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shi

YI TONG HOU , SHI YE WEI LOU XI NENG FOU JUE JI ?

疫痛后,食野味陋习能否绝迹?

- 文/佚名

这是一张遍布全国的庞­大网络。从地下到网上,从东南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森林到戈壁……伴随着巨量的金钱,野生动物通过这张网络,被运送到食客嘴边。我国正在全方位开展疫­情防控阻击战。尽管中间宿主还未完全­确定,但和2003年的SA­RS一样,这次疫情的病毒来源也­指向野生动物。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悲剧却再次上演。人们担忧的是,我们会不会第三次踏入­这条河?

线上“野味帝国”

“2020年1月23日,凌晨,河麂子,又是一车,欢迎订货!”1月23日,一个名为“养殖珍禽和种植水产交­易服务”的微信号朋友圈中发布­视频,画面中一只动物蜷缩在­铁笼,眼神充满惊惧。发布者称,这些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河麂,一批就有100多只。在举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许多人因失去亲友失声­痛哭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依然­在进行。1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下发通知,要求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必须检疫合格。1月22日,包括中科院院士许智宏­在内的19名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随后,此商贩在朋友圈继续吆­喝生意,并称自己的野生动物“带检疫、养殖和销售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志愿者­刘懿丹告诉记者,近年来网络黑市销售野­生动物日益猖獗,不少野味贩子借着虚拟­平台的管理漏洞,创建了一个个属于自己­的“野味帝国”。记者发现,这些野味贩子通过微信­朋友圈、网店等不断传播杀戮野­生动物的视频,把自己打造成黑市中的“网红”,吸引嗜血食客:一只已经死去的黄麂被­吊在木架上,头上和颈部的皮已经被­剥下,几个人笑嘻嘻地拿着刀­子砍腿,地上全是血。开膛破肚、剥完皮毛的竹鼠,仍在跳动的心脏被放大­拍摄。拍摄者大喊:“看到没有,还有心跳,这技术也是没谁了!”拿着铁锤直接砸向野羊­的头部,羊应声倒地。“这是第四只了!”。画面一转,地上堆着被大卸八块的­羊肉。对野味食客来说,这些似乎还不够。贩子们会不断强调,自己卖的是正宗野味而­非驯养繁殖。视频中,竹林里的野猪中了陷阱­想要逃命,藏在一旁的“主播”赶紧跑过去给镜头特写,大喊“实在是太凶了!”有的贩子“花式杀戮”野生动物时,不忘加上配音:“纯野的,一丁点油都没有哦!”“纯野生野鸡,看这羽毛,多漂亮!”“兄弟,看一下,野生的,腿上没有伤!”令人心悸的除了血腥,还有肮脏不堪的环境。贩子们往往选择山村中­偏僻破旧的院子进行宰­杀,成堆的动物死体直接露­天摆放,地上全是血和毛混杂的­垃圾。“野味网红”的朋友圈更新非常快,一天下来,视频多达十几条甚至几­十条。白天鹅、白额雁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常客”;来源不明的果子狸、豪猪、竹鼠数不胜数;大王、水律、眼镜等蛇类按吨

供应;剥了毛的小麻雀100­只一包,一次供应30万只……除了微信,在抖音、快手、QQ空间、网络论坛里,关于捕获、杀害、售卖野生动物的内容都­广泛存在。有着众多上家和下家的­贩子们难掩高调。有的发动对外招商融资,召开股东大会,以一万元一股的价格出­售原始股票;有的手上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动物园都要从他手上购­买各种野生动物;有的在微信上招聘“团队成员”,做品牌扩张,分享自己的梦想是把生­意推广到全中国,拥有“成功者的辉煌”。这些贩子十分狡猾。他们在视频中从不显示­有关地址和个人身份等­信息。除了偶尔暴露的方言口­音,几乎难以定位。

线下“跨维流动”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表示,国内野生动物的销售主­要有公开市场、地下黑市、网络售卖三种方式。公开市场以零货销售为­主,相比熟客走量型的地下­黑市和日益兴起的网络­售卖,公开市场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这张庞大的产销网络­中,南方省份以及东北地区­供应量和消费量巨大,西部边远地区则成为重­要野生动物的供应地。“各地野生动物资源不一­样,比如宁夏主要是野鸡、野兔、野鸭,东北以狍子、熊掌为主,河北、天津、安徽一带主要是各类小

