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ZUO DUN FU KE YU ER “ZHONG KE ”DA CHE GUO TUI DE
卢作孚与“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湖北宜昌滨江公园，矗立着一座“宜昌大撤退”纪念雕塑，雕塑长15米、高9米、厚3米，由几个巨大数字和一只铁锚组成，呈船和长城之形，钢筋混凝土骨架外贴有红色花岗岩浅浮雕。这座巨型浮雕，勾勒了抗战时期卢作孚等民族英雄冒着日军的弹雨打通中国“生命通道”的恢弘气势，向后人无言讲述着“中国的敦刻尔克”——一场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撤退……
国运咽喉
在抗日战争期间，保护中国工业基础和各条战线有生力量，事关民族存亡和复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大批企事业单位和各阶层人员开始迁往后方。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淞沪会战，拼死抵抗3个月，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因此得到内迁的宝贵时间。11月，国民政府鉴于南京有陷落的危险，宣布迁都重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遂暂迁武汉，长江便成为各部门各阶层人士、难民和工厂、物资、学校等大举入川的唯一通道，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滞留武汉。在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涌向大后方的人流和内迁的实业、厂矿设备等源源不断地溯江西上，拥塞至300公里外的港口小城宜昌，等候乘船进川。宜昌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面积虽只有两平方多公里，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地处长江上游与中游的结合部，“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称“川鄂咽喉”。抗战时期宜昌尚无铁路，公路也不能直达四川，沟通川鄂的唯一通道就是长江。
1938年10月，在武汉保卫战即将结束之际，从华北、华东等地区撤到宜昌的人员和物资达到高峰，宜昌处在一片混乱和惊恐之中。据统计，在宜昌候渡入川的各类人员和难民、伤兵至少有3万人，其中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商人、公务员以及社会贤达，荟萃了各界精英。一时间，这座小城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不仅客栈、民房、学校、茶楼、寺庙、医院挤满了人，而且在狭窄的街道上也挤满了人，栖身檐下、露宿街头者触目皆是。日军飞机不断飞来轰炸，人们惶惧不安，争先恐后地抢购进川船票。逃难人群中的著名作家叶圣陶曾在宜昌等船7天，目睹此情此景，写下《宜昌杂诗》：“下游到客日盈千，逆旅麇居待入川。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从长江中下游撤运下来的设备、器材问题更加突出。据民生公司《新世界》杂志1944年5月刊载的一份报告：1938年“10月25日，武汉我军退守，宜昌形势，岌岌可危。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13万吨，必须赶速抢运”。此外，还有几十家企业的器材和设备，也一字长蛇阵地堆积在宜昌沿江两岸，其中绝大多数没有装箱，无遮无拦杂乱地敞露在江边的荒地上。孙恩山著《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美国《亚洲与美洲》杂志，1944年6月号）也记载：当时“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等待转运。而仅有的一点适于行驶三峡上游湍急流水的航运能力，却由于恐慌引起的谈判而陷于停顿！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到处是交涉、请客，请客、交涉，而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这批物资至关重要，几乎“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所引卢作孚言，均见该书）。这是国家实业仅存的元气，是大后方重建工业的基础。
可以说，赶在宜昌失陷前，把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是避免亡国命运的希望所在。然而，从宜昌往上游，航道弯曲狭窄，滩多浪急，大吨位的轮船根本不能溯江直抵重庆，滞留宜昌的人员和物资必须换载大马力小船才能入川。更可怕的是，此时距长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天左右，当水位下降到零以上数英寸时，所有轮船都得停航，而40天内运载入川，靠当时的航运能力几乎没有可能。随着武汉三镇形势的恶化，大批物资、难民和溃退的军队，仍在不断涌进宜昌，绝望的情绪在人们心中蔓延……宜昌成为国人凝目之地，成为悬系中国命运的咽喉。
临危受命
船舶运输司令部，人们的目光集中1938年10月24日黎明，在宜昌到会议的主持者——身着民生公司制服、平头短发、面容清癯的中年人身上，当他信心坚定地宣布，有把握在40天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时，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大家都热烈狂呼，有的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周仁贵《在卢作孚先生身边工作的时候》，《重庆文史资料》第17辑）。任不仅是对他代表政府交通部的许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对卢作孚充分信任的表露，这种信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全权负责战时运输任务。人们的掌声和眼泪，是这位中年人即是闻名遐迩的民民生公司声誉的信赖。诺，更多是源自对卢作孚的人品和卢作孚是著名的实业家，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次年以一艘70吨的“民生”号小客轮起家，不到10年就统一了川江航业，航线一直延伸到上海。与此同时，他领导民生公司涉足多个行业。到1936年10月，民生公司成为拥有46艘轮船、投资几十个企事业单位的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卢作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理想是“实业救国”，他的追求是社会效益最大化。他规定的民生公司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他“发前人所未发”，把办实业等同于办教育，通过自己的人格感召和呕心施教，构建起以“公而忘私”为主要内涵的享誉中外的“民生精神”。司的生命就完结了”。卢作孚的认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京帮助国民党中央研究抗战总动员任务也就开始了。”他在应邀到南些人为民生公司的前途忧虑，“认识截然相反，他坚定地表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一员起来参加战争”。在卢作孚的部计划草案之际，致电民生公司全体署下，民生公司的一切工作迅速转职工，要求“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了所有的轮船，日夜兼程，在两个移到抗战的轨道上来。1937年9月初，民生公司调集星期内，将唐式遵、潘文华率领的4个师和2个独立旅由重庆和万县赶运到宜昌，转赴抗战前线。这是民生公司为抗战立的第一功。在淞沪会战期间，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以镇江为接运起点，昼夜不停地协助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工厂抢运至长江上游，广义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从此开始。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卢作孚调集船只，从南京撤运国民政府的人员、公物以及南
