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造像碑及其风格脉络
5~8摘 要：本文主要依据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山西有纪年造像碑遗存，并结合其他材料，对山西 世纪造像碑风格演变的特征与脉络进行梳理，力求在造像碑类型、特征以及风格来源等方面进行探讨，宏观勾勒山西造像碑发展演变的脉络以及与周边地区造像碑风格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山西 造像碑 遗存 风格
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
56式，集中出现于中国 、世纪的北方地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甘肃以及安徽北部等地区。数量以北朝时期的居多，南方的南朝造像碑在南京和四川地区有少量遗存[1]。这种具有独特
9艺术形式的宗教遗存，在隋代以后日渐衰落，至世纪的晚唐尚有少量遗存。在形制上，造像碑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扁体碑形，另一种是四面体柱状[2]。完整的造像碑一般具有碑首、碑身和碑座，现存多数造像碑只有碑身，间或存有碑座或碑顶，在碑身上开龛雕刻有宗教偶像，同时还镌刻有供养人姓名和发愿文。在宗教属性上，这种石刻造像以表现佛教的内容为多，但也有反映道教的内容以及少量表现其他宗教内涵的造像碑。造像碑一般由宗教团体———邑社组织出资雕造的，常竖立在寺观、村口或路旁，用于传达宗教的信仰观念， 接受信众的供养，属于“小型纪念碑雕刻之一 [3]。造像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宗教、民族、艺术、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一、山西造像碑遗存
200据不完全统计，山西造像碑近 通，分布比较散，除了在山西的博物馆、文管所等单位保存外，在南京、上海、北京以及海外的博物馆还有收
5 6藏。山西造像碑主要集中出现于从 世纪末至世纪末的一个世纪内，包括北魏以及北朝晚期的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隋唐时期已见颓势，雕造的造像碑数量并不是太多。以下主要通过笔者
72实地调查并结合其他材料获得 通山西有纪年
5-8造像碑，罗列于下，以窥 世纪山西造像碑遗存
1）
的情况（表 。
佛教造像碑最初在山西兴起[4]，而且山西是造
像碑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造像碑形式的宗教遗存广泛地分布于太原以南的地区[5]，除搜集到的有纪年造像碑外，尚还有一定数量的无纪年造像碑遗存，散布于山西各博物馆、文管所以及寺庙古建筑内，还有待进一步进行全面的搜集与整理。
二、山西造像碑的风格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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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世纪至 世纪，山西造像碑都有留存。以下依据目前调查的造像碑遗存（包括上文所列有纪年造像碑，也有经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无纪年造像碑），并结合其他材料，从宏观上对山西造像碑风格演变的脉络进行梳理，包括对其类型特征、风格演变、风格来源以及与周边地区造像风格的关系等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一）北魏时期造像碑特点与风格山西现有最早的造像碑遗存出现于北魏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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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间，从公元 年至 年这个时间段，这是山西造像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造像碑遗存主要集中分布于现在的长治、晋城地区，如武乡、潞城、高平、陵川、泽州、沁水、阳城等地。比较代表性的
493实例有：北魏太和十七年（ 年）沁水千佛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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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北魏太和二十年（ 年）高平邑子等千佛造像碑（图一）、陵川千佛造像碑、北魏王黄罗等造像碑、泽州尹寨千佛造像碑、晋城崇寿寺千佛造像碑等。造像题材主要是千佛和一佛二菩萨；一般四面造像，碑阳、碑阴的布局基本上是碑上部排布小佛方龛，碑下部开主龛；造像材料基本上是当地的黄砂岩；造像有着浓郁的晋南地方风格，与云冈石窟造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主尊佛造像高肉髻、面相饱满，双耳外侈，袈裟贴体，腰身向内收，显得比较苗条，通常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两侧胁侍菩萨常高举类似于麈尾的器物；造像铭刻题记的特点：字径小，点画圆润、多隶意、字间距紧密，是平城时代书法题刻的风格；题记内容主要是纪年和供养人姓名，未见大段发愿文，题刻位置为碑阴及龛下；造像碑出现过供养人题名较多的情况，如北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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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十年（ 年）高平邑子等千佛造像碑、王黄罗等造像碑，但基本没有出现供养人像。
