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南联合大学的学风与精神养成： “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中国的三个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自1937年至1945年，西南联大坚持战火下的教学共计9年，在战时大学中联合得最成功、办学时间最长。翻阅报名册，人们会发现原来入学者达8000人之多，而最后领到毕业文凭的不过2000多人。战乱、贫困、离散等各种原因，使
大部分学子没能完成学业。而在这2000多人中，最后成为学科领军人物的也是少数。
西南联大和任何一所大学所培养出来的，我以为，只能称作是“潜人才”，有心者需要经过一个深造的环境对接，才能成为可用之材。《荀子 劝学》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志向坚定，用心专注，珍惜时光，这三点，看似不高亢、不起眼，却成就了他们的“大器”。一种学习态度，其实蕴含了人格品行的自我修养和深邃的文化精神。
校花转系
郝诒纯，“联大”人公认的校
花。
我问过生物学家邹承鲁：那时候你们也评校花吗？他说：“没有，但是大家心中有。她长得很漂亮，功课又好，篮球打得好，是学生会主席。”
哲学家任继愈毫不掩饰地称赞她“漂亮”“活泼”“多才艺”，
“组织能力强”。
《道德经》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德厚之人，如婴儿一样纯洁，无所畏惧，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计较眼前的得失。我采访过西南联大上百名学子，有幸亲聆一批堪称“英杰”人物的回顾。深入到这些名家的“精神成长”中去，就会发现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接了东方文化的智慧与美德。他们皆具专注而独立的品行，不从流俗，不附平庸。
“联大”，三校群英荟萃之园，郝诒纯曾连任两届学生会主席。半个世纪之后，她在地质学界取得杰出成就，并担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
我曾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实验室里采访过郝诒纯，在那些矿石和显微镜当中。那是她的世界，有一种旷野的苍凉，没有任何珠光宝气，散发着一股书香与青春朝气。
有人看到郝诒纯年轻时的照片
说：“像阮玲玉。”
上大学时，郝诒纯曾打零工维持生活开销。她曾到一个教会医院去洗纱布，护士长不忍心看到这样秀气的女孩干得双手开裂，就给她换了一个工作，去刻蜡板。后来，她用自己的工钱买毛线送给教授家的孩子们，帮助他们过冬。
郝诒纯资质过人，因为对这个民族的悲悯与责任心，毅然选择了地质学，终生在野外考察中度过。
郝诒纯上中学时，一个地理老师常对他们讲，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受帝国主义侵略，所有的矿产开采，都是外国人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学地质或者采矿，把我们的矿产开采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到了西南联大，郝诒纯又受到了一位教授的影响，他是袁复礼先生——第一届西北联合考察队队员。“西北考察队是瑞典人出的钱。（20世纪）20年代初期，领导
权掌握在瑞典人手里。一是为了考察，一个还是为了预备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在那个军阀统治时期，袁复礼这些爱国学者通过斗争取得了科学考察的权力，但主权还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袁复礼痛感祖国被“弱肉强食”，竭力劝学生学地质。
一般女生学地质，教授们都不欢迎，因为结婚以后就不能干了，另外也有危险。
“我是一个女生，系里就不要我。袁复礼老师说，没有关系，科学领域里男女是平等的。男的能够办得到的，女的也一定能够办得到。这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当郝诒纯要求从历史系转地质系时，很多男生都不禁感叹，这样的女孩子，应该去外文系啊！ “我出野外，都是跟男生在一起。那个时候没有客栈。云南农村的旅店，下面是猪圈，上面就是一圈木头条、竹子搭的。我们就睡在上面。我跟男生用布拉一个帘子。
他们睡在外面，我在里面。”
