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洒热血拯中华的朝鲜籍烈士毕士悌和李秋岳夫妇
GAN SA RE XUE ZHENG ZHONG HUA DE CHAO XIAN JI LIE SHI BI SHI TI HE LI QIU YUE FU FU
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无数旅华朝鲜人也投身其中，并且很多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泽东曾经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者中，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毕士悌和著名的女革命家李秋岳夫妇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毕士悌，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州平、杨宁、杨林。1898年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一个爱国人士家庭。《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后，12岁的金勋与家人一起投身到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列，并逐渐成长为平壤中学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李秋岳，原名金锦珠，化名张一志、柳明玉。1901年出生在朝鲜平安南道中乐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丧父，与母亲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在平壤中学读书时，她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萌生了为民族独立、祖国解放而斗争的思想。1919年，朝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金勋和金锦珠毅然加入了反日团体，并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第一线。在斗争中，他们二人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终结成了革命伴侣。“三一”运动失败后，金勋遭到日本军警的通缉，无法继续在国内活动，遂于1919年秋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金锦珠则根据朝鲜革命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国内坚持反日斗争。金勋来华后，考入吉林省通化县哈尼河朝鲜爱国人士创办的新兴武官学校。1920年毕业后，他被派到延边地区汪清县西大坡“北路军政署”武官训练所任教官。同年10月，日军以重兵“讨伐”延边地区的朝鲜反日军。金勋指挥一个连的部队，在和龙县青山里伏击战中，一举击毙了日军加纳联队长，展示了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然而，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加之斗争领导人逃往远东地区避难，反日斗争最终失败。苦闷中的金勋认识到：生活在中国的朝鲜人，要想获得民族的解放，必须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抗敌人。当他获悉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招生的消息后，毅然于1921年6月赶赴昆明，化名杨州平，考入讲武学堂第十六期炮兵科。在校期间，他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取得了学科和术科双第一的好成绩。
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民大革命
1924年初，金勋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毕业后，婉言谢绝了校方要他留校任教的建议，改名为杨宁，赶赴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在驻粤朝鲜革命者的推荐下，受聘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学生总队教官(技术助教)，负责学生的军事训练工作。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加入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行列。同年底，在朝鲜坚持斗争的金锦珠身份暴露。为了摆脱敌人的搜捕，她告别了母亲，只身一人来到广州，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与丈夫相聚。从此，她改名李秋岳，也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在离开朝鲜时，她写了《流尽最后一滴血》一诗，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体东征讨伐陈炯明，杨宁与李秋岳二人分别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队第四队上尉队长、东征宣传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东征战役。
他们一个带领学员在火线上与敌展开殊死搏斗，一个在阵地前积极开展政治宣传，鼓舞士气。6月，他们又随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了平定滇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以及省港工人大罢工游行示威活动。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给教官和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夏秋，他们先后被中共党组织吸收入党，开始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1925年11月，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杨宁调任独立团第三营营长，利用自身丰富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负责训练部队，开展政治教育，对组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带领部队到高要县一带镇压反动地主武装，宣传革命思想，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他奉命返回到黄埔军校担任中校技术主任教官，巧妙地支持校内左派学生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成员。1927年初，李秋岳为了提高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考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在校期间，她勤奋学习，刻苦训练，并参加了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斗争，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杨宁、李秋岳夫妇被中共中央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并研究苏联革命的经验。学习期间，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过人的聪慧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了语言不通的障碍，掌握了流利的俄语。一年后，杨宁又转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理论和技术，逐步成长为我党重要的政治、军事干部。
夫妻携手赴东北,创建抗日游击队
1930年夏，杨宁改名杨林，与妻子李秋岳双双学成归国，准备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时逢中共满洲省委(时称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领导请求党中央派遣军事干部领导武装斗争。鉴于杨林、李秋岳夫妇是朝鲜人，曾经在东南满一带与朝鲜族人民一起进行过革命斗争，中央军委即派他们二人前往奉天(今沈阳市)开展军事工作。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东满特别委员会，杨林被任命为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10月，他根据省委的决定，在延边地区延吉县茂山村召开中共延(吉)和(龙)中心县委会议，决定组建汪清、珲春、延吉、和龙四县军委，组织开展武装斗争。随后，他与李秋岳在延边地区积极进行抗日演讲，成立秘密的革命组织，广泛发动朝鲜族群众，夺取反
