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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左右王朝命运

- 文/田栋 张锦霖

古代农业社会,人类应对自然变化的能­力较差,大气温度每次变冷转暖,都会引发人类社会大规­模的动乱、战争和民族迁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兴起与跌落、战争和浩劫,以及重大科学发现和文­化成就的取得,除了我们看得见的人为­因素以外,冥冥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有气候的变化。

农牧之争背后的“天意”

些许变化,哪怕是1℃的升降,就能把人世间搅得天测­的天道,发出如许浩叹时,他们哪里知道,气温的“彼苍者天,何其有极?”当中国古人面对变幻莫­翻地覆。对古代中国而言,气候在温暖期和寒冷期­的转换,往往决定着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实力­的强弱对比和农牧分界­线的南北飘移,由此引发或加剧民族冲­突,进而决定中原王朝的兴­替。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当时气候变化正处于秦­汉、隋唐两个温暖期之间的­寒冷期,在公元400年前后温­度最低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低了­近2℃,较之温暖上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能有更多的粮食积累,也就有125.4公斤,均较前朝下降了2.84%。为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单产高意味着在相­同的面积的汉、唐时代,要下降2℃-3℃。132土地单产对古代­民族的竞争尤其是农牧­民族间的有公人斤以,统北一朝的平斤均亩亩­折产算128.8 ,秦汉公时斤代,平东均晋亩南产朝为量­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年降水量将相应下降1­00更强的军事战斗力,在战争中获胜概率更高。而寒冷直接制约着降水­量的大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毫米,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朝的农耕区直达阴山脚­下。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的疆域版图也即­生存空间的大小。秦汉时代,中原王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对比,直接决定中原王朝三十­三年(前214),大将蒙恬率秦军将匈奴­驱出阴山以外,在阴山、河套地区设立了44个­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派遣将军卫青、李息从云中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郡,阴山一带再次纳入中原­版图。而到魏晋南北朝时,阴山脚下已成为水草丰­美的游牧区。北朝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当地游牧生活的生­动写照。不仅如此,长城以南的老农耕区,这时也逐渐被畜牧所侵­蚀。西晋束皙谈到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时,说“猪羊马牧,布其境内”,主张将马牛猪羊迁徙到“空虚之田”。这空虚之田,在今天看来,就是气候转冷,农耕尽废所致。

关中大旱 周室东迁

气候变化决定王朝兴替­的另一个例子,是陕西的关中地区。西周末年,随着中国北方气候的由­暖转寒,关中地区旱灾频发。第一场大旱自共和十四­年(前828)到宣王六年(前822),持续七年之久,《诗经》中的《云汉》一诗,就真实记录了这次大旱,指天抹泪地哀叹说:“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时隔四十年,关中又发生第二次大旱,而且震灾、旱灾并起。据史籍记载,这次大旱在周幽王二年(前780),导致了“三川竭,岐山崩”的奇特现象,给靠天吃饭的原始旱作­农业以毁灭性打击,不仅使关中的经济中心­地位下降,还促成了10年后周王­室的东迁。古代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最终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气候­转冷的结果。唐末五代以前,除了魏晋南北朝这个寒­冷期,中国大部分时段气候都­较温暖,北方旱作物单产高于南­方的水稻,黄河流域人口一直很稠­密,成为中华文明发源地。此后,气候转冷,水稻单产随着耕作技术­和选种的进步明显提高,逐渐超过北方旱作物,到宋时,南方人口超越北方,长江流域终于取代黄河­流域,成为汉族的经济文化中­心。甘肃万象洞内一枚石笋,也揭示了气候变化与王­朝兴替的惊人巧合。该石笋由地下水析出的­碳酸钙累积而成,其生长速度取决于当地­每年的降水量,科研人员根据石笋所含­氧的同位素含量,绘出过去1810年间­的降雨量变化曲线,然后与同时期朝代的兴­衰更替作比较,结果两条曲线高度吻合。“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作­物生产,进而对中国古代朝代的­兴衰起着关键作用。”主持这项研究的兰州大­学教授张中平说,气候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左右历史棋局。

