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物看广东地区 的移民文化变迁
———以广东秦汉至元代出土陶瓷器为例
摘 要：我国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大迁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随着北方移民不断迁入广东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对广东地区出土的秦汉至元代时期陶瓷器与北方各地同时期器物进行的比对研究，揭示了各时期移民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地区陶瓷器的生产和进步，推动了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广东地区 移民 文化变迁 出土陶瓷器
广东地处五岭之南，古代为百越之地，历史悠久。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历代战乱的影响，中原百姓为了生存，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南迁，翻越五岭之险，来到岭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手工业、渔业等经济。大举南迁的中原人民，进一步促使岭南地区人口的增长和民族的融合。中原人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大大加快了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促使汉越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本文拟对广东地区出土的陶瓷器与北方地区、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研究，探讨秦汉到元代时期北方移民对广东地区的文化影响、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以及移民文化的变迁。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秦汉时期的岭南
秦朝以前，生活在岭南的是南越族族群，传承的基本是自成体系的古南越族文化。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实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于秦
214
始皇三十三年（前 年）在岭南设立“桂林、象郡、南海” [1]三郡，其管辖范围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越南北部、中部，以及海南岛等地。为了达到军事上、政治上对岭南的控制，“南海郡唯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所谓东南一尉” [2]。秦代分几批向岭南进行移民，与越人杂处，形成了岭南 历史上的第一次移民大潮。这些移民散布在辖区内各个地区，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生产活动，与生活在这里的古越族居民，进行了一次南北方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创造了既有岭南特色、又有中原古风的地方文化。
204西汉建立后，汉高祖三年（前 年），赵佗自
183立为南越武王，吕后五年（前 年）自称南越武帝。在此期间，岭南的安定得以巩固，民族融合及中原文化传播持续进行，汉越文化加速交融，社会文明得到发展和进步。司马迁的《史记》中“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 [3] ，是对赵佗政策的肯定。
111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年）十月，杀南越王，平定岭南，取得统一。这一过程中，中原人民逐步向岭南移民，使汉族与古越族人民又进行了一次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
秦汉时期是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既有南越文化特色，又有中原文化遗物，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对南越国的影响。这一时期，生产的陶瓷种类增多，出土有罐、瓮、尊、豆、壶、碗、盆、杯等，制陶工艺进步，生产规模扩大，陶器的艺术性也提高了。从出土文物进行对比、探讨文化的融合。
1.
陶壶：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壶[4] ，高颈、小口、鼓腹、圈足，腹颈相连处，有对应的两耳，颈、腹部均有凸起的弦纹，这一器型在始兴、顺德等地也有
出土，应是广东地区十分流行的造型。广东省博物馆藏
青釉双耳壶（图一） [5] ，撇口，直颈，溜肩、鼓腹、平底，口外沿和颈下部各划波浪纹一周，肩到腹部有弦纹数道，肩
1972
部有双耳；与 年河南省郑州市古荥镇桃花峪出土的圆唇、侈口、颈部较长、肩部附有双系、鼓腹、圈足的原始
瓷划花壶（图二） [6]的造型基本一致；同类造型的器
1991物在湖北等地也有发现，如 年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肖家洼出土的汉代划花壶（图三） [7]。不同之处是河南出土的壶在颈部划饰波浪纹，湖北出土的壶在肩部饰有两层云气、飞鸟纹。
2.
陶薰炉：广州汉墓出土陶薰炉（图四） [8] ，盖身相合为圆锥形，炉盖镂空呈花瓣形，花瓣上端均有尖状的乳，盖宛如一花蕾形，炉身斜鼓腹腹底有一圆柱连接托盘，托盘敞口，平折沿，直壁，下腹斜收，小平底。2005
年河南省荥阳市薛村遗址出土的汉代绿釉双层陶熏炉（图五），“两层组成，拆装自如。第一层，带柱炉盘，盘为圆形，平折沿，方唇，浅弧腹，平底；炉盘中部起柱，柱上有一带盖熏炉，熏炉炉身为子口内敛，弧腹平底的豆形，上有扣合自如的圆棱台状盖，盖顶中部起一锥状卯头，盖周身有四个镂孔，下部模印仿镂空几何纹。第二层形状、结构类似第一层，稍微有别的是第二层炉盘底部正中为一小圆锥状榫空，正好套合在第一层熏炉顶上；第二层熏灯的熏炉盖顶为一蹲坐的青蛙形象” [9]。从这两件熏炉的造型来看，广东汉墓出土
的熏炉造型显然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两件的功能都是熏燃香料，但从制作工艺来看，河南出土的熏炉不仅美观，而且制作考究、工艺精湛。
3.