战火连天时，郝诒纯在野外考察，曾经因为被怀疑是间谍，军队把她和同学一起抓走，关了起来。当时的人看不惯男女同行，而怀疑他们关系“不正当”。而当每一次误会解释清楚后，人们都会对这个漂亮而不畏艰险的女学生刮目相看。
一张照片代表了郝诒纯一辈子的主要生活。这位身材颀长窈窕的女性，挎背包，戴越野帽，手挥铁锤，脚踏山崖，正在凿取矿物标本。她告诉我，直到今天，男生也少有报地质的。地质大学每年招生都有难度。
太平日子过久了，学子们感受不到一种发愤的动力。对国家的责任松弛了，只剩下对自己生活的盘算。这种状况，在其他学科也相当普遍。
201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举办了“回顾与展望——中国西北考察团九十周年”纪念论坛。这就
是当年袁复礼先生给郝诒纯讲述的那次刻骨铭心的野外考察。袁先生在其间工作了五年，而他的多个子女，就是郝诒纯曾经送毛线给他们御寒的那些孩子，后来全部学了地质。
如今，“国耻”已经成为过去，而先贤的骨气与爱国精神，值得今天的青年人追怀。
虎啸南岳
北大撤出北平到长沙后，日寇节节进逼，这座历史名城也遭到了轰炸。有一批学子参军走了。后来，我在台北遇见的化学系孔令晟学长，就是其中之一。
孔令晟身躯高大，相貌威武。他告诉我：“我们那个时代优秀的人都出去当兵了。我是直接到战场的。”从军，是战火催生的一种志向。激烈的炮火将孔令晟的耳朵炸聋，现在同他讲话，只能在他略有听力的一侧。
哲学系学生任继愈说，当年是读书还是从军，在长沙时，师生们曾发生过一次大争论。钱穆教授说：“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
因为抗战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学业不能中断。
在“长沙临大”，任继愈寄宿在南岳古寺之中。他告诉我，夜间听见虎啸，早晨起来，曾看到在寺院的树枝上，挂着虎毛。
青年人毫无畏惧，任继愈就此游遍南岳名山，惊讶于中国的儒道释在同一座山中和谐相处。
学校再迁昆明。为了彰显大学的存在与不屈的气概，一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去云南。
任继愈回忆—— “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因为我一直在城市里长大和学习，真正的农村基层没有接触过。到抗战开始，经过从湖南长沙到常德到湘西这么过去，一直到贵阳，然后再往西走。有一段路是跟长征的路线相重合的，古代的《徐霞客游记》里头也提到过这一条路线。这次走路对我教育最大，真是看见最基层的人民是怎么活的，感触很大。”
在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县长贴出布告，称这些路过的大学生是未来的“社会领袖”，是“民族的希望”，要求当地人为他们提供干净的住处。
一位保长在集市上敲锣，传令乡民们不能涨价，因为有学生老师要路过和购买。人民极其寒苦，但“当亡国奴，他们不干”。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不愿当亡国奴。当时这种生活，百姓就很艰难，也很痛苦，但能忍受。可是日本人来，他就不能忍受。其实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这是有志气，是民族志气！”
一名知识分子，报答自己人民的方式，就是用他的学业，来维护
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与尊严。
任继愈说：“那时候我感觉到，中华民族文化渗透在穷乡僻壤里。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专攻中国哲学史。”
在当代哲学家中，像任继愈先生这样曾经“用脚掌丈量过大地”的人太少了。任继愈在哲学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曾经被毛泽东主席夜召中南海讨论哲学与宗教。然而，他终生保持淡泊，对下层人民有充分的尊重和深切体会。
任继愈曾对我说，他喜欢云南人“有脾气”，有脾气意味着有尊严，不接受收买，不是拿出一点儿钱来就能“摆平”的。
在多次谈话中，任继愈都提到“民气”这个词。只要“民气不衰”，他认为就有希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这段话：“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中国人的各种努力都是在寻求‘现代化’，走出‘中世纪’。谁能带来‘现代化’，人民就跟谁走。”
科学救国
日军占领北平时，邓稼先还在志成中学念书。一天夜里，校长跑到他家中，告诉邓的父亲，这个孩子必须马上逃离。
