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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海上活动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15世纪初,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明朝永乐皇帝作出了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决策,郑和统率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开始了航海活动。七下印度洋,成功地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将中西文明交往的重心从亚欧大陆转移至海上,为海洋文明的全球崛起做出了重要铺垫,拉开了海洋时代的序幕。海上事业的鼎盛,彰显了古代中国处于世界航海史巅峰的海洋强国地位。16世纪,全球化从海上全面拉开了帷幕,一个整体世界从海上连接起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东西方在海上大规模直接接触交往的时代到来。此时,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的变革潜流已成汹涌之势,明代白银货币化,巨大的白银需求,推动中国走向海外世界;海商集团迅速崛起,参与到全球化开端时期的国际风云际会之中。17世纪,中国海上力量重新整合,促成郑成功在与西方国家的海上博弈中胜出,收复台湾,称雄于东方海上。明代海上事业不仅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绝后,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史上彪炳史册,也成就了明代中国辉煌的国际地位。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了海洋

明朝替代元朝而立,其建立之初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大变局——横跨亚欧的蒙元大帝国瓦解之后,国际格局出现了真空。在周边大环境处于蒙元帝国崩溃震荡之中的时候,明朝伊始,明太祖就开始了在西洋、东洋、西域三个地区的全方位外交,再度激活了连结亚、非、欧之间的陆上和海上的通道。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丝绸之路是中西交往的通道,是流动的文明之路。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下西洋,其间经历了1500多年,中国人向西的寻求从来没有中断过。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航海活动之一,可以这样说,中国航海人的崛起,并不始自郑和下西洋,但却是以史无前例规模的下西洋作为鲜明标志。下西洋属于国家航海行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均是此前世界上绝无仅有。

郑和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了海洋,“西洋”究竟指哪里?这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问题。一般谈及郑和下西洋,强调的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国与南亚关系、中国与西亚关系、中国与东非关系等。近年笔者考证表明,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一开始是有特指的,在跟随郑和亲历下西洋的通事马欢笔下,名“那没黎洋”,也即今天的印度洋。而作为郑和大航海时代一个整体的印度洋,久已被我

们极大地忽视了。

作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终极目的地,是西洋的古里,即位于印度洋中部的印度古里。古里,即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译科泽科德。正如卡利卡特大学副校长古如浦在《卡利卡特的札莫林》一书《前言》所说:“该地是中世纪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之一,是一个香料和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中心。”此后六次下西洋,古里是每次必到之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乃至东非。这些地区与海域都是在印度洋周边。更重要的是,“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到达古里,意味着全面贯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从海上给古代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陆海丝绸之路至此从海上全面贯通,交汇之地就在印度洋。

蒙元帝国在政治上结束了,然而在贸易上的影响留了下来。明初一反元朝四处征伐政策,而是遣使四处交往,遂使国际交往在印度洋区域繁盛地开展起来。虽然印度洋区域各国间的经济贸易联系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此时再也不是阿拉伯人执牛耳了。通过中国人大规模下西洋直接前往印度洋贸易,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在长达28年时间里,郑和海上外交使团,也是中国派往印度洋的庞大贸易使团,满载中国丝绸、瓷器、铁器、麝香及其他特产的船队,远航至印度洋周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疑促使古代丝绸之路达于鼎盛,也奠定了当时中国的海上强国地位。

今天我们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积749l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1/5,拥有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和海湾。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紧紧地将亚、非、欧连接在一起。郑和七下印度洋,联通了亚、非、欧,包括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东非乃至绵延欧洲等广袤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也是利益与责任的共同体。中国参与了一个“全球”贸易雏形的构建,为海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做出了重要铺垫,也可以说拉开了全球史的序幕。

