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墓壁画人物服饰探析———以大同地区发掘墓葬为例
韩心济
———以大同地区发掘墓葬为例
摘 要：从上世纪以来，大同地区发掘了多座辽代壁画墓，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文物，还有风格多样的精美壁画，展现了辽代大同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本文从发掘墓葬壁画人物的服饰出发，以服装形制、材质及颜色等方面，探索蕴含其内的文化意义，从而展现了契丹统治下的大同地区的人文生活，体现了契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辽代壁画 服饰 材质 民族融合
从辽代遗留下来的雕塑造像、绘画以及壁画艺术中，我们可以窥视辽代契丹族服饰概况，据近年来大同地区发掘的辽代壁画墓中所描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式、冠帽、服饰以及车马出行等情景，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契丹民族独具特色的衣着特点。本文从实证研究出发，通过对辽代大同地区发掘出土的墓葬壁画中所描绘的人物服饰的探索，结合出土文物以及典籍资料等佐证，对辽代契丹族的服饰形制包括冠帽、袍子、靴子以及服装材质、颜色等方面作一详细分析。
一、大同地区辽代墓葬分布及墓室壁画装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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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世纪以来，西京大同发掘多座辽代壁画墓，大致分布在辽西京大同城近郊，主要包括城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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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堡 座，城北卧虎湾 座，西南郊十里铺 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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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堡 座，城南纸箱厂 座，经济管理干部学校、铁
20十七局院以及煤气公司气源厂等数座，合计近 余座。从墓葬形制来看，墓呈南北向，多为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呈圆形，穹隆顶，在墓室北壁正中大多放置
1.5棺床。据粗略统计，多数墓室直径都在 米左右，由于墓室窄小，甬道较短，墓道一般设置为斜坡和台阶式两种，尤以斜坡式居多。壁画则一般都绘在墓壁和墓顶，有少数墓室，在棺床和墓道两侧绘壁画，甬道两侧则一般不出现壁画，这与其他地区壁画墓在甬道绘画有明显区别。此外，在墓道两侧绘壁画的也较少，仅在经济管理干部学校发掘的辽墓中发现，其上绘有立柱、栌头等建筑图案。
就目前现有的壁画墓资料来看，不管是辽代早期还是晚期，墓室壁画的布局一般都很有规律，因壁画内容不同，将其从上至下分为三层，上层穹隆顶绘天象图，画日月星辰、桂树及玉兔等；中间绘斗栱、枋、栌、檐等建筑图形；下层绘人物、出行、起居、散乐、侍酒等图案，一般绘于墓室的直壁上，为墓室壁画主要内容所在。以辽代早期壁画墓而言，在大同地区仅发掘了许丛赟夫妇墓，从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以及其他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墓室平面多呈圆形，绘立柱，壁画内容上层和中层绘画大致与晚期相同，下层壁画多绘人物、门窗之类，无出行、筵宴、散乐等一些较为复杂的图案，各壁面的壁画内容尚无固定化程式。
至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