因为白天在日本人召集的会议上，邓稼先当众撕碎了日本国旗，踩在脚下。
邓父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临别时，他说：“儿啊，你要学习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稼先跑到了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他对古城印象深刻，昆明当时靠每天在五华山放炮来报时间。这件工作被勤工俭学的西南联大学生承包了。
半个世纪后的一天，邓稼先告诉妻子：“今后这个家我不能再管，都交给你了。”
从此，邓稼先远离北京的家人，工作在秘密的远方。最终，他成为中国“两弹之父”，开创了中国原子弹与氢弹的时代，并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健康与生命。
他的遗言：“我死而无憾。”
在西南联大的众多学子中，科学成就与名望享誉世界的，大有人
在。但讲到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邓稼先、郭永怀这批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杰出贡献与崇高人格当彪炳史册。
生物系学子邹承鲁身材高大，面目俊秀。上学时，他办过壁报，演过话剧。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杨石先先生。当时，西南联大并没有开设生物化学这门课。而杨石先在讲普通化学课时，谈到了正在兴起的新学科——生物化学，使得邹承鲁产生了兴趣。
邹承鲁说，自己的理想是“科学救国”，“从蔡元培开创的校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艰苦条件之下坚持做学问，是西南联大最重要的学风。西南联大很艰苦，但是还有实验课。你必须上。管理得很严。”
多年后，邹承鲁成为中国人工胰岛素合成项目的带头人之一。
茶馆学风
身材高大，貌似威严的朱光亚，其实性格有幽默之处。
接受采访时，朱光亚说他参加过联大合唱团，随后开口唱了一段“茶馆小调”：“晚风吹来天气燥，东边的茶馆真热闹。”
昆明城西有几条老街，街名带“贵人气”——龙翔街、凤翥街、珠玑街、青云街、文林街。抗战时期，这些名字贵相的老街迎来了它们真正的“贵人”。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成天就在这些老街上“泡茶馆”。
杨振宁先生有清晰的记忆——
“西南联大当时没有烧开水的设备，一天喝水怎么办，就去坐茶馆。在凤翥街、龙翔街，还有文林街、青云街都有很多茶馆，很多位置是西南联大学生的。黄昆、张守廉跟我，三个人先在食堂里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去坐到茶馆里头，常常坐一个半钟头，高谈阔论。”
杨、黄、张因为才华出众，又形影不离，旁若无人地讨论他们的问题，因此在西南联大被称为“三剑客”。后来，他们都成为世界物理学界的佼佼者。 杨振宁常常跟研究生说：“研 究生在念书时候所学到的东西，多
“茶馆安静吗？”王说：“那茶馆怎么可能安
静？”
我说：“那你能看进书去吗？”
王说：“我们学的就是这个本事。”
闹中能静，这是“有志趣”的缘故。
英语系学子许渊冲对我说过：
半情形下，是从同学那儿学到的，不是从课本上，也不是从老师那儿学到的。因为同学之间的辩论，可以真正地深入。跟老师你不能接触时间太长，跟同学你可以持续不断地讨论。”
李政道回忆：“那个时候昆明虽然有电，但因为在抗战期间任务
很多，电力有限，图书馆的电灯泡丝总是红的，根本不能念书，所以我们是在茶馆学习的。它晚上有汽灯。”
李政道认为，当时的茶馆是很特殊的，是代表着昆明民风、风俗的好地方，体现了当地人对学生的体贴之情。
“茶馆你可以早上去，很便宜的。我们清早就去。它那个方桌子，有板凳，可以一边坐两位，就是有八个位子。你去，可以泡杯茶，茶杯你就搁在那儿，他们放水，而且你不用再加钱，很便
宜的，所以我们工作都在茶馆里面。”
邹承鲁说：“因为图书馆要占座位，大家都抢，所以我从来不去图书馆。不只是我，大多数人就在文林街啊等地方坐茶馆。那个地方的茶馆，窗明几净，而且大伙儿都在那儿念书。泡一碗‘玻璃’，老板也宽容，我就能坐一上午。所以好多人去那儿。”
那时，昆明人用语很雅，到茶馆要白开水，就说“上玻璃”。
我问过工学院学子王希季：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他说，读书要有兴趣，没有兴趣做不了事。”
在台北的哲学系学子刘孚坤说：“罗素说过，人有两种冲动，第一种冲动是创造性的冲动，第二种冲动就是占有的冲动。罗素讲，要尽量地发挥创造的冲动，而贬低和不要那个占有的冲动。”