京各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接着从鞠湖抢运金陵兵工厂的人员和设备。直到南京失陷前夕，他才乘民生公司最后一艘轮船撤至武汉。日军的步步进逼，使中国战时运输的任务愈发繁重。1938年初卢作孚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曾经多次说过“我只愿意做事，不愿意当官”，而此时担当运输任务、领导抢运人员和物资，正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大事、抗战大事，与其“实业救国”的初衷是一致的。于是，卢作孚一反过去“不愿意当官”的原则，临危受命，负起战时水陆运输的全权之责。此后，卢作孚在武汉集中指挥长江全线的抢运工作。他努力把急需内迁的“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运集到宜昌。在抢运人员和物资的同时，卢作孚还组织船只继续军事抢运，1938年民生公司抢运的出川抗日将士达30余万，弹药4600余吨，辎重487吨。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沿江西进，准备再次实施“沉船计划”，下令长江所有船舶，一律开到武汉下游田家镇附近江面凿沉锁江。卢作孚急向当局陈说利害：长江中、下游船只，大部分是单机单舵，船大马力小，不能航行川江，损失了问题还不大；而长江上游的船只，都是船小马力大，适合航行川江，一旦凿沉，必将彻底毁坏川江航运，使战时撤退工作及未来大后方的运输无法进行。经过他的力争，长江上游的船只终于保住。卢作孚在武汉工作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武汉沦陷前夕，才撤至宜昌。
运筹帷幄
今宜昌市红星路，有座招商局大楼。这座老建筑曾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办公大楼，卢作孚就是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宜昌大撤退的。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从武汉一到宜昌，便通宵达旦投入到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运筹之中。他首先进行实地调查：前往宜昌码头，查看沿江两岸堆积的物资；登上民生轮船检查舱位和轮机情况；和码头工人、水手、引水等人员交谈，核实具体问题。令卢作孚最伤脑筋的问题是船只奇缺、运力不足。当时，能够穿行三峡、运载进川的大马力小船，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2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以及沿江的木船。在非枯水期，从宜昌到重庆，轮船上行需要4天，下行需要2天，也就是说轮船航行一次需要6天。卢作孚清楚，这24艘轮船，单艘运载量只有200～600吨，依当年运力计算，要把壅塞在宜昌如此多的人员与物资运抵重庆，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如何确保在40天内完成一年的任务？卢作孚紧急抽调民生公司人员彻夜召开会议，磋商抢运问题。他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核算，集思广益，制定出以40天为限的详细运输计划。这个计划的关键措施，是充分借鉴“三段航行”的经验，实行分段运输。“三段航行”是民生公司在1937年枯水季节创造的航行办法，就是将川江航线分为三段，根据每段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情况，选择马力大小和吃水深度合适的轮船分段运输。这一航行法虽然增加了运输成本，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运输能力。“三段航行”的经验，此时又在宜昌大撤退中派上了用场，卢作孚的具体做法是：把航线分为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三段。除最重要的和最不易装卸的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和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它轮船转运；紧要性更次一等的和更轻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峡口即卸下。这样，按照计算出的每条轮船40天的运输量，每天早晨必有6艘左右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从宜昌出发，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目的载回出川抗日士兵的轮船开回宜昌。卢作孚还决定，对客运舱改行“座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以增加客运量。计划还包括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以运载轻型物资，临时雇工3000余人，以增强搬运能力等。
24日黎明，卢作孚通过宜昌船舶运输司令部，召集所有交运物资和人员的单位开会，宣布了他的运输计划。卢作孚要求各交运单位
立即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做好准备工作，以便船一进港，即行装载。他强调，岸上所有力量要协同一致，共渡难关，保障运输畅通。至于什么单位的器材由什么轮船运输，哪个单位的物资先运，哪个后运，盖由他亲自分配，各单位必须服从。会议最后，卢作孚神情严肃，大手一挥：“停止交涉、办理运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卢作孚的运筹指挥下，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拉开帷幕。卢作孚的指挥中心设在怀远路（今红星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二楼，在此后宜昌大撤退的日日夜夜，这里的收发报机滴滴答答响个不停。卢作孚通过无线电了解和把握不断变化的运输情况，向川江各港口及各轮船发出一道道指令。他以惊人的细心、精心、耐心，指挥着这场异常紧张、复杂、繁重的大撤退。“他对长江上游全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和什么船在运它们；知道每一只船什么时候航行在什么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资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知道哪一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船；从而使他能够准确地指挥整个运输工作，使之完全按照预定计划顺利进行”。（《我的父亲卢作孚》）古语“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恰是对卢作孚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的传神写照。
