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原文庙大成殿内的匾额谈起
摘 要：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民俗文化，凡是宫室、殿堂、亭榭、书斋、商铺等以大字题裱于门框上，均可称为匾额。匾额既有装饰之用，也包含深刻的寓意，在历史长河中，匾额以其大气的形制、高超的书法艺术，与雄伟壮观的建筑相互辉映，成为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关键词：匾额 太原文庙 孔子
匾额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通常装裱于建筑之上，是古代建筑的点睛之笔。大成殿在唐代称文宣王（孔子的封号）殿，宋徽宗尊崇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更名“大成”，延传至今。大成殿是各级文庙的正殿，位居文庙的中轴线上，除了孔圣人的雕像、四配十二哲人的画像和殿前高大宽阔的月台外，殿内高高悬挂的数块匾额也是文庙历史积淀与艺术集成的精髓。
太原文庙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格局坐北向南，大致呈长方形，四周有红墙围绕，院内有许多融建筑、民俗、文学、艺术、书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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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匾额和石刻。 年 月第一次以游客的身份来到太原文庙，当从讲解员口中得知殿内气韵非凡的数块匾额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的题书后，我顿时对这些匾额的含义、来历和背后的历史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久不散。
清入关后，除了顺治皇帝以外，其余九位皇帝均在北京孔庙大成殿立匾题字。这几块匾额分别是康熙“万世师表”，雍正“生民未有”，乾隆“与天地参”，嘉庆“圣集大成”，道光“圣协时中”，咸丰“德齐帱载”，同治“圣神天纵”，光绪“斯文在兹”，宣统“中和位育”。康熙自小接受汉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和董其昌书法的熏陶和影响。康熙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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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年），他到曲阜祭拜孔圣人，御笔题书“万世师表”，这在《清实录》和《清史稿》中都有明确记载。康熙题书“万世师表”后，命全国各地孔庙将其题词效仿摹制并刻制成匾，之后的历代皇帝即位，必亲临北京国子监讲学一次，并到孔庙大成殿悬匾一方。因此，在全国不同地方的文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与北京大成殿相同体例和形制的匾 额。然而，这九位皇帝御笔题字的匾额同时聚集在一个殿内是绝无仅有的，各殿悬挂的匾额数量和悬挂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太原文庙大成殿内就悬挂着从康熙到嘉庆皇帝题写的四块匾额。“万世师表”是以官方意识形态尊奉孔子为思想正宗，这一词出自《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昔仲尼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从那以后，“万世师表”一词就成为赞颂孔子的专用词。从历史和现今来看，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构成之一，用这个词来盛赞孔子的贡献，实在不算过分。
1725 “生民未有”是雍正皇帝于雍正三年（ 年）的题书，词语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意为自有生民以来，从来没有像孔子一样至高无上的圣贤，世上也只出现了这一位圣人，所谓“生民未有”。
1737 “与天地参”是乾隆二年（ 年）的题书，出自《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参”可以理解为“三”，“谓以天地并而立三也”，意为孔子的地位与天、地相并列而为三；也可以作“参拜”讲，古人拜天拜地，而孔子足以与天、地相配而受到君臣和百姓的参拜。乾隆皇帝时值清朝鼎盛，文化空前繁荣，他曾数十次亲自拜祭孔庙，对于孔子的赞颂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从他当时题写的一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上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下联“教垂万
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
1799 “圣集大成”是嘉庆皇帝于嘉庆四年（ 年）题写的匾额，“大成”出自《孟子·万章上》：“孔子之谓集大成。”之后的历代帝王大多喜用“大成”一词
1768来赞颂孔子。乾隆三十三年（ 年），乾隆下诏令，孔庙大门增加“先师庙”额，正殿改称为“大成殿”，二门改称为“大成门”。嘉庆皇帝也以“圣集大成”匾额来赞颂孔子之圣道乃是继承和发扬上古圣贤之道而成。
恐怕孔子生前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礼遇，他出身低贱、生活贫苦，周游列国宣传政治主张时也多不得志。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受到权臣的轻蔑，受到野人的嘲弄和暴民的包围，所受之苦难，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之所以如此受人敬仰，除了他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和他在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外，与统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而利用他及他的思想并进行大力宣传也有莫大的干系。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清朝皇帝要题写匾额并悬挂于文庙的正殿大成殿内，而这种现象未见之于之前的唐宋元明几个朝代。从文庙的建筑历史来看，文庙的鼎盛时期在清代，很多之前就已建成的文庙建筑多毁于明末战乱天灾，而在清代得以大规模修复和重建。但也有像平遥文庙等一些唐时就初建的文庙建筑，或许当时不叫孔庙或是文庙，而称为府学、夫子庙或是其他名称。难道说清之前的历朝历代不尊崇孔子吗？还是尊崇孔子的感情和程度不及清代那么深？翻阅清之前的史籍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赞誉孔子的文句和历代皇帝祭拜孔子的活动是非常多的，加之唐朝、宋朝、明朝都是汉人立国，在文化积累和感情趋向上比起满清皇帝来说必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上面的推断并不成立。那么清代皇帝如此赞誉孔子并御笔题写匾额就有其他的原因和目的了，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来说，康熙是第一位在大成殿立匾歌颂孔子的皇帝，并且被他的子孙所效法。康熙自幼就对汉文化和儒家学说有着浓厚兴趣，《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他“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康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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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 年），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朝廷要将治统和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他执政时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重要书籍。因此可以说，康熙重视 文化教育并认同和尊崇孔子，这是他首开清代皇帝立匾之风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康熙皇帝包括之后的八位皇帝，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是统治者、政治家，所以为政治统治服务是其出发点和目的所在。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为孔子立匾题字是巩固和彰显权力的需要。康雍乾时期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发展的最高峰，为了巩固满清政权同时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胸襟宽广的康熙皇帝决定利用孔圣人来使天下人认同他作为中国皇帝的地位，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亲自到孔庙祭拜孔子并立匾题字赞颂孔子。因为清之前几朝的名士包括皇帝只是在孔庙里立过碑，题过字，而在大成殿内高挂匾额是从未有过的，这么做无疑是出于彰显和巩固自己权力的需要。清后期几位皇帝执政后在大成殿立匾题字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民国时期的袁世凯和黎元洪也在大成殿内附庸题字，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们极其明显的政治意图。第二，在“庙学合一”这个已有的传统条件下，抬高孔子的地位可以得到汉族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拥护，这有助于清政府招揽士人，扩大统治基础。清朝是攻灭明朝之后建立的统一性中央集权国家，满族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的大小反抗活动不断，而且很多前朝官员和文人知识分子都不愿意入朝为官。为了缓和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同时又得到这些人的信任和拥护，无限地抬高和赞颂宗师孔子无疑是很有实际效果的做法。
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控制臣民百姓的思想，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清朝尤甚，除了大兴文字狱外，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作为正统来标榜，并采用建立在四书五经基础上的“八股取士”制度也有助于达到控制人民思想的目的。
从以上来看，清代皇帝在大成殿内题字立匾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虽然几位皇帝多喜好儒学，但为政治统治服务才是其根本的目的所在。孔子生前际遇迍邅，死后却备受尊崇，正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宣扬，才造就了他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民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