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洞关帝庙北朝造像碑看“伽蓝七堂”
摘 要： “伽蓝七堂”作为宋代禅宗寺院的布局方法，一直以来存疑较多，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研究有着不同的理解。洪洞关帝庙北朝造像碑上的建筑图，也许能说明“伽蓝七堂”制度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造像碑建筑图 伽蓝七堂 象征性 “十”字布局 七门
李会智先生在山西省洪洞县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了一通北朝造像碑，碑上一组石刻建筑图让我们对“伽蓝七堂”制度发生了兴趣，经过与李会智、王春波两位老师的讨论后，由我对这组石刻建筑图作简单的介绍。
一、洪洞关帝庙造像碑
1997洪洞关帝庙造像碑是 年为便于保管，防止损坏和丢失，由洪洞县曲亭镇吉恒村搬迁至关
270帝庙，现在立于关帝庙正殿之内。石碑高 厘
82 32 107 76米，宽 厘米，厚 厘米。碑座长 厘米，宽
5
厘米，高 厘米。造像碑没有纪年，通过石碑雕刻的风格和内容分析，应当为北朝遗构，造像碑四周雕刻佛像、菩萨、弟子、伎乐、飞天、佛本生故事等。
关帝庙造像碑顶部拱形，雕刻飞天及佛像。碑阳（图一）分三层，上层左右两佛龛对称，雕一佛二菩萨。中层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下层风化残损严重，疑似雕一佛二菩萨。碑阴（图二）分四层，上层雕逾城出家。中上层雕太子乘象。中下层左右对称，东侧雕一佛二菩萨，西侧雕一组建筑图。下层又分三层，每层十二个，共计雕三十六个乐伎。碑东侧风化残损严重，大体分五层，主要雕一佛二菩萨、树下诞生、九龙灌顶、乐伎等。碑西侧风化残损严重，大体分六层，每层一佛龛，雕一佛二菩萨。
二、“伽蓝七堂”与造像碑建筑图
“伽蓝”是梵语的略译，全译为僧伽蓝摩，一般指僧侣所居的寺院、堂舍。“七堂”是七种不同功能
的佛寺建筑物，佛教每个宗派的“七堂”都有所不同，后世大都沿用禅宗的七堂之制，即佛寺必备山门、佛殿、法堂、方丈、僧堂、浴室、东司（厕所）七堂。这是我们通常对“伽蓝七堂”的认识，但是宋代禅宗“伽蓝七堂”制度的说法一直以来争议较多。“伽蓝七堂”只见于日本文献，张十庆指出：
1402—1481） “此说在日本最早见于一条兼良（ 的《尺素往来》：‘七堂者，山门、佛殿、法堂、库里、僧堂、浴室、东司也。’……日本近世工匠技术书《匠
1608）
明》（ 中，也载有类似的人体表相图。”袁牧在《“伽蓝七堂”之疑》的文章中对“伽蓝七堂”的由来、形成、几种主要的观点、“七堂”存在的方式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伽蓝七堂’一说出自日本文献，却被很多人普遍当作源自宋代的佛寺建造制度，并加以误读，造成了广泛的不良影响。”并且认为这种“不良影响”造成了理论混乱。
本文不对“伽蓝七堂”的存疑做分析，仅对“伽蓝七堂”与关帝庙造像碑上的建筑图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说明。首先，“伽蓝七堂”之由来并没有明确的史料，仅靠日本文献的介绍，就认为有存在的可能性，缺少对文献的研究过程，的确“伽蓝七堂”制度的可信度不高。第二，后世对“伽蓝七堂”的描述与关帝庙造像碑上的建筑图在平面布局中有很多相似之处，造像碑上的石刻建筑图极有可能是“伽蓝七堂”制度的原型。
“伽蓝七堂”主要表述宋代禅宗佛寺的建造制度：一，七种不同用途的建筑物。二，“十”字平面关系是符合南宋寺院格局的。由此可见，“七”座建筑和“十”字形布局是其关键内容，关帝庙造像碑上的建筑图所看到的恰好与“七”座建筑和“十字形”布局一样。
三、造像碑上建筑图的象征性
造象碑上的建筑图（图三）刻于碑阴的中部，与旁边的一佛二菩萨左右并排。整图中用单线、双线、三线刻出一个空心的（或者说空间的）“十”字形，在“十”字形的线上分布六座建筑，加上中间一座建筑，共七座建筑。建筑组图前后、左右对称，中间的体量最大，前后两座其次，形成传统的中轴线。其他四座较小，分别在“十”字形的两侧。这些内容、布局方法与“伽蓝七堂”的描述几乎一样。图中每座建筑结构、朝向相同，体量大小因位置不同明显有主次之分，这些内容“伽蓝七堂”是没有表 述的。七座建筑均为两柱一间单檐悬山顶，柱间辟板门，屋面瓦垄清晰，并刻正脊、鸱尾、垂脊及排山瓦。
造像碑这一特有的艺术形式与宗教艺术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是盛行于北朝的一种民间佛教造像形式，是佛教艺术的综合表现形式，造像碑反映了人们希望自己与亲人死亡后升入佛国仙境，进入天宫的虔诚信仰。一组建筑图出现在造像碑上，并且与一佛二菩萨左右并排，明显不是为了反映实际的建筑组群，应当是对佛国仙境和天宫的一种神往，所以说关帝庙造像碑上的建筑图有很强的象征性和符号性。
最早提出“伽蓝七堂”制度的日本学者有可能见过类似的建筑图，简单地世俗地做了解释说明，并非认真研究得出结论，后世进一步误读，导致此制度广泛采纳却难以证实。
四、“十”字形平面布局
