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ANG SHIWAI JIAO , BEIYANG ZHENG BINGXIBO LIYA HU QIAO
强势外交,北洋政府出兵西伯利亚护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于白俄军的反扑以及协约国的干涉，俄国内战（1918-1922）爆发，滞留在俄国境内的100多万华侨的生命和财产受到空前威胁。告急文电雪片般从海参崴飞往北京：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两…… 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做予取予夺的金库……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向着此时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求救。1918年，4000名中国陆军、1艘中国军舰，在五色国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
外交部致函海军部：应以侨民为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得足以消弭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远东地区不足一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伯力、海兰泡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在随之而来的俄国内战中，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此时，在远东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但也在走马灯似的替换着领袖和政权的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中国于1917年8月14日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加入协约国阵营，随即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
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调遣较易”。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紧急电报中，呼吁道“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阿穆尔省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
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利权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可以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张作霖最信赖的心腹干将之一，后官至奉军副司令），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驻沈阳，大有若不出兵誓不罢休的架势。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甚至公开指责北洋政府:“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可以说，北洋政府的行动是非常及时、迅速的。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议，认为理所当然，但是，
“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1917年孙中山领导第一次护法战争，得到了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的积极响应，7月21日，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由吴淞起航赴粤，史称护法舰队。程璧光率舰南下，严重削弱了北洋政府的海军力量），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境地，半个月后的12月25日的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总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年1月8日，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1918年1月19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被内战搅得一团乱麻的北洋政府终于同意中国军舰“海容”号停泊在海参崴港口了护侨之事。2月16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1918年2月，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但没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的社会秩序彻底崩溃。为保护自己的侨民在海参崴的利益，日本、美国、英国相继派出了军舰，进行武装示威。
2月27日，北洋政府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
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向德国订造了3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1937年抗日战争中，3舰均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因为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的计划。在日本的高压下，北洋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日，“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驶入海参崴港口。尽管这次“海容”号奉命赴俄，力
量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其象征意义不容小视。因为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此时的海参崴港口，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也是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的。这是北洋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
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是4月10日从国内出发的，却比“海容”号先期抵达海参崴。“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刚开始进展并不顺利，但随着“海容”号巡洋舰的到来，“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 “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 “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 “始得将柩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4月18日)， “飞鲸”号商船就满载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
侨民正在挨饿，日均粮食只有4两
就在“海容”号巡洋舰进驻海参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捷克军团”在西伯利亚叛乱事件，远东局势更为混乱。捷克军团全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俄、法等协约国的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军，到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万。十月革命后，苏俄决定结束与德国的战争。这支捷克军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俄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
返回西欧。苏俄政府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刺激德奥，二是延缓捷克军团加入法军，三是由捷克军团搬运全套武器装备到远东，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但这个愿望随即落空：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不仅没有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反而与各地的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向布尔什维克开火，沿途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很快瓦解。到8月初，捷克军团就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失算后的苏俄政府立即着手弥补，建立了红军“东方面军”，对捷克军团和白卫军展开攻击。支持“白”方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内，开始积极部署营救捷克军团的使命。拯救捷克军团，为协约国干预俄国内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护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但是这次捷克军团事件，却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交战中，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造成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魏渤报告)，引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两……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却明确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都没有。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大肆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1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10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500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白卫军，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从70多名华商身上，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本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地变成了“无产阶级”。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奸淫不绝于耳。“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累卵”( 阿穆尔省华侨总会报告)。中国驻俄部队指挥官林建章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出兵！出兵！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自应一致派遣一二千人，并以保护领馆、侨商”。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还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利益。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侨修改为“援助契克( 捷克军团) 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多。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 二是护侨。
8月2日至8日，日、美、英先后发表出兵宣言，正式对俄国内战实施武装干涉。
8月3日，已经在海参崴的“海容”号巡洋舰舰长林建章（18741940，民国海军将领，曾任民国海军总长），被任命为“代将”，负责驻俄部队的全权指挥。
8月22日，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两个团的总兵力，人数达4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6 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
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中国军队的到来，大长了华侨的志气。应华侨的要求，驻俄部队不断派出小分队，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任务。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馆悄悄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增强自卫能力。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年就抢运出3万名被困华工。
驻俄部队的枪杆子不是摆设
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有丝毫改变。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1919年1月1日他“没收”了华商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后，7月份再度刷新此纪录，华商1000多万卢布被“没收”。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越演越烈，甚至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是可忍，孰不可忍。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中东铁路敢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1918 年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还组建了“吉黑江防舰队”北上防务。舰队于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此时，驻扎在庙街的，不仅有俄罗斯的白军，还有日军。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不久攻入庙街，并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后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次年春天，苏联红军开始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日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找到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于是派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双方相持数月，后因证据不足以及中国舰队指挥官陈世英的强硬态度，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日军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庙街事件”，中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了自己。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还在中东铁路（亦称“东清铁路”，修于1898年，全长2500多公里，1903年全线通车）的问题上，也利用这次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主权。
1917年12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又收回了大部分警权。此外，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废止《中俄蒙协定》（1913年，沙俄强迫袁世凯承认外蒙自治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出兵外蒙，1919 年11月外蒙撤销自治，几乎成功回归中国。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1881 年清朝与沙俄签订的有关归还新疆伊犁地区的条约。根据条约及其子约，中国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但仍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7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与苏俄地方政府在1920 年5月签署新的局部通商协定，废除了旧约中不少不平等条款。1920年9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后来协约国各国眼看着武装干涉并不能阻止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开始陆续撤离，北洋政府也随之宣布从俄国境内撤兵。北洋政府这次大规模武装护侨、撤侨告一段落。1921年年初，海兰泡、伯力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应侨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利捷’驻三江口，‘利绥’、‘利川’赴伯力”，“专备保护侨民之用”。但是，这似乎成了北洋政府护侨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