温暖孵化印加帝国

同样的事件不独发生在­中国。法国安第斯山脉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表明,公元1100年至15­33年间,长达400年的温暖期­充当了美洲大陆古印加­帝国“完美孵化器”,使这个帝国的疆域从哥­伦比亚一直扩展到智利­中部,催生了灿烂的古印加文­明。神秘的古印加帝国是由­南美洲印第安人创建的,公元1438年正式立­国,在1533年被西班牙­军队征服前,它是一个地域辽阔、文明发达的古帝国。版图包括现在的秘鲁全­国,北至厄瓜多尔,西沿太平洋海岸,东达玻利维亚全境,南到智利北部和阿根廷­的西北部,以现在秘鲁的库斯科为­中心,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由于没留下什么文字­记载,而且突然消失,印加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古文明­之一,给后人留下许多未解之­谜。“古印加帝国具有高度组­织性,是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但如果没有温暖气候的­帮助,这个帝国的文明程度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研究所的古生态学家亚­历克斯•切普斯托•拉斯提博士说,他通过分析安第斯山脉­库斯科地区马卡科哈湖­湖床的沉积物,不但得出温暖气候催生­印加帝国的结论,还揭示了公元880年­左右出现的一场干旱,使此前的瓦里帝国走向­衰败。

严寒葬送罗马帝国

莫斯科动力学院全球问­题实验室也在做类似的­研究,他们绘制出气候波动和­社会历史的比较年表。“地区性的气候变坏,比如变冷或干旱无雨,往往总是伴随着一些伟­大帝国的出现,智力型人物辈出,精神生活有新的建树与­突破,天才发明层出不穷。” 实验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克利缅科说,一旦气候变暖,人们就缺乏勇敢大胆的­时代激情,帝国也在安享太平中土­崩瓦解。罗马帝国的解体是一个­典型例子。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但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并不同步,气候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

移到西欧,温度回升时则自西向东­行。正是这种时间差,促使匈奴人在公元四世­纪气候转冷时西迁,在欧洲掀起民族大迁徙­狂潮,葬送了罗马帝国。关于匈奴人的西迁,东西方史书都有记载。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东汉建武初,“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气候开始转冷,这是匈奴衰亡的先兆。东汉和匈奴的最后一战­发生在东汉永元三年(91),“北单于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此战彻底解除了匈奴人­对中国的威胁,却给远在西边的罗马帝­国造成了灭顶之灾。这支逃亡的匈奴部队,西逃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经过200年的休养生­息,重新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374年,匈奴人凭借其游牧民族­的强悍善战,以势不可挡之势,大举西进,越过伏尔加河侵入欧洲。受匈奴人入侵的巨大压­力,中欧和北欧的日尔曼诸­部族纷纷西迁,掀起了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像狂澜一样,后浪推前浪,离开原先居住的地方,南下迁入罗马境内。日尔曼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由于生活环境寒冷恶劣,养成了无所畏惧、尚武善战的品性,南方衰弱而又富裕的罗­马帝国,这时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和掠夺对象。据早期基督文献记载,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冬天常降大雪,夏天冷得果树都不挂果,葡萄酒都带一种酸味。多瑙河和莱茵河经常封­冻,使罗马帝国的北方边界­成为不设防地带,暴露在彪悍善战的日尔­曼骑兵面前。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越过冰河,进犯罗马帝国。造物弄人,罗马帝国的创建,就得益于奇冷气候。罗马建城初期,城市被山毛榉树林包围,冬天经常40天都是积­雪,台伯河封冻,冷得可是没法再冷了。后来随着气候的好转,整个亚平宁半岛一直到­最北端,到处都在种植葡萄和马­林果,包围罗马城的山毛榉树­林也退到高山上,再也看不见了。在温暖宜人的气候中,罗马帝国不断扩张成长。但是好景不长,当气候再次逆转时,寒冷的北方突然冒出好­多过去都没听说过的好­战民族,帝国边境全线告急,终于在外族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下,于公元476年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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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丘比丘,最大的古印加帝国遗址,被称作印加帝国“失落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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