佛寺建筑的平面布局自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汉代的“官邸为寺”，魏晋南北朝的“舍宅为寺”，隋唐的“院落组群”，之后随着佛教宗派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佛教徒敬佛、礼佛、传经、生活的需要，并受地理、经济、文化的影响，汉地佛寺建筑至宋元明清基本固定了组群建筑的寺院平面布局。这种建筑的布局方法和营造技术与中国其他传统建筑形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宫殿、衙署、道观、民居等等，多以四合院的基本形式为单位，形成轴线清晰，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秩序严谨的空间意向，区别在于因功能、规模、环境、等级的不同，组群或沿纵轴、或沿横轴扩展和变化。“十”字形组群建筑的布局实例，在传统佛寺建筑平面布局中很难得以
验证。“伽蓝七堂”中，多强调七种不同功能的建筑，大体对每座建筑的方位进行区划，真正在平面布局中按“十”字形营造的无法证实。
关帝庙造像碑上的“十”字形清晰可见，但并非真实的建筑组群平面。“十”字的形状，更准确地说是“亚”字形，在东西方文化中是一个常见的符号，是古代先民宇宙观的符号化，有很强的宗教象征意义。藏传密宗曼荼罗（坛城）就是藏族人的宇宙观、文化观，作为文化符号的形象就是圆与“十”字，这与中国传统宇宙观“天圆地方”的表达非常相近。《曾子·天圆》记载：“天圆地方，则四角不掩”，四角相凹，就是“亚”字形。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认为，“十”字形的出现是古代先民对太阳神的崇拜并提炼抽象出的符号，而“十”字图形最终演变成代表宇宙模式的“亚”字形纹饰等。“亚”字形平面的建筑其实很多，如：明堂、银川的海宝塔等等，但是组群建筑平面布局采用“十”字形，仅是一种理想，而非实际的制度可以应用。
如此，关帝庙造像碑上的建筑图作为佛教文化符号，就不难理解了，雕刻在造像碑上，与一佛二菩萨并排出现，是佛弟子对佛国仙境、天宫的神往。
五、是“七堂”，还是“七门”
“七”，袁牧在《“伽蓝七堂”之疑》中认为“这一数字，显然只能是虚指，或者勉强拼凑”。“七”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神圣的数字，视为吉数，凡事也爱凑足“七”。中国文化中的“七”有崇拜和禁忌之分，人死后的祭祀虽然分“头七”、“二七”、“散七”、“断七”的习俗，但更多的是指七上八下、七嘴八舌、七零八落等等不太靠谱的说法。佛教文化中也有“七”，如：释迦牟尼是第七世佛、救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但不能证明“七”在佛教中是一个吉数，尤其“七堂”之说把东司（厕所）也列入佛寺的“堂”，明显有拼凑的嫌疑。
为什么造像碑上的建筑图用“七”，没有用“九”或“五”，以笔者个人的理解，“七”更合理和图案化。单数是阳数，汉地佛教建筑营造中大多采用单数，不仅有宗教文化的内涵，单数带来的对称美感也很重要。再回到“十”字形平面，这个图案中一共有六条横边，加上中心，“七”明显合理了很多。
如果也在竖边做对称建筑，似乎“五”更合理，金刚
宝座塔就和数字“五”有关系，可是竖边上的建筑 朝向在本建筑图上就发生了变化，成了四个建筑朝向中间（有点像曼荼罗图形），显然不是图案想传达的意思。
造像碑上的七座单体建筑图，应当是“门”，而非“堂”。初看建筑图，认为是“堂”并不奇怪，用台基、柱、屋面几个主要元素表示一座建筑，用一个封闭的线条表示一个院落，在绘画、石刻等平面上表达建筑时，这种方法常常可以见到。现场经过观察中间的这座建筑，石刻虽然有些残损，仔细分辨后应当是一扇“半启门”，特意将门雕刻成“半启门”，虽然没有雕刻启门人，但建筑是“门”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这里的建筑是“门”，而非“堂”，中间最重要的建筑是“门”，其他六座建筑也应该是“门”了。中国传统组群建筑中，门是相当重要的建筑，不仅是一座独立的单体建筑，更有“门脸”等其他引申的意思，一扇“半启门”的含义就更丰富了。
“堂”是正房，高大的房子。“门”是入口，出入口的开关。造像碑上的建筑图并非是一个建筑组群，而是人们通向佛国仙境、天国净土的入口。“七门”在“十”字平面中布局，轴线清晰、主次分明、纵横对称、朝向一致，这样也就合情合理。
六、结 语
关帝庙造像碑上的建筑图可能就是后世“伽蓝七堂”所描述的理想寺院，认为这种平面布局是佛国天宫的空间意境，这与曼荼罗相近又不同。曼荼罗的精神是超越了建筑空间的实际功能意义，而造像碑上的建筑图似乎能反映实际的建筑空间序列，不难想象“伽蓝七堂”之始并非实际的研究，而是对已存图案的一种世俗化解读。关帝庙造像碑上的建筑图反映人们对死后升天的一种愿望，并不是对佛国天宫的描述，所以在图中表现为“门”，而非“堂”。《礼记·明堂位》曰： “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佛国世界高于人类社会，“门”多一些也不奇怪。不过建筑图上的“门”极可能是佛教所指的“法门”、“佛门”，修行者入道的门径，是修德、治学或做事的方法和途径。最后，造像碑建筑图上的石刻“十”字形线条分单线、双线、三线及部分石刻内容还无法说明是什么。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文物技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