千佛题材的造像碑在北魏时期多个地区出现过，如甘肃和陕西等。山西千佛造像碑与陕西关中、甘肃陇东地区的同类造像碑之间存在差异。从山西早期造像碑的渊源来看，这种成熟的造像碑风格应该受云冈石窟的影响。山西是北魏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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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所在地，在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山西的东南地区是北魏从平城至洛阳重要交通枢纽，山西早期的造像碑基本出自这一地区。千佛及一佛二菩萨的题材在山西的石窟造像中比较普遍地流行。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考虑，与甘肃陇东地区和陕西关中地区相比较而言，山西北魏太和年间的千佛造像碑应该体现为这一地区独特的风格。北魏迁洛后的山西造像碑分布范围较前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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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公元 年间是山西北魏造像碑发展的第二阶段，分布的范围要比第一阶段更广泛，包括今运城、临汾、长治、晋城等地。主要实例为：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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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平元年（ 年）的酒广宗等五十人造像碑至北
530 14魏永安三年（ 年）的薛凤规造像碑。这 通碑
516-530都为扁体造像碑，集中出现于 年间，形制上主要以蟠螭顶碑为主，早前流行的平顶碑和拱顶碑在这一时期逐渐式微；从小龛的龛形来看，无装饰的方形龛贯穿北魏始终；将供养人像安置在屋宇内是这一时期比较特殊的地方，而且流行骑马或乘牛车出行的供养人像，并且碑阴及碑左右都安排有供养人像的布局方式占了主流，且在碑阴都是在主龛下布置成排的供养人像，如邑主吕双等造像碑、赵道富共六人等造像碑、杜善胜等合邑七十人造像碑、杜延和关阿娥合邑五十人造像碑都是这种流行样式的代表。
在这一阶段有两种类型的造像碑。第一种类
型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延续了方形平顶碑的形制及以千佛与主龛一佛二菩萨的题材及组合方式，又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出现了大量的供养人像，而且分层布列人像；造像有了一些变化，如佛像的造型趋于消瘦；雕刻方式改变，以细密线的方式来表现袈裟的衣纹；出现了衣摆覆座的形式。这一类型代表的实例有：邑主吕双等造像碑、邑主马光仁酒荣等造像碑（图二）、吕氏一族造像碑、翟干姜等造千佛碑、赵道富共六人等造像碑、李安定造像碑等。从形式及地理因素考虑可知，此阶段的这一类型是本地太和年间造像碑风格和陕西关中造像碑风格相融合形成的。在造像碑上分层式排布的供养人像在北魏太和年间的山西还未流行起来，但在陕西关中地区的造像碑上有所体现，如陕西长武县昭仁寺北魏造像碑之一碑阳的下部有四排供养人像，此碑雕刻于北魏太和前期[6]。而以平行多线纹为特征以往学术界称之为“鄜县样
式 [7]，虽然这种观点受到质疑” [8]，但雕像的衣纹呈细密线分布的形式成为关中地区造像中独特的表现形式，山西北魏晚期出现在造像碑上的这种 细密平行线的雕刻手法来自陕西关中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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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魏 年以来，逐渐发展起这一时期的第二种类型，即碑的形制为蟠螭顶碑，碑阳的碑额处开龛造像，碑身中上部开主龛，龛下雕供养人像，碑底刻发愿文；碑阴碑额处也开小龛，碑阴、碑左右在形式上变化稍多，但一般为供养人像或供养人名。这一类型代表的实例有：李僧智王阿全合邑造像碑、高僧邑子二百人造像碑、杜善胜等合邑七十人造像碑（图三、图四）、北魏永安年间的杜延和关阿娥合邑五十人造像碑、薛凤规造像碑等。纵观山西周边地区，如关中、豫北等地，这种类型的造像碑更多地出现在北朝晚期，像山西北魏时期形成的这种类型，应该是山西造像碑在北魏晚期时出现的独特样式。（二）北朝晚期造像碑特点与风格北朝晚期的造像碑遗存是山西造像碑中数量最多的，从整体风格来看，这时期一方面延续了北魏第二阶段造像碑的造像风格，另一方面则发展起这一时期具有代表的造像类型，并保持了和关
534 572中地区造像碑之间的联系。从 至 年的北朝晚期，由于地域的不同，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间存在不同之处。
东魏、北齐在北魏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简化的形式，碑身上部开主龛，下部刻发愿文，如
志朗造像碑、羊头山造像碑、张祖造像碑、天保七年邑徒一百人造像碑、阎兴和造像碑等；另一种则是碑上部开主龛（或造像），下为供养人像，或有发愿文，如王早树造像碑、天保四年造像碑等；或碑额处开龛，碑身为分层排列的线刻供养人像及题名，代表的例子有：常光庆兄弟造像碑、沙门法照造像碑、董黄头七十人等造像碑（图五）、王胜族造像碑等。这些类型与北魏第二阶段的造像碑形式都有一定的联系。除此以外，东魏、北齐阶段还有一种类型为四面柱状造像碑，如李僧造像碑、洛音村的二通造像碑、比丘法悦邑子等一千人千佛造像碑等为代表。这些碑为四面造像，每一面上下开三龛，这一形式是这一时期内比较独特的造像类型，应该与晋东南大量出现的造像塔柱有一定的联系。
