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蒙元时期陈设用玉的历史文化价值

李毅君

2017-01-25 -

摘要：蒙元时期陈设用玉主要受到来自汉地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各种文化东传的深刻影响，并以多元一体的玉文化面貌，反映出蒙古族以金山东西、长城南北两条轴线为基准而走过的历史文化互动轨迹。

关键词：蒙元时期陈设用玉多元一体

笔者曾根据考古发掘与传世品的现有资料，按照社会功能差异的标准对蒙元时期世俗用玉中的陈设用玉进行分类与梳理[1]，并认为它们具有民族性、文人化、实用性的时代特征，反映了那时用玉者个人、群体或者一个阶层社会的价值观或心理倾向[2]。

然而，古代珍贵文化遗存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能够引发探讨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情景及相关的族群现象。这些遗存是被所处时代的某个人、群体或一个阶层社会创作并保存下来的。比起对文物本身的研究，追寻它们被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意图显得更有意义。本文尝试以蒙元时期陈设用玉为基点，来探求从这个角度所折射出的立体、多面的蒙元社会。

自古以来，蒙古草原地处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东端，海拔较高，地貌多样，气候干燥寒冷，土地贫瘠，常有沙尘暴、暴风雪、旱灾、火灾等自然灾害。恶劣的生态条件决定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只能选择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

可是，单一的游牧经济十分脆弱。一方面，它极其依赖自然环境，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平衡，人们不得不分群放牧，牲畜转场，四季轮牧。这种“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使牧民逐渐成为以金山（阿尔泰山）为基本轴线来沟通亚洲大陆的主要媒介。另一方面，它也十分依赖农业社会，必须通过二者之间的交换才能获得其他生产、生活资料。这种交换的动机，又使牧民逐渐成为以长城为基本轴线来沟通相邻汉地的主要因子。

所以，蒙古草原所养育的众多游牧民族普遍具有分散性、迁移性、开放性、兼容性的特征。他们在不断汲取东西、南北周边民族异域文化元素的基础之上，创造出多元一体、独特灿烂的草原文化。蒙古族，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蒙元时期陈设用玉也是被包含在上述整体历史框架下的文化缩影之一。它所展现出的诸多特性，说到底仍然主要反映出蒙古族以金山东西、长城南北两条轴线为基准而走过的历史文化互动轨迹。

大陆性气候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汉地传统的农业社会，而农业的生产方式依赖天地自然。为了获得上天与祖先的恩泽、庇佑，确保农业丰产、国家安定，古代华夏先民通过有秩序的、和谐的“礼”的行为予以回报，到西周时发展为严整、规范的制度体系，从而形成了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

作为天地之精华，玉石因其美观、坚硬、温润、清明、稀有、高贵等特质，经过长期历史的选择，成为沟通天人、事神行礼之器。当西周以宗法制为基础、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礼制最终确立时，玉器在礼器中被赋予至高地位，它的使用也被打上了等级性、规范性、制度化、程序化的烙印。

发端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是以亲亲尊尊的周礼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被封建社会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周礼》、《仪礼》、《礼记》这三部儒家经典对玉文化理论、分类、使用功能等方面就有十分全面、系统的阐述。所以，玉器堪称儒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

继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宋代又迎

来了一个发展高峰。它通过吸收老庄道家哲学和佛家禅宗学说的有关理论，合流儒、释、道三家思想，形成新儒学，并以程朱理学和象山心学两派为代表。

辽、金时期，北方儒家学说仍然沿用汉、唐的传统，而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创立的“程朱理学”风靡两宋。从金末到蒙古军队攻伐南宋，北方学者才对理学有所了解。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倍加推崇“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否定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其忠君思想与蒙古人忠于可汗的思想相合，受耶律楚材等儒士的影响，成吉思汗已经“知天下不可马上治……尊孔道，用儒臣”。[3]

鉴于儒家治国方略的实用性、有效性，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辅佐下，建立了适合中原汉地统治的机构和制度，强化了蒙古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元宪宗元年（1251

年），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建[4]立“金莲川[5]幕府”，重用以刘秉忠为代表的一批有才能的汉人“，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6]

在汉人谋士的影响下，为了巩固统治，忽必烈“能用之士，而能行中国之道”“，以国朝之成法，援[7]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缘饰以文，附会汉法。”[8]