年）以后，大同壁画墓内容开始形成一定格局，独有的“辽代晚期壁画程式化的特点”雏形初现，下层壁画内容大多为这样一种形制，即“南壁甬道口东西两侧各画一人，或为男仆，或为女婢，或是门神；甬道口对面的北壁，为墓室的正面，中间画屏风，上以花卉湖石之类点缀，屏之上方垂以帐幔，两侧各立一侍者，或男或女，南北两壁画面是晚期壁画中变化最小的”。墓室西壁[1]有了以“出行”图为主，偶有“宴饮”的场面；东壁以宴饮、备膳、侍酒、侍茶为主，时有“散乐”出现。在墓室壁画中，为了增强生前活动氛围，常绘衣架、剪刀、猫狗等类物，如新添堡许丛赟夫妇墓和卧虎湾辽墓中这类物饰较多。从绘画技法而言，大同辽墓壁画同辽之上京、中京、南京的辽墓及宋代墓葬基本相近，即“人物用单线勾勒轮廓，平涂敷色，门窗、桌、器皿内
[2]的水果等敷色不勾轮廓，花卉用晕染法”。
二、辽墓壁画人物服饰分析
契丹族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其独特的游牧生活造就了契丹人独具一格的装扮方式与服饰形制。宋人沈括记述契丹服饰风俗言“：窄袖排绿短衣，长腰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腰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廷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廷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不所。”契丹族男装一般[3]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袍上有疙瘩式钮襻，袍带于胸前系结，然后下垂至膝，纹饰简朴，色彩较暗，袍内衬以衫袄，下穿裤，裤放于靴筒内。女士服装式样较少，一般上穿襦衫，下着褶裙，衫内系带，穿长筒皮靴。因契丹故地寒冷，袍质一般为貂、狐等兽皮为主。与契丹故地相比，作为辽之西京，大同地区人们的服装形制有何变化，我们可从近年来发掘出土的辽代壁画墓葬中寻找蛛丝马迹。
1984
年大同市西南新添堡发掘的辽代许丛赟夫妇壁画墓，是为数不多的辽代早期墓葬之一。壁画以人物为主，墓室男侍官均头戴展角或曲角的黑色幞头，身着浅黄色或橘黄色圆领宽袖长袍，腰束黄色或白色长带，着浅色内衣，足蹬黑履。女侍者均头梳高髻，用黄色巾帕包扎，有的包扎巾尾垂于脑后，身着土黄色、淡蓝色或橘黄色长裙，白色、土黄色、橘黄色、浅蓝色宽袖襦裙，有的侍女胸前饰飘带，均长裙掩脚，看不到内着鞋子何样（图一）。墓室西壁门楼所绘一侍女，此处侍女的服装与上述侍女的服装不同，梳高髻，用黄色巾带包扎，内着橘黄色掩脚长裙，外罩白色宽袖交领长袍，外侧长袍比内裙略短，且有镶边。从壁画人物来看，不论是人物面容表情，还是服饰规制都具有明显的汉文化因素，契丹人独特的服 饰装扮“左衽、圆领、窄袖长袍，袍里面衬衫袄，下身穿套裤，裤腿塞在靴中”的风格在该壁画墓中并没有出现。
虽然说“燕云地区的辽代壁画墓虽仍以汉文化为主，但作为辽之西京，大同壁画墓中的契丹文化因素较多，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然而，作为辽代[4]早期墓葬，许丛赟墓是一个特例，许丛赟官至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司徒、上将军兼御史大夫，食邑三百户，可谓辽之重臣、西京之中枢，然官位如此之高，其墓内壁画既无辽墓标志性的出行图也无归来图，而壁画中所绘侍女形象不仅面容丰腴，极具唐代侍女特征，而且身着典型的中原汉人服饰，由此验证了一个问题，在辽代统治燕云前期，大同地区延续中原汉文化发展，受契丹草原文化影响较小。较许丛赟夫妇墓，2011
年发掘的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有了明显的契丹因素。墓室绘男、女侍图、农耕图、出行图及起居图。墓门左侧侍者，头戴黑色帽，身着黄色圆领长袍，腰系双重黑带，脚穿黑靴；右侧侍女梳高髻，上着蓝色右衽窄袖长襦，下着蓝裙，橘色蔽膝，腰系长带，脚穿方头鞋。出行图中的三位驭者穿着不一，前者头戴褐色毡帽，身着浅褐色长袍，袍下襟掖于腰带，露出蓝色内衣，脚穿黑靴；后者头戴黑色裹巾，身着白色圆领窄袖袍，袍下襟掖于腰带，露红色内衣，腰系白色软带，绑腿，穿麻鞋；另有一骑马人物，头戴毡帽，身着长袍，右手执缰，左手作驱赶状。起居图中左右两侧各有三名男女侍从，左侧两位侍女梳高髻，用橘红色巾帼包髻，上着对领长襦，下着密褶裙，胸前系花结，脚穿黑色翘尖鞋；第三位侍者头戴黑色直角幞头，身着右衽窄袖衫（形似僧侣服饰），着红色中衣。右侧侍从二人均为髡发，即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全部剃光，只在两鬓或前额部分留少量余发作为装饰，有的则在额前蓄一排短发，有的
