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独立师政委曾广澜
了对战俘的看管，一些伤残的战俘就地遣散。我历经九死一生，最终活了下来。我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组织也不再收留我，我流着眼泪，只想对组织说一句话：“我李文英永远是党的人。”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上，历史下了结论。“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这个结论，让西路军的将士从此抬不起头来。解放前夕，马匪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那个马匪男人是青海人，跟他所在的部队到青海去了，从此没有下落。脱离关系以后，我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生活艰难，简直就是没法过。每天挎一个小竹篮，拿几盒土烟去路上卖。经常吃不上，只好去捡烂菜叶过活。我一个人再怎么生活下去？就又找了一个男人。能找什么人？有钱人会要我们这些人吗？这个男人也是穷苦人，10岁前父母双亡，讨饭一样过活，到了兰州，给人端水洗脚这样长大成人的。两个人生活总比一个人要好一点。别人看我就像看笑话，看共产婆，有时很多人围着看。就因为给马匪当过小老婆，你的人就是不干净的。“文革”时候，大家都来批斗我……说开群众会了，我是个干脆人，不用人押，自己跑到台前。我身上不是挂了个毛主席像吗，他们
一把把那个像抓掉了，说你就是李文英吗，我说就是。就打，把我打惨了……造反派问：其他的人都死了，你怎么没死？是啊，那么多兄弟、姐妹们，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死了，在高台、梨园口死了，在马匪营子里死了，我眼一闭，一片片全是尸首啊，可我怎么没死呢？我没死，我就是叛徒？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叛徒。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文革”中间不就自杀了吗？过了13年，他的名誉才恢复过来。我从来是个厉害人，嘴上也不饶人。他们骂我，我也骂他们： “老子十几岁干革命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干了啥？”我被剃了阴阳头，还戴上高帽子，天天挨批斗。我大儿子来看我，拎一碗面条，看守就问你妈妈是谁，你妈妈是叛徒。我儿子说，叛徒就叛徒，我也要看看。娃娃转过来把我看看，我把娃娃看看，我就悄悄地跟儿子说，你们不要害怕，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我没有做过，你们不要害怕。红卫兵还问我，你不是什么苦都能吃吗？苍蝇，能吃吗？我说，不就苍蝇吗，能吃！拿过来，我就吞下去了。我干革命，我怕过谁啊？不怕。总有一天会出头。老天明白就行喽，也不用说别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路红军
的问题得到平反，并给这些早已年过古稀的老红军发放了西路红军证书。这是一份迟来的清白，为了这清白，李文英等得很苦，也很无奈。第二个男人，也不是个好东西。那时候在街上摆个摊的，搞公私合营，也合一块儿去了，他就去了乡里供销社。本来是叫我去的。可是我不能去啊，我去了屋里怎么办？这么多娃娃。前面两个，后面三个。他乡里去了，起初工作也干得好，对我也好，什么东西也会带回来给我。以后他的心就变质了，有其他女人，也不管我了，东西也不带回来了。我也了解过，算了，不好就不好了。这是我的命啊，我能碰上啥样的好男人呢。我的生活啊，太孽障了。这么多年，娃娃都跟着我，不跟他。我也早不跟他来往。以后他到兰州，死在兰州，死在我儿子跟前。
娃娃们读书，都是我供出来的，没钱也没办法，也要读书。不好好读书就不行，就打，都听我的话。娃娃们从小没吃过饱饭，早上都是喝一点清汤汤，就上学去了，从没吃过白面馒头。有很多年,我们被叫做“流落红军”。我写信给中央，一封一封写。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往西路走，我们是西路红军，我们是怎么流落的，要说清楚，这是环境逼迫在这个地方，敌人把我们……不是冤枉的是什么呢？给我个“流落红军”，我坚决不要。吃了败仗，是悲惨的。当了俘虏，也是屈辱的。可我伤心就伤心死了的那些人，他们的骨头在哪里，谁埋的，都不知道。死去的那些同志们，在雪山埋在坑里，死了的那些千千万万的人，他们能不能瞑目啊。感谢徐向前和李先念，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西路军正名平反，那些被俘、失散老红军才恢复了名誉。我们背了几十年的黑锅，这下可以摘掉了。可惜的是，好多人等不到这个结果，就已经离世了。我那一个班，就我还活着，老天让我多活几年。苦了就苦了，这辈子我都不后悔，坚决不后悔。现在政府对我也好喽，现在生活费一个月1000多块钱。看病也有钱。好得很呢。也有好多人来看望我，中央的也有，有些我也不认得是谁。李向阳女婿，来了给我一万块钱，还有那个谁谁，也给我一万块钱。多大的干部来了，我也敢说话，部队来人，我觉得最亲切。不管碰到谁，我都讲老实话，一句假话不说。我这么老了，是不是？大儿子对我最好，知道我的苦。他70多岁了，一家人在深圳，他女婿在杭州，都是挣大钱。老二，现在退休了。老三在兰州当工人，修房子，生活差一点。老四，在税务局当干部。老了，以前从没有怕过，现在晚上睡觉就害怕。我这屋子里，一天到晚就我一个人。我养了一对鸟儿，小八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能跟我讲话。最后一次采访结束，告别老人下楼，一回头，发现老人已经推开二楼窗户，靠在窗口向我挥手。我好几次回头，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在挥手，直到弄堂尽头拐弯处，再也看不见。我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