儒学之所以在蒙元社会产生较大影响，除了源于部分汉地传统政治制度的推行之外，还因为儒臣通过经筵进讲制度，定期向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并在中央的国子学，路、府、州、县学和书院不断推崇与强化宋理学，使之在文化、教育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

蒙古统一全国后，南宋的重要典籍、礼乐器物、官员、工匠等被移送元大都，南北方著名的文人学士任职于翰林国史院、国子监学等重要的文化机构。元世祖请名儒许衡等人将宋儒理学作为教学依据培养贵族子弟，着重宣扬朱熹学说。元仁宗时，复行科举取士制度，许衡的弟子们又把朱熹学说作为考试范本，使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唯一承认的政治学说。后来，元英宗大量启用老臣儒士；元文宗尊孔崇儒，倡导文治；元惠宗也曾任用脱脱，施行“至正新政”。

这些措施不仅为传统儒家礼制的稳定、延续与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而且使中国的玉礼文化具有了合法依据，蒙元上层社会礼玉、佩玉、用玉也随之开始发展。

为此，统治者自上而下设置、调整专门机构和人员，管理手工行业，包括国家机构、宫廷机构和地方机构，分属工部、将作院、武备寺、大都留守司、上都留守司、地方政府管辖；诸王贵族也有手工业院局，进一步推动了玉器的创作和使用。

蒙元时期陈设用玉的仿古器、文房用器等品类与造型，瑞兽、动植物等纹饰，雕琢工艺，文人化倾向以及用玉等级制度，都是汉地传统儒家玉礼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单是从渎山大玉海整块玉料的选材、器型的硕大、工艺的精湛等各方面情况来看，它必是动用政权之力、费尽心思制作而成的。对于没有用玉传统的蒙古民族而言，这样费时、费力之工，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忽必烈很早就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才能在建国之初即创作出如此壮观的大型玉器作品。

蒙元时期，蒙古民族从东向西发展壮大，最终翻越阿尔泰山，开拓了横跨欧亚大陆的江山基业。战争、迁徙、经商、出使等行为，以及后来大一统的政权管理和通畅、便利的驿站交通，促成了各民族的频繁交往，加快了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的传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

与此同时，在蒙古征服史的进程中，统治者一向重视汇集金、西域、中亚、宋等各地的优秀工匠为其所用，并将他们统一编入“匠户”，分官匠、军匠和民匠，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匠籍管理。其中，前两者人身隶属于官府局院，世代相袭，不得改行迁业，从而造就了发达的官营手工业。后来，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营手工业也充满生机。于是，大量玉器作品经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匠人之手，呈现出多元、包容的特征。陈设用玉亦是如此，综合了东西、南北各种文化元素，有的各具文化特色，有的兼具多个文化因子。其中，来自“西方”的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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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年至年，波斯萨珊王朝征服中亚诸国，成为亚洲西部最强大的国家，获得东西方贸易的控制权，大批波斯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从事中介贸易。北魏太武帝年间，波斯就与中国有交往，西魏、北周、隋朝时期从未间断，唐朝时达到高峰。

波斯工艺美术全方位吸收了两河流域、埃及、小亚细亚、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等文化，融合了东西

方艺术的精华，具有强烈的造型意识、装饰情趣和世俗气息，擅长刻意借助线条装饰表现华丽形体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中，以动物形态与器皿相结合的金银器造型最负盛名，具有豪华、典雅、强烈奔放的风格，例如翼狮形角杯、八曲长杯。唐代长杯忠实模仿了萨珊长杯的多曲特征，唐三彩立体高浮雕的器物装饰、各种兽形杯也迎合了波斯银器的艺术风格。

蒙元时期，成吉思汗的西征促使西亚与中国的关系更趋密切。蒙哥汗和忽必烈汗的弟弟旭烈兀在此建立了伊利汗国，统治着波斯地区[9]。历代伊利汗的即位，都要得到元帝的册封才算合法。这种密切的政治关系，为两地的文化交流、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受波斯文化影响，蒙元时期陈设用玉中的花形杯也以造型见长，花朵充当杯体，枝梗充当器柄，花萼充当器足。鄂尔多斯博物馆藏荷叶形玉杯（图一）更有趣，将荷叶形与莲瓣纹同时集于杯体，既像一片撑开的荷叶，又好似一朵盛开的莲花。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鸳鸯纹雁柄玉杯（图二）的杯把，就是回首雁颈。各种仿古器皿的柄、耳，也是由龙、螭等局部或完整造型来表现的。