在耳边披散着鬓发甚至将左右两绺头发修剪成各种形状，而后下垂至肩（图二）。《辽史·仪卫志》中提到： “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可见当时大臣的额后两[5]鬓处各有一绺头发束于夹带中垂下。沈括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8
年）出使辽国后，在《熙宁使虏图抄》中形容契丹人的发式为“：其人剪发，妥其两髦。”[6]壁画中二人前额两绺头发从鬓下梳于耳后，正顶留一小辫，身着圆领窄袖浅灰色长袍，腰系带，穿黑靴。墓室东壁侍酒散乐图中绘侍从五人，均为中年男性，头戴黑色直角或曲角幞头，身着淡黄色、蓝色或红色圆领紧袖长袍，绿色或白色中单，腰系双重黑色带或黄色软带，脚穿黑色长筒靴。
从壁画人物服饰来看，进入辽代中后期，作为辽之西京，大同地区的契丹因素有了明显变化。首先发式上有了北方少数民族独有的“髡发”，服装上，出现了上着圆领窄袖长袍或襦服，下穿裤或褶裙，脚穿长靴等与契丹人较相似的服装形制。这是近几十年之后民族相互融合的结果，从服饰来看，辽代大同地区仍以汉民族庄重、朴素为主流发展趋势，汲取了少数民族豪放、独立的民族特点，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墓葬壁画风格。所以有学者提出“此墓壁画内容与格局符合大同辽代晚期壁画程式化的特点”，即“大同辽代墓壁画早期不见出行图，晚期有出行图而无归来图，且晚期墓葬北壁画面中墓主人被隐去，这是大同辽墓壁画中非常独特的现象”，在大同卧虎湾辽[7]代壁画墓也有相同表现。
三、辽墓壁画人物服饰的材质及颜色分析
前文提及契丹人的服饰材质，以皮毛为主，其主要原因一是适应北方严寒气候，二是方便游猎生活。据宋史记载，宋仁宗下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缎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说明了白色[8]和褐色的毛料缎子是契丹人的特色，这种毛缎很受中原人的喜爱，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契丹人的服装材质主要以皮毛为主。
西京地区虽处中原边地，较辽之故地，气候相对适宜，因此，人们常以布帛麻为主，皮毛次之。从发掘的壁画来看，所绘人物服饰材质均为布帛所制。布帛是中原民族服装的主要材质“，民工织纴，多技巧”，西京地区的人们大多都习惯穿轻巧方便的布帛材质的服装。此外，随着中原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的逐渐融 合，辽故地的服装材质也有了明显变化，例如东北地区出土的辽代壁画墓人物服饰也有了布帛材质，反映了契丹桑麻纺织业的发展，也是契丹同中原文化交流的结果。作为民族融合阵地的西京当然更不例外，大同东风里辽墓所绘男侍和女婢的发式、冠帽、服装、靴子有明显的契丹因素，服装材质均为布帛，在其他壁画墓中也有类似情形，这是胡汉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犹如中华文明进程一般，在互相交融、借鉴中向前发展。
中原王朝对服装颜色有严令，宋太宗曾下令“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服装色彩俨然[9]成了等级的标志。契丹民族色彩等级观念较薄，素有敬天尚黑之俗，又敬巫师，巫师法衣为白色，故契丹人常以黑色和白色为贵，但对服装颜色没有明确的等级划分。从墓葬壁画人物服饰颜色来看，黑色、白色皆有，另有红色、蓝色、褐色及灰色等，在服装色彩的选择上，辽人统治下的区域似乎更自由一些。总体而言，辽代大同地区受契丹因素影响较深，以壁画人物服饰而言，在中原汉文化与契丹游牧文化的历史洪流中，大同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
[1] [2] 王银田《大同辽代壁画墓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3] [6] 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中华书局， 2004 年。
[4] [7] 王银田《山西大同辽代节度使许丛赟夫妇壁画墓》，《考古》2005 年第 8 期。
[5] 脱脱《辽史·仪卫志二·国服（卷 56）》，中华书局， 1974 年。
[8] 脱脱《辽史·地理志三·中京道（卷 39）》，中华书局，1974 年。
[9] 黄能馥《中国服饰史（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作者工作单位：大同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