这一时期，受中原陶塑艺术的影响，岭南地区的陶塑艺术也加速发展，出土的陶屋、陶仓、陶井、陶灶、女士俑、舞乐俑、镇墓俑、陶鸡、陶狗、陶羊、陶鸭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1961
年广东佛山澜石大松岗出土的陶鸭、陶鸡
，1972
（图六） [10]年广东佛山澜石大松岗出土的陶
1952
羊（图七） [11] ，与 年河南省禹县白沙颍东村出
、1969土的汉代灰陶雄鸡（图八） [12]年河南省济源轵城泗涧沟出土西汉红陶鹅（图九） [13] ，形象都很生动。
二、魏晋南朝时期
三国时期，岭南地区是在吴国的统治之下。吴进入交州后，分交州置广州，州治番禺[14] ，使番禺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利于岭南地区的开发，南海诸郡的经济获得
了一定的发展。
吴国亡归晋，岭南地处南陲，中原地区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未影响到岭南地区，境内相对安定。长期的战乱，中原人民流离失所，大量南迁的百姓携家入粤，加之流放入粤的人，这些被称为“流
人” [15]的人们，来到岭南后，开垦荒地，聚成村落，他们带来了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促 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南朝时期，百姓继续南迁，广东人口有所增加，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高效的劳动力。铁器的铸造、铁农具的使用、牛耕技术的进一步推广，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南迁移民和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发展农业的同时，采珠、造船、棉纺、矿冶、煮盐等手工业的发展比较繁荣。
这一时期，广东地区的陶瓷业进一步发展，青瓷器的生产逐步成熟。以下从两个方面做一分析。（一）对出土的典型器物作一对比
1.
鸡首壶：广东省高要县披云楼东晋墓出土
茵）
的鸡首壶（图一 [16] ，盘口、长颈、丰肩、圆鼓腹、平底。肩部置一鸡首形壶嘴，与其对应的一侧置条形把柄。肩设对称桥形系钮。釉色青中带黄，晶莹透亮。1986
年江西省南昌市京山东晋墓出土的青釉双系鸡首壶（图一一），是江西洪州窑典型的东
[17]，这两件器物造型、纹饰、釉色基本一致，晋产品广东出土的这件器物，应是受到江西洪州窑生产工艺的影响。
2. 虎子：1994 3
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姬堂[18]出土的青釉虎子（图一二），其造型为虎形蹲号墓伏状，前面有向斜上方翘起的圆形口流，口流的上
方以堆贴手法堆出鼻、眼、耳，眼部圆凸并托着圆弧形眼线到耳部，扇形双耳竖起，猪形鼻子尤具特征，口部饰弦纹，背上有圆条形提梁，鼻、眉、耳、尾及提梁上均刻短斜线，腹下有短小前屈的四肢。在广东和平县一座编号为HLM2
的墓葬 [19]中出土一件虎子（图一三），昂首伏虎状，圆口略斜，做虎头堆塑，提梁连于头与背部，四短足。1965
年浙江省温州市弥来陀山永宁四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图一四） [20] ，外观造型也是虎形蹲伏状，这件虎子与广东和平县出土的虎子不同之处是在虎
子两侧有刻划翅形
1974
图案； 年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出土的越窑青瓷虎子（图一五） [21]和温州出土的造型基本一致。
3. 1988
炉： 年深圳市宝安南朝墓出土的炉（图一六） [22] ，圆唇，弧腹，平底，下承三兽足，再托以平底的盘。这类器物在江西、福建南朝墓中多有出土，如福建政和松源、新口南朝墓中出土的灯盏[23]，从其功用分析，很有可能是用来焚香的炉，下面的托盘当是用以承接香灰的。1961
年江西南昌市出土的南朝青瓷三足炉[24（]
图一七），
和上述两炉形状一样。
4.