动地主和反动军警的武器，先后建立了三支工农赤卫队(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之一)，在东北大地上首次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同年12月，他们组织15万民众举行了反对日本增兵延边和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群众大会，镇压了30多名反动地主，缴获了一批武器，将没收来的粮食和财物分发给了贫苦农民，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1931年2月，杨林主持撰写了《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东满赤卫队工作大纲》，成为中共满洲省委指导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开辟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纲领性文献。“九一八”事变后，延边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日武装暴动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杨林夫妇被省委调到哈尔滨工作。杨林就任中共满洲省委兵委书记。1932年1月15日，杨林与省委书记罗登贤、组织部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部长聂树先、职工部部长金伯阳等在松花江中一个沙洲上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创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端。会后，杨林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赶赴吉林省磐石县三道岗巡视工作，向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传达了省委关于武装抗日的指示。接着，他与李红光等一起举办政治军事干部培训班，培养抗日武装
斗争的骨干力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发动汉族、朝鲜族群众进行扒铁路、烧枕木、毁电杆、锄汉奸等斗争。6月4日，他以原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组织的特务队(又称“打狗队”)为基础。吸收大批优秀青年，在磐东小孤山主持成立了东北地区我党第一支抗日武装——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对内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磐石游击队)，以磐石先玻璃河套一带为中心，协助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分粮斗争，惩办汉奸、恶霸地主，打散了百家长的地主武装，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政治影响和队伍不断扩大，为后来南满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诞生打下了基础。李秋岳返回到哈尔滨后，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妇女部妇女委员。接着，她深入到哈尔滨市道里区偏脸子一带工厂、学校内，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编演剧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呼吁全体民众团结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因工作表现突出，她受到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1932年1月沙洲会议后，李秋岳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到珠河县(今尚志市)三股流一带进行秘密的抗日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
恩爱夫妻相别离,革命斗争立奇功
1932年7月，杨林在完成巡视和建立抗日武装的任务后离开磐石，赶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向与会代表汇报了东北抗日游击战的有
关情况。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军委将杨林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而李秋岳因身怀有孕、即将分娩，未能随行。由此，夫妻二人开始了天南地北的战斗历程。同年秋，杨林在地下交通员的接应下，经广州、汕头，抵达赣南，出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不久，他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任在江西14个县扩红2万余人，整编为10个补充团，亲自负责训练，并将他们输送到红军主力部队。同时，他还和其他人员一起协助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整修道路、桥梁，筹集军费，运送军用物资，支援革命战争。1933年3月以后，他相继出任红二十三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指挥红二十三军、红军独立第二、第三师等进行
了反“围剿”作战。因指挥有方，战功卓著，受到红军总司令朱德的高度评价和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戴。6月初，杨林改任红一军团参谋长，配合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全力进行部队的整训工作。1934年1月22日，杨林作为朝鲜族代表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之一。(另一人为越南的洪水)会后不久，中革军委考虑到杨林曾三次进过国内外著名军校，决定调他到红军大学任总教官。调令下达后，杨林没有计较职务的高低，为了不使身份过于引人注目，他改名毕士悌，对红大学员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7月22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毕士悌以民族代表的名义，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拥护红军北上抗日
宣言》，提出：“只有苏维埃及其红军才是武装中国民众的统帅，抗日的唯一正确代表。”号召全国国民党士兵要把枪口调转联合红军共同抗击日本军队。
1932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将珠河特别支部改组为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任命李秋岳为县委妇女委员。接到任命后，她毅然将出生不久的儿子托付一家农户照顾，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行列。次年10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改组后，她又担任了妇女部部长一职，与县委主要领导金鲁饮、许亨植等在珠河县的河东、侯林乡、鸟吉密、石头河子、黑龙宫等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成立了中共黑龙宫特别支部，并组建了隶属于反日会的妇女会，带领她们为游击队打水做饭，缝补衣服，运送军需，传递情
报，救护伤员，支援赵尚志领导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开展对敌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珠河成为继磐石抗日根据地之后东北地区又一个稳固的“红地盘”。李秋岳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李黑子”、“黑李”，与时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珠河区委书记的赵一曼同为珠河抗日游击区威震敌胆的巾帼英豪，两人并称“黑白二李”。杨林和李秋岳这对聚少离多的革命夫妻抛弃儿女情长，服从组织安排，无怨无悔地投身中国革命的精神，受到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高度赞扬。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时，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在得知了李秋岳的情况后，即指示中央交通机关想办法尽快把她从东北调到中央苏区，以使他们夫妻团聚。何成湘返回东北后，立即向中共满洲省委作了汇报，并将李秋岳调回哈尔滨，准备护送她到中央苏区。当李
