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抗战艰辛中的南开

导读：创办人黄钰生既是南开大学的秘书长，又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冯文潜既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陶云逵则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教授。正厅和西厢房是历史系雷海宗所建立的历史研究所；东厢房共三间，便是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24把金箱钥匙”

回忆起1937年7月南开大学受到日军炮火轰击，不得不全体撤离，当时的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说：“（当时）我这个秘书长，带着南开的全部家当，24把金箱钥匙，无可奈何地逃离八里台，一直逃到了昆明！”

七七事变后，驻平津的中国军队撤出，日军更加肆无忌惮。盘踞在离南开大学不远的日军兵不时骚扰居民，并向过往的南大师生耀武扬威。一天，日本特务竟然携带武器驾驶汽车闯入校园绑架爱国学生，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南大开始紧急疏散人员、图书仪器。师生员工奋战了几昼夜，才转移出去各种物资的50%~60%，还有大批财物待运。

7月29日午夜一时日军突然开炮，南大留守人员速躲避至西柏树村旁，乘小船向青龙潭一带暂避，炮火随船射击，更有敌机尾随飞行。船到王项堤时，大家只好躲避在稻田中。第二天清早，黄钰生放心不下学校，带领3名职员和5名

学生，冒险回到学校，巡视、查检重要仓房门户是否锁牢，不久，日军又向南大轰击，炮火极猛，师生只得避入秀山堂地下室，几经突围，从思源堂后身的八里台停船处出吴家窑，经佟楼与马场道，才逃到绿牌电车道南大临时办公处。黄钰生当时浑身泥水、一脸烟尘、满头乱发，眼镜架只剩下一条腿拖在耳际，手中提着一大串钥匙，其中有一把是他自己住宅门的钥匙，其余是学校仓房的钥匙。这就是所谓的“24把金箱钥匙”———南大的“家当”的来历。

“步行团”向西南迁移1938年夏，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到云南昆明，师生分成两路：一

路走海路，由长沙经粤汉铁路到广州，渡海到海防，转滇越铁路到昆明，年岁较大、体力较差的师生和女同学走这条路；另一路是走陆路，体力较好的师生组成步行团，从益阳走湘西，徒步横越贵州省，一直走到昆明。行程3500里，要经过许多险山恶水、崎岖道路，按说黄钰生是南开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名教授，他大可以按规定乘车船到昆明，可是他坚持参加步行团，他说：“前方战士在打仗，在流血牺牲，我走点路算什么？”

步行团采取军事管理，分两个大队、三个中队，由黄钰生负责领导。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特派黄师岳中将任团长，毛鸿等分任中队长，小队长由同学担任。同行的教师有：闻一多、李继侗、曾昭

抡、李嘉言、袁复礼、许维通、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王钟山11人。步行团平均日行65里，而黄钰生与曾昭抡等人有时要多走一些路以照顾走得慢的和掉队的团员们，所以团员们说他们是走得最多的人。到达昆明后，黄钰生刻了一枚“行年四十，徒步三千”的印章，纪念平津三所大学向西南迁移的历史。

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抗日战争进行到上世纪40年代初期，除去西北、西南以外，大半个中国的土地都已经沦陷。西南边陲的滇缅、滇越铁路成为连接国际的交通要道，云南省政府决定再修筑一条铁路，由滇西的石屏通往滇边的佛海，以连接滇越铁路。

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愿意提供经费，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参考与应用。南开大学取得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信托，便决定趁这个机会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些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开辟科研阵地。

研究室的全称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创办人黄钰生既是南开大学的秘书长，又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冯文潜既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陶云逵则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教授。

“抗战时期，一切从简”，这个研究室实在是简陋得难以想象。说是研究室，顾名思义，总该有间房子吧，可是，有其名而无其“室”，当然也就无须什么桌椅板凳之类的设备。冯文潜奔忙了足有一年，终于在西南联大小西门外新校舍附近，为边疆人文研究室找到了一个地址，还借到了旧桌椅板凳之类的应用家具，使研究室名副其实地有了一个“室”。这里本来是一个三合院的旧庵堂，一间正厅，东西两厢。正厅和西厢房是历史系雷海宗所建立的历史研究所；东厢房共三间，便是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室雅何须大”。研究室不大，但也谈不到什么“雅”，只是由于柳猗的努力，小室修葺得门窗户扉俱全，能遮风雨，比起门窗脱落、泥巴墙穿洞的新校舍，似乎还强一筹。更令人欣喜的是在这间小室里，冯文潜以零买整寸的办法储存下可以“令”计的新闻纸和土造白纸。昆明的物资供应很差，纸张等经常脱销，数以“令”计的纸张，可算是一笔了不起的“财产”了！条件虽然艰苦，但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无论著名的老年专家、教授，或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大都能想到战争年月，不能效命疆场，而能有这样一个远离硝烟烽火的环境，怎能不尽其分内之所能，在学术上做点贡献呢？所以大家都能甘于艰苦。

研究室的调查队伍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 金平，沿红河而下，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等兄弟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调查成果的一部分是为石佛铁路提供所需的材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其中有黎国彬的《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车里、

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还有陶云逵、黎宗献的《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以及高华年的《黑夷语法》《鲁魁山倮倮的巫术》等等。后来成名的高华年教授的专著《彝族语法研究》、黎国彬教授的专著《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材料就得自当年的社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