15世纪后半叶,白银货币化促使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扩展

15世纪后半叶,即明代成、弘年间,中国社会内部涌动变革的潜流,白银货币化开始全面铺开的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从那时开始,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进入16世纪,西方人扩张东来,采取亦商亦盗的贸易形式,展开对海上资源的激烈争夺,从此海上国际贸易竞争进入了白炽化。此时中国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白银货币化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奠定了白银在流通领域的主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国内矿产资源明显不足,因此海外贸易商品交换而得的外来资源成为白银的主要来源。海外大量输入白银的主要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从时间和动因上的研究证明,中国社会的白银需求曾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大开发。更重要的是,中国以社会自身发展的巨大白银需求为拉力,以享誉世界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为依托,市场经济萌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促使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地扩展,与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连接起来。

确切地说,晚明中国面临重大变迁的同时,世界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进程之中。明代中国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地方赋役改革之后,迎来了国家层面的张居正改革,标志着明朝面临古代中国两千年之大变局。国家财政体系从实物和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转变,则意味着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白银货币化的研究,印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具有内部强劲的驱动力,晚明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印证了中国从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是内生型的,而非外铄型;也印证了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用于世界贸易,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明代中国与世界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进程的趋向性发展是一致的,中国在与全球的互动中前行,为全球化开端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晚明中国在海上再度辉煌,17世纪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

长期以来有一种传统看法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实行海禁,中国人由此在海上退缩,从而丧失了海洋发展的机遇,到西方航海东来时,中国已落后于西方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来自于西方近代霸权话语,却极大地忽略了一个历史基本事实:晚明中国在海上有一个再度辉煌——17世纪中国海上力量曾称雄东方海上。

明朝私人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引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同时也导致了嘉靖年间海上国际贸易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的爆发。嘉靖末年基本平息倭乱后,明朝海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标志着制度的变迁。朝贡贸易模式衰退,开启了两种新的海外贸易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一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但是,前者标志中国海商出洋贸易的合法化,从而孕育了海商集团迅速崛起;后者标志澳门作为广州外港成为中外贸易的窗口,引进外商经营,葡萄牙人入居及其合法化,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贸易模式的转变使得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正式开创运行。

从整体高度来看待晚明中国海上力量,晚明海上场域突显了与此前国家航海为主的不同。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加速发展,海上贸易的主体——民间海商集团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以福建郑氏海商集团为典型代表。接受招抚,意味着郑芝龙完成了从海寇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作为海商集团代表跻身于明朝政治,成为统治层中海商的政治首领和代言人。这是晚明政治变迁的典型范例。海商在政治领域营造了自己的地位,标志着明朝官方对于海商的认可和海商对于国家的认同。面对海上的无序,重建秩序成为官商共同的利益所在。崇祯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内平海盗与外逐“红夷”(即荷兰人)。 全球化开端,海上是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国与西方的博弈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竞争。作为世界最重要也最具竞争性的海上场域之一,明末中国海上力量重新整合, 官、商、民通力合作,平息了东南海上乱象,实现了海上秩序的重建。在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的时候,中国海上力量与西方扩张势力在海上正面交锋,迎击并挫败了当时最强的海上势力——西方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中国在博弈中胜出,郑成功掌握控海权,收复了台湾。意大利历史教授白蒂对其的评价是:“独霸远东海上。”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当时的西方并没有拥有海上霸权,17世纪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

晚明中国走向全球,进入与世界同步的近代趋向性发展历程。中国海商经历了身份转换,中国海上力量则经历了重新整合,整合后的中国海上力量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博弈中胜出。这里还有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发生于崇祯十年(1637年)的英国船舰闯入虎门事件,这是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事件。经笔者根据参与事件的中、英、葡三方面档案和当事人日记的考证,证实了当时英国从海上以武力打入中国的企图,以失败告终;英国人当时心服口服地答应离开,永不再来。说明直至17世纪中叶,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对于明朝中国显然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同时证明了明朝对于海上控制的能力,也印证了在当时中西海上实力对比中,明代中国仍具有明显优势。我们不应忘记,西方从海上打破中国的大门,是发生在两个世纪之后的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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