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 QING LING DENG YAN DA HAIWAI CHOU ZU “DISAN DANG ” SHIMO
宋庆龄邓演达海外筹组“第三党”始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秘密前往莫斯科，像当年的孙中山一样，寻求支持，却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邓演达拒绝了斯大林安排他做中共领袖的要求，在与宋庆龄、陈友仁联名发表《莫斯科宣言》后，悄然来到柏林，与宋庆龄一道筹组新的革命领导机构，以实现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这正是筹组“第三党”。
斯大林提议把邓演达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1927年5月，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同时邓演达和谭平山也就组党问题多次商谈，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此后，邓演达、谭平山又分别与章伯钧、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谈组党问题，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搞不下去了，陈独秀也搞不下去了，中国需要另组“第三党”，以统一革命的领导。筹组新党的重任落在了宋庆龄和邓演达的肩上。8月15日，邓演达秘密抵达莫斯科。应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邀请，8月17日，邓演达作了《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报告。在他看来，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 “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他后来组织领导的“第三党”斗争就是针对这四个方面着力加强的，成为“第三党”的鲜明特色。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邀请，邓演达又为全体学生作了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的报告。邓知识渊博，给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盛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邓演达严厉谴责蒋介石和武汉领导集团，同时也指责共产党。听众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被触怒，于是用开闭电灯和脚跺地板来进行报复。盛岳回忆：“当我们在1927年9月初回到学校时，邓为我们写了一份文笔流畅的书面报告。学校把它印发给各学习小组(每班分成若干小组)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革命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当时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莫斯科，邓演达成为托派与斯大林派的争取对象，双方都希望邓演达以大革命见证人的身份为自己提供有利的论据。中共旅俄支部派人与邓演达晤谈，争取他加入共产党，被他拒绝。1927年冬的一天，邓演达和斯大林会面。据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莫斯科时候的秘书章克回忆，在谈话中，斯大林开口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指导者的路线错误而失败。我们要中共指导者陈独秀休息，不要再参与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你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共产党的领导者。”邓演达委婉地拒绝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但是，我希望中国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2点，由于他们对农民与中国革命、国共合作以及苏联农业集团化对中国的适用等问题观点不一致，最后斯大林说“以后有时间再作研究”，两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斯大林把邓演达送到门口，但是，从此对邓就有了成见——他在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时一贯如此。作为在莫斯科的三个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两位是宋庆龄和陈友仁)，邓演达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听由共产国际摆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只会破坏中国革命，只会无限期地延长中国的痛苦。邓演达的意愿，是恢复“真正国民党左派”领导，联合共产党等革命势力，继续努力实现国民革命的未竞目标。对此，俄共中央局政治委员布哈林说：“自1917年后，世界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更没有国民革命。”邓演达受到苏俄的讥笑和冷酷的批评，在莫斯科，邓演达已很难有所作为。他的一些好朋友也从内部获悉，斯大林可能会对他作出不利行动。据说斯大林“命令逮捕邓演达，把他干掉”。这类事在当时的苏联并不少见。当时正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
派的斗争白热化，曾因发表过《孙文越飞宣言》而名闻遐迩的著名外交家越飞，因不堪政治上日益加剧的压力自杀身亡。曾深得孙中山器重和信任的鲍罗廷，也在这场斗争中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失去了行动自由。9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以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她发表书面声明说：“孙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斗争年月中，苏联人民必将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然而，在此后的日子里，宋庆龄的“苏联人民必将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的“确信”，并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为组建新的革命组织，邓演达一方面函促谭平山、章伯钧等人，要他们在国内尽量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一切革命分子；一方面写信给在香港的彭泽民、何香凝等人征求意见，邀请他们“共同发起建立革命的组织”。此外，还分别与叶挺、郑太朴、季方、黄琪翔等互通信息。得不到莫斯科的帮助，1927年10月，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在高加索(苏俄南部)地方商议，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为了复兴中国革命，有必要先成立一个“临时陛的革命领导机构”，这
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关于这个“临时陛的革命领导机构”的名称，宋庆龄说：“我们还是要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现在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人。”陈友仁提出：“我国华侨对国民党有感情，为了能对华侨发生影响，还是要把‘国民党’摆在前面。”经过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将这个新的革命领导机构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由邓演达起草宣言。三人认为，既然没有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再待下去已经没有意义，要么回国要么到第三国家去。最后决定邓演达去德国、陈友仁去法国(陈曾于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宋庆龄去美国(宋曾在美国有长达六年的求学经历)，分头摸索与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劳动党协作的道路。
10月22日，邓演达把在高加索商谈的事项写信告诉其夫人郑立真，“不日或要到德国去”，要夫人“嘱学训(丘学训)极力联络左派革命同志，并将各人近况及住址告知”，“即借断金学会款二千元，由香港银行汇交德国柏林廖焕星转交我(不必书我的名字，恐泄露也)急用，住址另书”，为新党的成立作准备。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宣言》中引人注目的有三点：一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不承认其作用；二是高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立即着手筹备召集中国国民党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三是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之日起，该会职权即行撤销。在《莫斯科宣言》发表后，按照预定计划，陈友仁离开苏联前往法国，邓演达前往德国柏林，宋庆龄则准备前往美国。国内的谭平山、香港的彭泽民等人与宋庆龄、邓演达遥为配合，谭平山在上海发起组织“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开始筹组新党的工作。