型候鸟,广东、广西一年四季蛇和鸟都­不少,浙江、湖南、湖北有丘陵地区野猪、麂子这些兽类……各地区的特色,拼齐了一副‘野味地图’。”让候鸟飞志愿者天将明­说。业内人士表示,在不少地方,捕捉野生动物成了重要­收入来源,甚至还有成功培训野生­动物作为“捕猎助理”。媒鸭是猎人为网捕野生­水禽、吸引猎物而驯养的野鸭。长期关注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刘懿丹介绍说,驯养媒鸭的捕鸭人基本­来自特定的地区。每年中秋节后,他们就奔赴全国各地捕­鸭,尤其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地区更是“集团化作战”。捕鸭人一般只负责抓野­鸭,不负责卖鸭子,猎物则给“大老板”,每人每月可挣上万元。配合偷猎的,除了媒鸭,还有猴子。森林公安查处的多起案­件显示,每逢鹭鸟繁殖季,安徽部分地区“偷鸟人”,就会有组织地赴全国各­地偷鸟蛋。鹭鸟喜欢在高树上集中­产卵,“偷鸟人”便训练猴子偷鸟蛋。猴子带着口袋爬到树顶,把鸟蛋掏好顺下来。抓获野生动物只是这场­疯狂交易的起点。这些巨量、大型甚至是活体的野生­动物,如何通过非法途径运送­到各地的呢?北京草原之盟环境保护­促进中心志愿者祁玉婷,曾参与记录野生动物非­法贩运过程。当时他们接到线索,宁夏一些大巴车司机,常年与野生动物贩子

勾结,将野兔、黄羊、野鸡等活体或死体塞入­行李舱中运至各地。志愿者分乘三辆从宁夏­开往华中地区的大巴车­进行跟踪记录。他们观察到,仅一次运输过程,各个接头地点与三辆大­巴车交接货物的车辆就­有27台。“他们不仅卸货,也会上货,常年运输,形成了一条流动的‘贩运大通道’。这只是我们一次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全国这样的通道不知道­还有多少。”祁玉婷说。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来­关于全国客车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案例显示,这个网络几乎可以到达­我国的所有角落。上面流动的各种动物,有穿山甲、娃娃鱼等珍稀物种,也有果子狸、旱獭、野兔等易于传播病毒的­野生动物。志愿者与司机攀谈得知,夹带野生动物的收益,远超运客收入。例如,拉一只野兔子收10元,一趟下来能赚5000­元。有的大巴车,根本不拉带行李的旅客。在某种意义上,乘客成了野生动物的掩­护,运输野生动物才是这些­司机的主业。这些司机不知道的是,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条产­业链中的零头。多起案件显示,非法野生动物从捕获到­最后售出,中间的利润可以翻十倍。一只天鹅的进价为20­00元,转手就能卖到2万元。按照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运输野生动物出县境,必须要有检验检疫证明­和合法来源证明。在实际工作中,相关检查远远不够。“大巴车司机长期干这个,一出

发就打电话。这边发车了,那边就说在哪里等,如果有危险马上通知换­地方。”祁玉婷说。志愿者还发现,上下货点一般集中在高­速收费站、服务区附近的路边、空旷平地等。有的货点甚至在终点客­运站,就在管理人员眼皮下。除了大巴车,火车、货车、飞机等也经常运送野生­动物。公开报道显示,有胆大妄为的野生动物­贩子,公然将一车车野生动物­拉至火车站转运。勾结铁路货运部门管理­人员,身着工作人员制服,自由出入货运场所。沪昆高速湘赣交界处的­收费站,一辆装运苹果的货车放­弃绿色通道,选择收费通道通行,引起民警注意。打开车厢,搬开一箱箱苹果后,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体出­现在民警眼前:因是非法狩猎而得,许多动物腿部断裂失血­而亡,血肉模糊。按图索骥,在2018年,江西省森林公安局发现­了一张遍及全国15个­省份、江西11个地市30多­个县的犯罪网络,查出不少公职人员参与­贩卖,非法开具运输证明。这张巨大的运输网络,不仅把金钱送到了各地,也把病毒扩散到了四面­八方。“据我调查估算,全国每天至少有上百吨­野生动物被卖掉。受疫情影响,现在大部分只能躺在冷­库。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和传染机制没有明确之­前,这些野生动物都可能是­极度危险的致病源。”刘懿丹表示。野味产业形成了层级分­明的产业链条和庞大的­销售网络。其中,根据“冷库”规模,就可以判断商家的地位。上规模的“上家”,把厂房改造成冷库。小规模的代理商或经销­商,“冷库”就是冰箱或冰柜,散布在菜市场、街边小店、山区破旧楼房中,遍地开花,相关部门甚至无法提供­基本估算量。

“利用”实为“利益”

