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那个站着死在校长席上的人
有人说，他与胡适一样，是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人物；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敢在某某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而傅斯年也姑妄言之：“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他也真胆大妄为：竟在一份关于某某某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某某”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江西永丰人，生于山东聊城。家世颇显赫，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荣登清宰辅位，故聊城的傅宅被称为“相府”。其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的举人，曾任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山长，英年早逝。傅斯年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社会活动家。
弃“国故”而创办《新潮》
称傅斯年的才干“百里挑一”绝不为过。他5岁进私塾，11岁读完十三经。乡邻皆知他是出口成章、下笔成行的神童。他年甫12，远离故土，负笈津门。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经史），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成为刘申叔、黄侃等国学大师们物色的“衣钵传人”。孰料，傅斯年在胡适的引导下，毅然弃下“国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1918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创办《新潮》杂志，担纲主编，请胡适作顾问。校长蔡元培支持，月拨2000元作经费。1919年元旦创刊，“发刊旨趣书”由傅斯年执笔，宣称今日的北京大学，已经“脱弃旧型入于轨道”，不再是培养“一般社会服务之人”，而是以“培植学业”发展学问为目的……创刊号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重印三次，印数达1.5万册之巨。有评论说，这个追步《新
青年》的《新潮》，“表现得甚为突出，编写皆佳”，超过北大教授编的《新青年》。
“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
1917年9月，27岁的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哲学门教授，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胡一反前人传统，将“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定于周朝末年，把原来号称五千年的历史截去一半。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颜頡刚回忆：“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邹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部分激进学生接受不了，开始酝酿闹事“倒胡”。颜頡刚想到了在同学中颇具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虽然傅不是哲学门学生，但“何妨去听一听呢”。傅于是去听了胡适的课。胡适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的北大学生“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几个学生学问比我强”，其中有“傅斯年、颜頡刚、罗家伦等人”。“那时候，孟真（注:傅斯年字）在学校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样，胡适在北大才立稳脚跟。而后，傅斯年对胡适也从认可到钦佩，并追随胡适大力推行“新文化运动”，成为胡适一
生中最坚定的支持者。
时危始识不世才
“九一八”事变，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倡“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众人纷纷各抒己见。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的借口，利用御用文人写文章，杜撰“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之所有。为驳此谬说，傅斯年主持并邀史学界同仁，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一面驳斥日本侵略者指鹿为马的胡说，以正视听；一面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激发国人爱国的激情。同时，他又委人将《东北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使“国联”作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抗战开始了。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方案是傅斯年提出的。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高兴得成了疯子，在大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
一手把帽子挑在拐杖上乱舞……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这时胡适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复元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骂。1948年，傅斯年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除了是他个人学术的成就，恐怕他领导科研的成就所占比重更大。这届院士81人，人文组28人中，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任研究员和通讯研究员占了15人。
甘为知识份子服务
1937年抗战爆发，史语所随其他教学科研单位一起撤到西南，西南联大三所大学的图书馆的藏书都没能撤出，只有史语所未雨绸缪，将所里二十多万藏书及近十年考古发掘的宝贝，全部安全运到西南。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因为需要依赖史语所的图书资料开展工作，因而在西南时便附属在史语所。为逃避日军对昆明的轰炸，史
语所先是搬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 1940年又搬到四川的李庄，营造学社也如影随形。李庄夏天闷热，冬天湿冷，气候对胸肺有毛病的人十分不利，再加上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长期有肺病的林徽因大多数时间只能卧床，早些年因烈性肋膜炎耽误了治疗而留有后患的梁思永也感染上肺病，无法走动。傅斯年感到这样下去无异等死，不取特殊手段不足以救命。1942年4月，傅斯年写信给朱家骅，通过朱家骅向政府求助。信曰：滋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注：肺结核），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帮助，其理如下：……傅斯年在列举了思成、思永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后，又道：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信发出11日未见回音，傅斯年担心政府方面无能为力，于是又打起自己所的主意。他发现史语所医务室存有大批药物而暂时没有需要，如卖出去可有相当收入，用这笔收入可对症买药。他召开所务会商议后再度写信给中研院总办事处。信云：查蔽所医务室现存之药，在两年中可以收入二万数千至三万数千元（如照市价卖去，当可得六七万，今只是用以治同仁生病之收入，故少）。拟于此收入中规定数千元为思永买其需要之药之用。此事在报销上全无困难，盖是免费（即少此项收入），而非另支用经费也。此意昨经蔽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敬乞赐以考虑，并规定一个数目，其数亦不可太少，至为感荷！
一身“才气”“痴气”
傅斯年一生颇自负，天马行空，但对他于社会之贡献似已成共识：他树立史料学派大旗，其《性命古训辨证》可为传世之作；创办中研院语言所，惨淡经营20年，成绩卓著；曾出任北大代理校长，重建战后北大和执掌台湾大学。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研究所，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研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他注意在小节上培养部属的节操，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
告告诫。他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他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亲自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有人说他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有个半真半假的笑话，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说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他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 而他却向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在台大当校长，他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 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谐趣百出。1950年12月20日，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在一次大会上侃侃而谈自己的办学方针和理想，言毕，突然昏倒，不再醒来。傅斯年逝世后，官方人士宣布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有5000余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