砚：深圳市宝安西乡铁仔山南朝墓出土的
[25]，三足砚直口，四足砚侈口，均为砚三足、四足砚
心微鼓，腹部饰凸弦纹一周；1984
年深圳市西乡铁仔山南朝墓出土的青釉三足砚（图一八） [26] ，与1957 年福建省建瓯市木档乡南朝梁天监五年（506年）墓出土青釉三足砚（图一九） [27] ，两件砚台造型一致，深圳出土的砚台三足略高一点。（二）生产工艺方面的探讨这一时期，瓷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法有拍、印、雕、堆等，其中褐色点彩工艺在器物上的使用，增添了器物装饰美。1983
年深圳宝安区铁仔山东晋墓（M11）出土一件青釉钵（图二茵）
[28] ，在钵的外壁饰有四组三点形的褐色点彩，这类褐色点彩的器物，在广东其他地区也有出土。如广州沙
[29]出土装饰褐色点彩河镇狮子岗西晋建兴四年墓
HLM2的四系罐和盖盂，在广东和平县一座编号为
[30]中也出土了两件腹部装饰交叉线状褐色的墓葬点彩的四系罐（图二二）；此外在江苏、浙江、江西、广西等地也有出土，如江苏江宁西晋元康年间墓
[31]，南京板桥镇石闸湖西葬出土的青瓷盏、盘口壶
晋永宁二年（302
年）墓[32]出土的青瓷罐，在器物的系部及系与系之间，已开始使用褐色点彩工艺进行装饰。1976
年在江西省南昌市绳金塔西晋永安元年（304
年）墓出土的青瓷褐色点彩鹰首壶[33] （图 二三），鹰的首尾、圆突的眼部、肩部的双系，都有褐色点彩装饰，肩上有褐色点彩组成八瓣覆莲图案一圈，是这一时期的青瓷精品。深圳出土的这种几何形图案风格的褐色点彩，在浙江温州出土的
1958东晋瓯窑器物上有发现，如 年温州市雨伞寺
351
东晋永和七年（ 年）墓出土的鸡首壶[34] （图二四），其盘口、鸡首和鋬上饰褐色点彩，肩腹部用褐色圆点构成圆与半圆形上下交叉的八个图案； 1960 年温州市雨伞寺东晋永和七年（351
年）出土的盖罐[35] （图二五），褐色点彩丰富多样，盖顶部以钮为中心，饰有四条放射状褐色点彩，呈十字形图案，肩部点缀一周褐色点彩，又以四个横耳为中
1956心，用褐彩点缀围绕成一个个圆圈。另外 年在浙江永嘉县礁下山永和七年（351
年）墓出土的青瓷钵[36] （图二一），腹部饰四组圆形褐色点彩，与深圳出土的青釉钵腹部的褐色点彩装饰基本一样。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外来移民对于广东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唐、宋、元时期
隋唐之际，战火不息，北方百姓纷纷迁入岭南，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后，逃往岭南的
百姓大量增多，广东人口呈现上升之势。人口的增加，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全国的经济重心移至南方，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唐时实行流徙和贬降制度，被朝廷流徙和贬降到岭南的官员，提高了广东各地人民的文化素质与文化水平，对广东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广东地区墓葬和窑址出土的陶瓷器类多样，有罐、碗、杯、碟、盆、壶、坛、灯盏、砚、水注、动物模型、砖、瓦当等，釉色有青釉、黄釉、白釉等色，烧制质量明显提高。
这里要介绍的水车窑生产的鱼形壶是极具地方色彩的器物，在广东梅县唐墓出土的一件青瓷带流穿带鱼形壶（图二六） [37] ，壶身为直立双鱼，卷口如鱼嘴，肩部一侧装一短流，且在壶肩贴饰四粒对称的形似鱼眼的小泥团，壶身侧面各有一个如同鱼脊的凹槽，凹槽上下各有两横系，凹槽下端近圈足部各穿凿一孔，这样系绳可经由系耳、凹槽、圈足上方穿孔一起固定，设计非常巧妙。整器满施青绿釉。
唐代鱼形壶，在窑址出土标本的有：陕西省耀州窑出土黄釉、绿釉、黑釉鱼形壶[38] ，河南省巩义黄冶窑出土三彩鱼形壶[39]，河北邢窑出土白釉鱼形壶[40]，在浙江上林湖窑址采集到青釉鱼形壶残片[41]。另外考古发现完整的三彩鱼形壶在江苏扬州（图二七） [42]、山东青州[43]、陕西南里王庄[44]三地也有出土；湖南长沙[45]出土褐釉鱼形壶、河北井陉（图二
Batu Hitam
八） [46]出土白釉鱼形壶，在印尼 （黑石号）沉船打捞品中见到越窑青瓷鱼形壶（图二九） [47]等等。尽管上述几地出土的鱼形壶，造型装饰、 釉色略有差异，但鱼纹作为吉祥纹样的流行，随着移民进入岭南地区，带来先进的文化理念，使这一承载美好愿望———富贵、爱情、顺意等象征的器物，在广东地区的窑口也有生产；比较上述几地出土的鱼形壶，水车窑生产的鱼形特征已经明显趋于形式化。到宋时，广东潮州笔架山窑址也出土有 青釉鱼形注壶[48]。
宋朝统一岭南后，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宋代是广东人口的一个高增长时期” [49]。人口增长，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产品种类增加，促进了广东的农业发展。同时陶瓷、制盐、船舶等手工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
年）六月，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广州拥有优良港口，海外贸易长期雄踞全国港口之首，海外贸易的繁荣，使众多南迁人口定居下来，同时也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墓葬和窑址出土的器物种类比唐代增多，造型变化多样，有碗、碟、盆、瓶、盘、壶、杯、罐、盒枕、军持、砚台、玩具、腰鼓等；釉色丰富，有青釉、白釉、黑釉等，装饰手法有印花、彩绘、刻划、镂孔、点彩、雕塑等，装饰纹样有牡丹、菊花、梅花、兰花、莲花、卷草、蕉叶、竹叶、缠枝花卉、海水纹、圆圈纹、动物纹、人物等，陶瓷烧制技术渐趋成熟。广东佛山石湾澜石鼓桑岗宋墓出土的南海奇