公元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国东扩，由西向东的伊斯兰化浪潮开始掀起，西亚、中亚地区的主体居民逐渐处于伊斯兰教的统治下。阿拉伯帝国吞并波斯后，将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教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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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蒙古的西征和扩张，使西亚、中亚基本囊括在成吉思汗子孙所建立的四大汗国统治之下，也促使当地大批穆斯林进入中原。蒙元时期的回回主要指的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蒙元时期的陈设用玉主要吸收了伊斯兰文化纹饰繁密、绚丽而有条不紊的审美倾向，将浮雕、镂雕技术高度发挥，追求高浮雕（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双螭纹玉臂搁，见图三）、多层镂雕（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龙纽玉押，见图四）的艺术效果，极为立体、生动。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较为流行，到唐朝兴旺发达。唐、宋之时，与我国儒家的封建宗法思想合流，日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

辽、金、元时期，统治者推崇佛教，尤其是元代极其尊崇藏传佛教。历代元帝施行僧官制度，广建佛寺，刻印佛经，厚赐僧众，极大地推动了该教的传播和发展。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藏有五方蒙元朝廷赐予吐蕃帝师的印信，足见萨迦派僧人所受礼遇何等显赫尊贵，也印证了当时朝廷尊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的史实。

皇室贵戚也积极跟随、效仿帝后，将大量金银、珠宝、玉器赏赐、施舍给佛寺僧侣，使得佛教文化成

为当时玉雕作品常见的题材之一。陈设用玉之中，目前佛造像发现较多，有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药师佛、观音菩萨等，都是佛教重器（如图五、图六）。

蒙古人凭借武力突破金山东西、长城南北之后，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大蒙古帝国。为了维护稳定，每吞并一个政权，蒙元统治者基本都接纳和延续被征服地区原有民族文化的治国方略。

宗主国———元帝国幅员辽阔，民族多样，人口众多，疆土可划分为草原地区、森林地区和农耕地区三种经济区域，国情更为复杂。为巩固对中华故地的统治，元政权于宋、金汉法多有借鉴。但这种接纳和延续并非全盘吸收，是有所损益、取舍的。正如忽必烈在中统建元诏书中说“：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 [10] ，既要继承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旧制，又要采用前代中原王朝传统的统治制度。

因此，鉴于统治阶层多民族的不同利益，有元一代的信仰和政治理念是分开的，蒙古法、汉法、回回法并行，且“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11] ，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仁杜尔基苏木乌兰花嘎查色音花村出土的元代五体文夜巡铜牌上就标示出八思巴文、古畏兀儿蒙古文、波斯文、汉文、藏文五种文字。这种多样化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而催生出较为宽容的文化、宗教政策，促成了当时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在玉文化上也不例外，单从陈设用玉这一个角度就能略知端倪。

然而，在这多元一体的陈设用玉中，各文化元素也并非均衡分布，它们在用玉制度、器型、纹饰、工艺、功能等方面多是对汉地儒文化的继承，同时兼收并蓄，吸取各方，并在艺术题材、表现手法上加以创新，增添了质朴、清新的生活气息与情趣，为明、清玉器的集大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见，一方面，蒙元时期陈设用玉充分反映出汉地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东传的深刻影响，说明蒙古人在沟通长城南北、金山东西的重大作用与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元帝国对于四大汗国来说只是名义上的宗主国，其政权实际控制地带大多分布在中华故地。况且，鉴于自然生态的特殊性，游牧经济、渔猎经济的单一与脆弱，都极度依赖农耕经济的交换给养，元帝国的生存与稳定也就不得不以农耕经济为主要基础。那么，汉儒文化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在蒙元时期依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1] 参考拙作《略论蒙元时期陈设用玉的分类》，《文物世界》2016 年第 4 期。

[2] 参考拙作《略论蒙元时期陈设用玉的时代特征》，《文物世界》2016 年第 6 期。

[3]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 8。

[4]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四，本纪第四，世祖本纪，国学导航：http://www.guoxue123.com。

[5] 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6]《王鹗墓碑》，《元朝名臣事略》卷 12。

[7] 郝经《陵川集》卷 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8] 同 [7]，卷 32《立政议》。

[9] 今伊朗、伊拉克和小亚细亚部分地区。

[10] 同 [4]，卷四，本纪第一，世祖本纪。

[11] 同 [4]，卷二百二，释老传。

[12] 图见高延青主编《内蒙古珍宝———玉石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3] 图见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3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