邓演达是宋庆龄当时的唯一知音
宋庆龄在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不仅掌握邓演达的情况，还通过秘密渠道安排中共驻共产国际柏林组工作人员廖焕星与美共中国局书记施混联系，预防“第三党”在美国的活动。宋庆龄期望得到苏联援助，已经不可能。国内，在已经与苏联断交的蒋介石怂恿下，已做了蒋丈母娘的宋母倪桂珍连发数信称病催促宋庆龄尽快回国。1928年2月17日、21日，宋庆龄连给邓演达写了两封信。邓演达又接到彭泽民的来信，“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容易成功的。”“因为谈话的方便及一切方略的决定”，“有亲口谈一次话的必要”。于是邓演达即刻写信给宋庆龄，让她设法到德国来。内容如下：
庆龄姊姊同志：接到你17／Ⅱ的信时我打算晚几天再写信给你；方才又接到你21 ／Ⅱ的信，叫我不能不即刻写信给你了!……庆龄姊姊!我是赞成你回去一趟看你的亲爱的母亲的，如果她真是有病；但是我不赞成你回上海去。我盼望你能够设法请你的母亲无论如何到日本去，你到日本去候她。这样子可以得着许多益处，免去许多害处。第一，日本的地方养病好些，方便妥当些；第二，可以免去国内反动关系的欺骗牵扯；第三，可以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因为一件事做成两件好事。……我以为继续总理从前在日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不过一切纲领政策口号及组织自然要十二分具体的指出，才能免去过去国民党的招牌人人可以顶戴，国民党的说法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混淆暧昧的性格。因为这个十二分重要的使命，我必然要和你详细商量；但是我现在必不能到莫斯科去，因为我如果现在就去，那党的组织必不能成功，你可以知道这种关系的。我——以及国内多数同志的意见；我们应该到日本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十二分的盼望你趁这个机会先去日本。我现在决心三月十号出院工作，等待几个月后即到日本去做工。你应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但是我盼望你十二分的留意秘密。因为谈话的方便及一切方略的决定，我们有亲口谈一次话的必要。望你能设法到德国来一次。……
弟邓演达宋庆龄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处境：“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待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第三党)。”1928年5月4日，宋庆龄移居柏林，住进了邓演达提前为她安排好的利茨恩堡大街7号沃尔夫的家中，后来转到风景如画的近郊区。为了使宋庆龄能安适地在德国生活，邓演达特意把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的章克调到柏林。虽然他们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在莫斯科发表过宣言，但实际上这个组织仍未准备就绪。在柏林，两人共同拟定计划，要在中国建立第三种势力，以代替蒋介石反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直到强大到能与蒋公开对抗为止。邓演达经常到宋庆龄的住处，交换国内信息，分析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初步拟定了党的宣言、政纲草案寄回香港，由彭泽民转内地秘密传阅，征求意见。还打算拟定出一个好的土地革命纲领，作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基础。邓演达认为，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他对中国社会现状作了详尽分析。
宋庆龄非常赞赏邓演达：“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更使宋庆龄感动的是，邓演达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了解和忠诚实践，使他成为她当时的唯一知音。她说： “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在柏林这段时期，邓演达提出了“农工平民革命”的理论。宋庆龄和邓演达筹建“第三党”的工作受到了监视与重重阻挠。有一位名叫罗比列的共产党员受驻柏林苏联使馆之命与宋庆龄接触，莫斯科方面通过他可以把宋庆龄的活动了解得一清二楚。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陈宽，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五次会议中极力攻击谭平山、邓演达和宋庆龄：“最近一期的《工人画报》由于疏忽大意，我们却替国民党捧了场。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印有‘第三党’头面人物之一孙中山夫人的肖像。”“恪守孙中山精神的继承者们，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这些人恰恰相反，他们应该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发展过程中
的失败者。”然而，不管邓演达和宋庆龄对这一切是否知情，他们并未放弃筹建“第三党”的工作。
“第三党”宣告成立
1928年3月，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办的旅馆里，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召开，谭平山主持了会议。会议宣告了中华革命党的成立，组成了中央领导机构；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黄慕颜、邓初民、张申府、李世璋、马哲民、王枕心和张曙时等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决定在邓演达没有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其职务。中华革命党陆续在北平、天津、江苏、安徽、四川、陕西、江西、山东、福建等地区成立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季方在上海法租界开设“爱的书店”，作为党刊《突击》和《灯塔》的总代理处，向国内外发行，以扩大影响。“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初定之后，谭平山还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起草了《党纲》和《政纲》。
中华革命党一成立，丘学训即函告在德国考察的邓演达。邓演达在武汉时曾把他在德国的地址告诉丘学训，并嘱他严守秘密，非持其亲笔信者不得告知。邓演达回信，请丘学训转告大家，他正着手起草一份新党的纲领。不久，邓演达的纲领寄到。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第四十六号通告，认为“第三党没有成为独立政党的可能，从事实上说，“第三党”现在的活动已经证实他是反工农暴动效忠于豪绅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走狗”，并决定派“可靠的同志去第三党中做侦探”。1929年9月初，邓演达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进行考察；以后又到法、英、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邓演达在英国期间，接到了宋庆龄的来信，信中说她到巴黎时，汪精卫也在巴黎，汪多次派人找她，要拉拢她和邓演达，被她拒绝。宋庆龄于11月由巴黎抵柏林，应宋之约，邓演达12月6日晚由伦敦飞抵柏林，商讨进行革命斗争等具体事宜。邓演达向宋庆龄表达了回国领导革命的想法： “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树了不少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岂料一语成谶，竞成永别。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回到上海。他认为，要团结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熏陶，不满于蒋介石统治的人，国民党这块旧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因此主张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9日，在邓演达主持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萨坡赛路290号黎锦晖的住宅召开。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党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自此，“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几经更名，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农工民主党，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