2003年8月,在SARS疫情被逐渐­消灭后,林业部门将果子狸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列入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动­物名单。面对外界争议,主张驯养利用野生动物­的人士表示,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不是天然宿主。因此,果子狸已经洗清了冤屈,利用并无问题。事实上,研究SARS病毒源头­的多位专家曾公开表示,中间宿主是和人类接触­机会更多的动物,在病毒从自然宿主到人­的传播链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要停止消费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将疾病暴发风险降至最­低。无论如何,经官方认可后,果子狸产业发展迅猛。以“中国果子狸养殖之乡”江西省万安县为例,这里仅一家龙头企业就­年产商品狸2.8万余只,年产值3500多万元。实行一段时间后,“54种动物名单”被废止。野生动物只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均可以驯养繁殖和利用,范围非常宽泛。17年来,中国野生动物利用产业­发展迅猛。以江西为例,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8年,全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经营利用企业150­0余家,实现野生动物繁育产业­年产值100亿元的发­展目标。“相对来说,确定可以商业利用的5­4种动物,比现在遍地开花的局面­还是好很多。有很多野生动物无法进­行人工驯养,但非常容易通过审批拿­到‘驯养繁殖许可证’,让人气愤又无奈。”周海翔说。

有学者根据国家林业局­在线审批系统的公开资­料搜索,2005- 2013年间,国家林业局共计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了372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这还不算各省级林业部­门审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以及无序非法的驯养繁­殖。审批容易、监管缺失,导致林业部门发放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广受诟病。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成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洗白工具”。大量案件表明,很多持证养殖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养殖,实却是大肆非法收购野­生动物。后门非法进,前门合法出,养殖场“坐地生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公开­做起“办证买卖”生意,惊现“办证集团”。“证件办不下来一毛不收,有需要办的朋友请提前­预约,年后要办的人很多,现在都有十几位预约了。”在名为“养殖珍禽交易服务公司”的微信朋友圈,不仅每天直播杀害野生­动物视频,还称自己可以每个证2­万至3万元的价格,帮助“很多想做野味生意的朋­友”。根据其张贴的微信对话­截图,前来咨询者络绎不绝,“办证”生意十分红火。据业内专家推算,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2019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源­繁育、扩繁和规模化养殖,发展野生动物驯养观赏­和皮毛肉蛋药加工。”

2019年12月,武汉陆续出现多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此后疫情迅速蔓延。新型冠状病毒来源,指向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科学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学者指出。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广东­等地的农贸市场调查,发现旱獭与鼠类可以大­量批发。而旱獭与鼠类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两广向来有‘一鼠抵三鸡’的说法,所以鼠类、旱獭等很有市场。它们又黑又大又多,混杂在一起,市场好像‘地狱一角’,但商贩都声称自己是持­证合法经营,拿他们没办法。”洪武说。更荒诞的是,鼠类等野生动物被林业­部门批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然而农业部门却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检疫,食用的潜在危险极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 “动物检疫的范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整并公布”。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农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10种动物的­产地检疫规程,野猪、野禽等可对应参照上述­规程进行产地检疫。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专家表示,动物检验检疫的标准确­实“很令人头疼”。一方面,人类对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无法制定相关依据;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来­看,不应该允许相当一部分­动物进行经营利用,更不能为其制定检疫标­准。“基本沦为一个摆设了。”林业部门一位长期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表示:“野生动物种类太多了,一百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也有一两百种,还有数量更多的‘三有动物’、没有列入保护名录的动­物。没法检,不知道检什么东西,根本弄不到位。”

呼唤饮食“文明”

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对民声民怨的积极回­应。专家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的数­量锐减、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根源在于对野生动物的­滥用。通俗地说,就是受到了大自然

的惩罚。法律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更应引导社会的理念。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加以利用,是历史的客观局限。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立法不应落后于公众意­识。原有法律中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进行“利用”的理念,应该重新审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回­归“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还是要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为“利用”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不是“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改变目前法律重在保­护濒危野生物种,而非重点保护动物“有效保护几乎为零”的状态。周海翔认为,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离­不开每一个物种。数量巨大的非重点保护­动物,才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塔基”和“塔身”,其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绝不弱于处于“塔尖”上的重点保护动物。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人类危害更大的并不­是数量稀少的国家级保­护动物,而是现在被广泛允许利­用的非国家级保护动物。经过两次大的疫情,应该更多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野生动物保护政策进­行调整。需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范围扩展为全面覆盖所­有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提出普适性­保护规定。此次修法,还将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专家指出,修改动物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为了配合野生动­物利用而强制扩大动物­检疫防疫的范围。基于对动物病毒存在许­多未知的现状,严格控制为野生动物发­放检疫证的范围。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滥的现状和惩处的困­境,还应制定具有震慑力和­针对性的法律内容。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法学会

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表示,应防止主管部门监督与­管理职能合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状,通过完善流程加强部门­联动,填补目前管理体制中的­空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勇表示,信息不公开,公共利益就容易变成部­门利益。野生动物监管问题亟需­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查处一批失职渎职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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