龙二人“声气相投”。

毛泽东组织文化书社，募集股款，每股十元，大公报的“编辑同人皆曾入股”。

《大公报》的一些采编人员还参加过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的一些政治活动。

当上“馆外撰述员”

湖南《大公报》自1915年9月1日创刊，一直出版到1947年12月31日，经历了30多年。那个时候，“湖南政潮汹涌，政权几易，战乱频仍”，《大公报》在社会的惊涛骇浪中，“遭停刊处分9次之多，成员遭逮捕、系狱、审讯和逃亡次数更多，财产、书物、房屋被抢劫焚毁尤难估计”，仍能坚持这么久，足见其在湖南的影响。

其实，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已注意到《大公报》的影响。7月25日他曾致函萧子升，对长沙的《湖南公报》、《大公报》的评论和新闻报道作了比较和评论，认为《湖南公报》所刊载的孙中山先生等人的演讲，对读者很有启发，为《大公报》所不及。

毛泽东不仅喜欢看报，也是办报的“里手”，稍后一点时间也开始办报办刊，自然和新闻界联系紧密起来。在《湘江评论》、《新湖南》被督军张敬尧封杀后，毛泽东有话还得借助一个阵地说，而《大公报》的“同人颇佩服他的卓见”，于是也就当上了该报的“馆外撰述员”。

赵五贞自杀事件“系列报道”

从毛泽东在《大公报》所打响“第一枪”来看，他做的是“特约评论员”或专栏作家的事。

11月15日，《大公报》刊登了社会新闻：长沙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20岁的古董商，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身亡的报道。

16日，《大公报》就刊登出毛泽东的文章《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分析了赵五贞自杀的原因和社会环境，是“三面铁网（社会、母亲、夫家）坚重围着”，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并提出建议：“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

《大公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一方面，在半个月内，对赵五贞的自杀事件作了连续四次的跟踪报道。另一方面，从11月16日起，辟出专栏，对这一自杀事件进行讨论。毛泽东在《大公报》上连续

撰写时评和杂感，尖锐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的罪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参与讨论，形成对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舆论制裁。至12月1日，《大公报》共发表讨论文章36篇，其中有9篇为毛泽东所写。如毛泽东发表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等文章，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对“社会万恶”制度的控诉。此外，毛泽东还写出了《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文章，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有人评论说，《大公报》“无

论人力还是物质条件都不好，若不是该报慧眼识珠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开展讨论活动，以及毛泽东本人的积极参与，是怎么也办不到的。”同时认为，这次“讨论成功，为以后毛泽东的‘傍着活事件讨论理论问题、社会问题’的主张打下了基础。”

高产质优的“特约记者”

到了1920年10月，毛泽东被聘《大公报》的“特约记者”。

这之前，按张平子的说法是“他为本报写了不少文稿，同人颇佩服他的卓见”，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办报才华得到了行家的钦佩。

这个时候，第三次督湘的谭延闿，为避免三湘战火不断、政权得得失失的“怪圈”，想在南北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稳定自己的统治，祭起了“湖南自治”的“法宝”，还准备制定“湖南宪法”。《大公报》也以为如此不仅可以让湖南“独立”于南北争斗之外，还可以实现民主政治，也就准备在“自治”上大作文章，“拟集合一批思想进步人士专任撰述，特聘请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等为特约记者，并将聘书刊于报端，以示隆重。”

于是，毛泽东当上了“特约记者”。

毛泽东对“湖南自治”是投入了相当热情的。从9月3日至10月7日，毛泽东除进行动态性报道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湖南自治”的政论文章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