刘孚坤认为，享有的冲动融合在创造的冲动里面，才是理想的状态。
正是这种精神的追求，创造的享受，贯穿着西南联大学子战时的
学习生活。
严格淘汰
物理系学子沈克琦对我说—— “西南联大有个规定，你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必须重修。这跟一般学校是不一样的。西南联大也有补考，什么样的补考呢？因为生病了，没有办法考试，那么你用病假条，到补考的时候，这个可以补考。缺考的可以补考，不及格不准补考。”
土木系学子梅祖彦回忆：“那个时候学校的淘汰率很高的。那些莘莘学子，流亡学生，跑那么远来读书，成绩要是不好，学校说开除就开除，让你退学就退学。或者，毕不了业，再念一年。有的学生整整念了八年。所以，它还是很严格的，并不放宽标准。”
那个时候，教授们打分都是画一个曲线，必须有多少人被淘汰。这种看似无情的冷静，其实是高等教育的规律——必须控制淘汰率，质量才能保障。
王希季，“两弹一星”功臣，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在联大学习时，有过零分的纪录—— “在联大四年，作为培养我工程学方面的基础，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另外为人处世方面，这些名师能给你作出表率。
例如刘仙洲先生，刘先生教我的是机械学。有一次考试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求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计算器，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计算尺是不可能准确到第三位的。我对这个
准确到第三位并没有注意。结果，我把这道题算完后，什么都对，就是没有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刘先生给了我这道题零分。”
机械学零分，对王希季可是很大的事。因为机械学是必修的。机械学学完，才能学机械设计。机械 设计之后，才可以学其他的东西。
时不再来
“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即使在日本飞机轰炸之时，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也没有荒废功课。
朱光亚先生告诉我，“一二一”运动时，他曾经参加了两天游
行，后来因要准备出国的功课就退出了。朱光亚生前担任国防科工委负责人，是原子弹与氢弹工程的组织者。
机械学不及格就等于要多学一年。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让我认识到，做一样事情就必须把你做事情的要求，或者你的目标，考虑得非常清楚，非常认真，不然的话，好像是对了，结果却没有达到最后的要求。严师出高徒，它不只是知识的事情。”
在台北，历史系学子姚秀彦对我说—— “九点上下，警报响了，跟上课差不多是一样的时间。日本飞机天天来。天天来的意思，也不是每次都要来把你这个地方炸了，而是让你的整个行政啊、学校啊混乱，出现恐惧情绪。
警报响了，跑！你不跑，万一它一个炸弹下来怎么办？
警报解除了，上课去！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就不念书了，其实是更加用功念书。
图书馆早上还没有开门，门口就排成了长队。图书馆一打开，大
家就进去了。因为三校的图书没有完全运到昆明，书不够，所以大家争先进去。
晚上有老师做专题讲演，也是密密麻麻的。同学们更加努力，因为求知识的机会难得。”
历史系学子王汉斌说，他在联大时读书最多最专心的，正是在政治行动处于沉寂的那段时期里。他在西南联大学习《美国史》《比较宪法》和凯恩斯的经济学，在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中，都派上了大用场。
梅贻琦校长的儿子梅祖彦当年并不在从军之列，但他抗日心切，毅然要求去—— “记得当时，家里也经过一番争论。我们要去，我父亲讲，鼓励我这种精神，但是他说，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有机会上大学也不容易的。以后报国的机会还多，不如把大学上完再去。我觉得也是这样。但是一起的同学就开始鼓动，所以还是去了。”
为了从军，梅祖彦没有领到西南联大的毕业文凭。他是在法国完成学业的。
在抗战中坚持办学8年之久，培育了无数人才的梅贻琦校长，没有给自己的独子发放文凭。
这是一个风骨磊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