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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慈善活动比较发达，涉及慈幼、养老、济困、救残、助学、助葬等方面。当时慈善机构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完全由政府开办，如养济院；另一类由民间力量主导，包括育婴堂、普济堂等。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其监督机制颇具特色。

将养济院的慈善活动纳入政府的监察体系随着对全国统治的确立，清政府逐步恢复和发展了明朝的养济院制度，在各州县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州县地方官对养济院负全面责任，从接收孤贫、发放口粮到日常事务，均由其管理。日常口粮是养济院最主要的开支，经费全部由政府拨付。因此，养济院的慈善活动被完全纳入政府的监察体系。

对养济院救济活动的监督，由州县官的上级府、道、督抚以及户部来执行。《大清会典》规定，州县地方官需要将养济院的实在人数按顺序编号，“开列花名、辨明年貌、委系何项残疾孤苦之民，并注明原住籍贯，出具印结”，由知府转送上司稽察，有关裁革、病故、顶补、新收等事项，也要随时申明。每到年终，还要将发放给孤贫的口粮、布匹等造册登记。道员、知府每年遇查勘公事之时，即带原送册籍，赴养济院点验。如房屋完整、孤贫在院、并无冒滥，出具印结，年底造四柱册（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申报总督、巡抚，加印后送交户部。另外，还有专职监察人员——御史对养济院的救助活动进行监督。

如果管理不到位，则要加以降职、革职等惩戒。上级官员如果包庇，同样要加以惩处。但从乾隆中期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直接影响到养济院的监管，相关规定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慈善机构需将收支账目张榜公布，这种财务公开无疑是慈善管理进步的标志清中期以后，财政日趋匮乏，政府已很难再为慈善活动支出足额经费。慈善机构的重心逐渐由政府向民间转移。

在民间慈善机构初创时期，主要实行管理和监督合一的轮值制，由数人分月轮值，彼此互相监督。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善堂规模的扩大，多数慈善机构改行董事负责制。其管理者分为决策监督者和执行者两部分，前者负责决定机构的重大事项，监督慈善活动的开展，一般不领薪水；而执行者则常住在堂，支领薪水。

慈善活动是捐助者的自愿行为，取得其信任尤其重要。为取信于人，慈善机构需将收支账目张榜公布。以后则逐渐发展为刊刻征信录，其内容多为财务收支状况，详细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数额和各项公费支出细目，表示经办人涓滴归公，以昭众信。当时征信录对财务收支状况的记载比较简单，但财务公开无疑是慈善管理进步的标志。

清代民办慈善机构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监督。除了主动将征信录送交官府“核阅”外，由于一些善堂接受了官府的财物支持，政府要求“其动用官发生息银及存公银者，均每岁报部覆销”。另外，晚清报刊兴起，形成舆论，也具有监督慈善活动的职能。

按照血缘关系成立的义庄，其监督机制带有农业社会的特点清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按照血缘关系成立的义庄，其监督机制即带有农业社会的特点。义庄是清代宗族内的主要慈善设施，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拥有义田、庄屋等，多由族中富人捐出。组织机构一般以庄正为首，下设庄副一二人来经理庄务。建庄者及其后裔有权对管理者进行约束与监督。此外，宗族内所有人均有监督之权。义庄对其款项出入有详细账册。为避免纠纷，宗族中人均不得与义庄发生经济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