秋岳得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安排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军正加紧“围剿”中央苏区，东北地区的抗日形势也异常严峻，李秋岳的中央苏区之行被延误。由此，夫妻二人失去了最后团聚的机会。
夫妻二人失音信,献身革命留英名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毕士悌随中央军委直属干部团踏上了长征之路，由此与妻子李秋岳彻底失去联系。此后，夫妻二人在牵挂中各自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战斗历程。长征开始后，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惨烈的湘江阻击战。毕士悌作为干部团的一员，身先士卒，用刺刀、手榴弹同敌军展开殊死搏斗。1935年2月，二克遵义之战打响后，他与干部团指战员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一天强行军120华里，夺占娄山关，保障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战役后，毕士悌出任干部团参谋长，在三渡赤水河的战斗中，指挥干部团在贵州省茅台镇附近与敌展开顽强拼杀，圆满地完成了中革军委交给的警戒、掩护任务。在南渡乌江时，他亲率干部团第三营守卫浮桥，掩护大军顺利转移。4月，中革军委决定从滇北一带强渡金沙江。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中央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亲自向干部团指战员下达夺取皎平渡渡口的作战任务，要求他们务必在“五一”前控制皎平渡。为确保红军顺利过江，毕士悌亲率前卫连一昼夜急行军180华里，趁夜色掩护巧渡金沙江，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紧接着，他又主动率干部团前卫营侦察排强行军40华里，以伤亡12人的微小代价，击溃敌人一个团，占领通安州，巩固了皎平渡渡口，保证了全军顺利渡过天险金沙江。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干部团名震四方。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今四川省松潘县毛尔盖区下八寨乡血洛村)会议的决议，成立了新的红军大学，毕士悌出任特科团参谋长，负责学员的军事教育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加强对红十五军团的领导，毕士悌被派到第七十五师任参谋长。到任后，他向红十五军团官兵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央红军的训
练技巧和作战方法。在随后进行的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部紧追逃窜之敌，歼灭残敌一个营，毙敌师长牛元峰，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2月，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打通抗日路线，扩大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决定将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战役命令下达后，毕士悌亲临前沿阵地进行侦察，制订了突破黄河天险的作战方案。2月20日晚8时，毕士悌率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第一营乘坐五只小木船、两只大木船，在清涧县河口附近强渡黄河。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即在石楼县贺家凹西北登上了黄河东岸，攻占了敌人的碉堡，迫使守敌一个连投降。为了保障后续部队顺利渡河，毕士悌不顾征途的疲劳，率部迅速向敌纵深阵地攻击前进，不幸被敌人碉堡中射出的子弹打穿腹部，倒在了黄河岸边。当战士们纷纷围拢过来进行救护时，他强忍伤痛，一再催促大家：“不要管我，赶快继续前进!”即使在昏迷之中，他还喃喃自语：“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了没有?”2月22日，当红军主力攻克敌河防司令部义牒镇时，毕士悌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38岁。毕士悌成为红军时期牺牲的职位最高的朝鲜族战士。1934年秋，正当毕士悌踏上万里征途之时，日本关东军开始疯
狂“围剿”珠河抗日游击区。面对急剧恶化的抗日形势，李秋岳立即由哈尔滨返回珠河，担任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带领群众为赵尚志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制作军服，运送子弹及军用物资，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其爱子因缺少照顾，加之病魔的侵袭，不幸夭折。李秋岳强忍丧子之痛和严重肺病的折磨，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抗日斗争。1935年春，日本关东军又发动了春季“大讨伐”，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珠河抗日游击区面临严峻挑战。李秋岳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及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率铁北地区革命群众随赵尚志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转战到延寿、方正一带，担任了中共延(寿)方(正)特别支部书记，组织群众为抗日队伍筹措物资，传送情报，组建方正县委，完成了方正、延寿抗日游击区的创建任务。1936年2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李秋岳化名张一志，深入到斗争条件更加艰苦的通河县开展工作。到任后，她重新组建了中共通河特别支部，并担任了支部书记，亲自起草《通河反日会章程》，利用自身民族成分的优势。深入到西北河、北六方、二道河子等地朝鲜族农民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教唱革命歌曲，散发《东北抗日联军临时政府成立宣言》等传单。张贴标语，组织妇女反日会，秘密发展党员，动员青年参加抗联武装，配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进行作战。仅仅5个月，就建立起了四个反日会组织，创建了西北河抗日游击根据地。通河县抗日斗争的迅猛发展，使敌人惊慌失措。当时牡丹江地方警务统治委员长中村在给日本中央警务统治委员长东条英机的报告中说，“通河已陷入不治之境”， “是一难治的癌症”。他们将李秋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面实施宣抚政策，重金悬赏，一面派出大量军警宪特进行搜捕。然而，李秋岳面对险境却毫不畏惧，继续开展抗日活动。8月27日黎明，李秋岳在北六方屯组织妇女做军鞋时，不幸被伪满警察逮捕。在通河县日本宪兵队，她经受住了敌人的政治诱降和严刑拷打，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而后，敌人多次劝她写“反满抗日悔过书”，她却义无反顾地写道：中国“东北得到解放，祖国朝鲜也能解放，自己能为此出一把力感到非常光荣!要改变我的思想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亡国奴要求解放自己的祖国是没有错误的”。同时，她还对日寇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日军特务工作班认为她“没有悔过之希望”。于9月3日将她押赴通河县城西门外刑场杀害。临刑前，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等口号，牺牲时年仅35岁。李秋岳牺牲后，日军残忍地割下她的头颅，悬挂在通河县城，用以恐吓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府将其遗骸安葬于通河县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