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三原县党组织和渭北党组织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位于陕西关中地区渭河以北，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包括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处和高陵县、蒲城县、白水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发展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不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三原县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早在1925年，三原县在陕西咸阳地区就率先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为了声援国民政府的北伐，配合国民联军解围西安，三原党、团组织即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共产党人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史可轩等相继来到三原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农运干部，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府，在渭北地区率先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农民运动在逆境中持续开展。1928年2月，共产党员
黄子文、唐玉怀等在三原县武字区成立了农民游击队，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开展“三分五抗”。1928年3月至1931年4月，三原武字区相继建立了革命武装和党的组织，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浪潮不断掀起。1931年5月至1932年10月，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在三原、富平、耀县等地区形成了割据局面，根据地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革命武装建设和土地革命等全面发展。渭北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5月创建到1933年8月遭敌残酷“围剿”失守，坚持红色割据两年多，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首次尝试和实践，是西北地区创建时间最早、斗争历史较长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28年开始，习仲勋从三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征程，投身了革命运动，并参与和见证了渭北革命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多年之后，他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7月，习仲勋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渭北三原武字区，除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
在那里开辟了群众基础以外，到红二十六军还未到达该地以前，这里就是‘半红半白’的环境，1928年，为了支援渭华暴动，曾发动过三万人的围城斗争。1930年成立了灾民自救军，以后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活动，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杀土豪、反劣绅。另一方面也遭到国民党的捕杀镇压。这也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习仲勋写道：“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84年7月14日，习仲勋接见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在谈到陕甘边历史问题时指出，“要写陕甘边，一定要先写心字区、武字区、渭北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是继照金根据地之后发展起来的”。1986年4月7日，习仲勋与陕西党史委的习仲凯、白玉洁谈到渭北、陕甘边、陕甘宁根据地史时又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
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尝试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党组织领导开展群众运动，再从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建革命武装，通过群众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这种“先依靠群众运动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形式，是渭北和三原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对革命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丰富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实践。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渭北人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
导下奋起反抗，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共渭北特委、三原县委和武字区党团组织在以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开展革命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开创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它丰富了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实践，推动了区域革命运动的发展，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它是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渭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部区域与
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相连，照金苏区与渭北革命根据地息息相关。渭北革命根据地既为照金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前哨阵地，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
渭北游击队是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2月，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三原武字区共产党员黄子祥受党组织委派，带领武字区几十名青年农民参加了陕甘游击队，这些革命青年成为这支西北地区第一个工农红军革命武装的重要源头骨干力量。在陕甘游击队兵员不足、战斗力消弱的危难时期，三原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多次为陕甘游击队补充兵员。6月13日，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
子文带领陕甘游击队一个班返回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中共武字区委在三天之内组织动员了近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有力地支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照金苏区建立后，习仲勋、金理科、黄子文、周冬至、金天华、黄子祥、杨森、黄罗斌等主要干部先后从渭北根据地进入照金苏区，推动了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发展。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和回旋空间。1932年4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追剿堵截。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率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配合武字区游击队攻击了马额镇王茂臣民团。4月23日清晨，为避敌重兵袭击，黄子文带领五支队转移到照金与旬邑交界地带开展游击战。1932年8月，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历遭险阻，接连受挫，伤亡严重，王明“左倾”路线的追随者也对陕甘革命和陕甘游击队带来了严重干扰。在“内忧外患”的不利形势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等将刘志丹特意留在照金的特务队转移到了正处于革命鼎盛时期的三原武字区。三原武字区为保存和发展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提供了回旋空间和重要依托。
渭北根据地为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根据地是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和陕甘红军各类急需物资的支援供应基地之一。1932年—1933年，武字区军民在连续五年大旱灾荒之时的异常困难时期，克服各种困难，为陕甘游击队多次提供了紧缺物资，同时也为陕西省委在几度困难时期提供了不少经费。1933年—1935年间，习仲勋、周冬至等多次冒着风险回到三原武字区，利用武字区这条连接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的秘密通道，与武字区军民一起将布匹、药品、粮食、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秘密送往陕甘边区，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
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1932年12月下旬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12月底，渭北游击队编为两个中队前往照金，配合红二十六军开辟照金新苏区。1933年11月8日，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组建的红四团改编为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改编后，黄子祥、杨森率骑兵团向西北方向进发，帮助二、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扩大游击区。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人民为中坚骨干的渭北游击队——红四团——红二十六军42师骑兵团积极配合西北红军开展的英勇斗争，既为创建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和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前进基地。
渭北苏区是红军改编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基地。红军改编时大部分驻扎在渭北苏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致电请求，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于1936年底到1937年8月陆续进驻渭北地区。1936年12月下旬至1937年1月上旬，红军主力由陕甘边相继到达渭北地区的泾阳、三原、富平、高陵等地集结，形成了内线策应友军、外线迎击国民党中央军的军事态势。在国难当头之际，以泾阳、三原、富平、高陵为中心的渭北苏区成为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进行改编、请缨杀敌和抗日救亡的战略后方。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在渭北苏区的泾阳、三原、富平、高陵一带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改编誓师之后，八路军三个师大部分从渭北苏区的泾阳、三原、富平开赴抗日前线。中国工农红军在泾阳、三原、富平等县的顺利改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