整体来看，由于地缘的关系，西魏、北周这一时期的造像碑与关中造像碑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如题材（骑马与坐牛车供养人、碑额金乌和蟾蜍）、雕刻手法（主尊像袈裟摆类软泥条手法）等明显受到了关中影响[9]。这一时期在类型上发展了两个或两个以上主龛相叠，将小佛列龛的形式组合进造像碑的布局之中，这种类型受北魏时期第二阶段的第一种类型的影响比较大，如巨始光造像
562碑、陈神姜造像碑、北周保定二年（ 年）千佛造像碑、陈海龙造像碑、卫超王造像碑等；另一种类型为单列龛或双列龛，即从上至下开多个主龛，呈一列或双列分布，如宁氏宗族造像碑、大魏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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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临猗造像碑、薛山俱等造像碑（图六）、卫 秦王造像碑、昙响等七百人造像碑、陈氏合村造像碑等。以上两种类型都能在北魏山西造像碑中找到来源。还有一种类型则为道教造像碑，如蔡洪造老君像碑、彩霞村造像碑、坛道造像碑、李元海兄弟七人造像碑等。陕西关中地区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道教造像碑，现今收藏于耀县碑林、临潼博
496物馆等地，著名的有北魏太和二十年（ 年）姚伯
499多造像碑、太和二十三年（ 年）刘文朗造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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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元年（ 年）杨缦黑造像碑等等[10]。山西的道教造像碑主要集中在芮城一地，这些造像碑是直接受关中地区道教造像碑的影响而产生的。（三）隋唐时期造像碑特点与风格隋代山西造像碑的数量不多，分布于今芮城县、稷山、隰县、阳曲等地。整体来看，隋代造像碑体现了从北朝至唐代的过渡性风格。形制上以扁体拱形碑为主，出现了一例比较特殊的圭形道教造像碑，沿用了北周时期造像碑的形制；小龛龛形圆拱龛和帐形龛共存；布局由单龛发展成主龛左右及龛下开小龛和两个主龛上下排列；龛内组合中的数量越来越多，由一尊发展成一铺三身、一铺五身、一铺七身；造像主尊的下摆由简至繁，造型面部浑圆，身体健硕。
唐代山西造像碑主要分布在今运城、临汾、长治、晋城等地，尤以前两地居多。这一时期扁体蟠螭顶碑是最流行的形制，隋代流行的拱顶碑这一时期偶有出现。从小龛来看，这时期最有特点的是圭形龛和帐形龛、方形龛或尖拱龛的组合，圭形龛位于碑额，螭龙两爪之间圭形龛，龛内雕一倚坐佛
或结跏趺坐佛，帐形龛内雕像组合为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尖拱形龛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流行，龛楣素面或没有龛楣。小龛的布局形式以主附配合为主，尤以次龛在主龛之上为多。造像的单龛组合方面以一铺五身及数量更多组合较常见，甚至出现了一铺九尊的龛。主尊坐姿以结跏趺坐和倚坐为主，前者尤多，双足藏于袈裟内，未见到现右足者。主尊身后多无背光。雕刻的供养人像都是蹲踞式，还有一半的数量是没有雕刻供养人像的。
唐代造像碑最为突出的类型是在碑额处开圭形龛（由蟠螭后肢形成类似圭形），碑身开主龛，碑底刻发愿文，实例有：郭石生造像碑、李山德造像碑（图七）、李贤翼造像碑、唐涅槃变相碑、廉德琮造像碑、景云二年造像碑、段龙庆造像碑、张四娘造像碑，这种类型的造像碑由北魏时期第二阶段第二种类型发展而来，经过北朝晚期的发展，在武则天时期前后普遍流行起来。
本文为南京艺术学院科研项目《晋中南地区造 像 碑 的 考 察 与 风 格 研 究》（项 目 编 号 ： XJ2011014）
阶段性研究成果。
[1] [9] 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佛学研究》1997 年第 00 期。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640页。
[3] 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年，第 309 页。
[4] 王静芬著《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21 页。
[5] 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一文中原东部地区造像碑的分区中，属于山西省内的有两个区域：晋中区和晋西南区。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佛学研究》1997 年第 00 期。
[6] 张燕、赵景普《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文物》1987 年第 3 期。
[7] 松原三郎《北魏の鄜県樣式石彫につぃて》，《國華》（第 753 号），1954 年。
[8] 齊藤龍一《中国南北朝時代の“鄜県樣式”仏教道教造像に関する再検討》，《中国美術の図像学》，日本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6 年。
[10] 李凇《泾渭流域北魏至隋代道教雕刻详述》，李凇《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2002 年，第364-366 页。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广西艺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