昼夜抢运
1938年10月24日，民生公司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从宜昌起航。在这艘船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卢作孚亲自护送、免费进舱的几百名孤儿难童。据记载：“当汽笛声中，这些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如前所述，卢作孚参与运作的广义上的宜昌大撤退此前就已开始，而由卢作孚亲自指挥的宜昌大撤退，以这艘轮船从宜昌起航为开始标志，则是整个宜昌大撤退中最精彩的乐章和高潮。从这天开始，在川江航线宜昌与上游各港口之间，24艘轮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穿梭往返，突击抢运。民生公司的职工，一如卢作孚所言，人人“努力做一员战士”，他们在不时的日机空袭下，用生命坚守着这条大撤退的川江通道。卢作孚每天都要抽时间到各码头了解装载和航行情况，如遇困难问题，现场解决。目睹自己导演的这场紧张、有序、高效、壮观的
抗日大剧，他激动地写道：“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着装货物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经过40天的苦战，拥挤在宜昌码头上的3万多候渡者全部运走，堆积的10万多吨货物也运走了2/3。又过了20天，宜昌南北两岸各码头的器材也运载完毕。卢作孚描述，此时宜昌“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落下了帷幕。
在领导完成宜昌大撤退的杰作后，卢作孚随同最后一艘轮船撤离了已是空荡荡的宜昌。
非凡业绩
在宜昌撤退结束一年半后，即1940年5月，德国军队主力直逼英吉利海峡，把英国远征军与部分法军近40万人，围困在法国北部港口城市敦刻尔克。英国政府调集了所有能抽调的军舰和民船，加上法国等国的船只，共861艘，冒着德国空军的轰炸，历时9昼夜，把一批批联军官兵通过英吉利海峡抢运到英国。这一事件史称“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事件发生不久，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见到卢作孚，他听了宜昌大撤退的情况后两相对比，盛赞宜昌撤退是了不起的奇迹，堪称“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卢作孚也认为，宜昌撤退“不但是民生公司的一段最艰巨的工作，也是整个抗战运输当中的一段最艰巨的工作”，“其紧张或与‘敦刻尔克无多差异”。一些学者指出，宜昌大撤退的英勇悲壮更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因为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的，而宜昌大撤退则主要是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创造的奇迹。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为完成宜昌大撤退付出了巨大牺牲。民生公司是冒着敌机不断的轰炸运输的，每天都有人员牺牲或船只损失的情况。据记载，“在宜昌大撤退过程
中，民生公司有116人献出了生命，有61人伤残，先后被敌机炸沉及炸伤的轮船有16只”。为了完成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更是不计成本。当时轮船行业所需原材料如钢板、机油、煤炭等的价格成百倍甚至千倍上涨，但民生公司的收费十分低廉。卢作孚说过，担任宜昌大撤退重任的“24只扬子江上游的中国轮船当中，只有两只不是民生公司的轮船，外国轮船亦有数只，但因中立关系，只运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元到37元，其它公物只收40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到80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300元到400元。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有识之士对卢作孚和其民生公司为抗战作出的牺牲高度评价，1943年7月6日冯玉祥在给卢作孚的信中，称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称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贵公司人才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它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巨大牺牲，换回的是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非凡业绩。首先，保护了大批各界精英。滞留宜昌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设备以及大批教育、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和政府公务员、工程技术人员、公司管理人员、医生等各类人才，安全撤离到大后方。他们成为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抗战胜利，为大后方工业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其次，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抢运入川的器材设备，几乎涵盖了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据调查，民生公司从宜昌抢运进重庆的兵工厂和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为抗日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再次，保存了中国工业命脉。以抢运出的这些物资设备为基础，迅速在西南和西北崛起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特别是在重庆周围和四川各地，建立起以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等行业为骨干的综合性工业区，使先前几乎无现代工业可言的四川，成为战时中国综合性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的建立保证了战时大后方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生产。1939年，中共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董必武在参观迁川工厂产品展览会时，题词评价：“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了新中国工业的基础。”1942年，中共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在参观渝鑫钢铁厂后，题词写道：“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颁国民政府一等一级奖章，这也是国人对所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立下罕见业绩者的崇高赞誉和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