[50]，直口、圆唇、矮颈、广肩、长身、鼓石窑彩绘梅瓶腹、腹下渐收、底微凹。肩部和腹下部用褐色彩绘缠枝花纹一周，器腹一周绘四开光，开光外绘荡漾的海水，开光内绘动作、表情均不相同的饮酒男士，男士身穿长袍，席地而坐，或持杯待饮，或背靠酒坛、醉意朦胧，或两手拱起、醉脸酣睡，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表情传神逼真。这件梅瓶，造型、釉色、彩绘技法等方面，应是受到江西吉州窑、湖南湘阴窑等地的影响。如布法罗自然科学博物馆藏吉州窑褐彩海水纹梅瓶[51]，吉州窑褐彩海水纹罐[52]、瓶[53]等器物上，都是腹部绘海水纹。
1956
年广东省广州市西村窑遗址出土的青白（图三茵），葵花口、圜底、圈足、施青白釉葵口碗[54]
1975
釉，这件碗与 年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吉州窑 遗址出土的黑釉花口碗[55] （图三一）造型一样，此两碗虽釉色不同，但葵花口型基本一致，可以看出，江西窑业在生产工艺方面对广东窑业的影响。此外，这一时期广东地区生产的器物，如海康窑褐彩
[56]、潮州窑青白釉莲瓣炉[57]等，同样也是菊花纹枕受到江西、湖南、浙江等地窑口的影响，是迁入广东的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工艺，与当地手工业者共同生产、创造的。
宋元之际的战乱，广东人民进行的抗元斗争，使广东人口有较大的损耗。到“元末大乱以前，其户口可能超过南宋” [58]。元代北方百姓多因避乱迁入广东，也有一些北方人口因驻军和屯田而定居在东南地区，“元代东南的屯田，以海北（今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今海南岛）规模最大” [59]。北方人口的迁入，广东农业缓慢的发展，养鱼、制盐、采珠、造船、陶瓷等手工业也持续发展。
这一时期的广东墓葬、窑址出土的器物，器形种类增加，釉色品种有青白釉、青釉、酱黑釉、釉下彩绘、彩绘瓷等，装饰纹样和技法都有所提高。其
1980中褐色彩绘瓷器最具特色，如 年深圳南头后
[60]，造型、纹饰布局等工海出土一对褐色彩绘梅瓶艺均受到江西吉州窑的影响，尤其是腹部的龟背锦地开光装饰手法，与吉州窑白地黑花龟背锦地
[61]的装开光梅竹纹罐饰手法十分一致；又
1957
如 年广东海康县元代至元三年墓出土的褐彩凤鸟纹荷叶盖罐[62] ，从造型到腹部绘的钱纹、卷草纹，特别是腹部开光的形式与江西高安县博物馆藏元代釉里红罐[63]
1984如出一辙；再如年雷州市白沙乡赤坡铺墓葬出土的褐色彩绘诗词枕 [64] （图三二），枕面彩绘钱纹、书写诗词同样也是受到吉州窑等窑口的影响，1980
年江西省吉安县永和窑址出土的南宋褐色彩绘诗文束
腰形枕 [65] （图三三），这两件枕面都是书写诗文的装饰风格。这一时期，北方移民大量迁入雷州半66
处[66]，生岛，仅在雷州半岛发现的宋元窑址就有产青釉瓷、彩绘瓷等品种，器物造型、纹饰布局、绘画手法、彩绘工艺等，均受到江西、湖南以及北方各窑口瓷器生产工艺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的几次移民大迁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移民和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人口迁移是文化扩散的主要原因。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广东出土的陶瓷器为线索，探讨秦汉到元代时期，北方移民对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进入广东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大量移民的定居，文化发展十分迅速，经济开发又带动了文化兴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理念、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当地的原居民互为融合，吸收、消化、创新，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精髓，更加推动了广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七；《通典》卷一百八十四。
[3]《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322 页，图版九五：1、2，图一八九：3，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2 月第一版。
[5] 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图版18，文物出版社，1992 年 9月第一版。
[6]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2 河南》，图版十一，科学出版社，2008 年 3月第一版。
[7]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3 湖北、湖南》，图版六，科学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一版。
[8] 同[4]，327 页，下册图版九九：3。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发现与解读———河南考古新发现》，95 页，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7 年 12月。本书把这件器物定名为绿釉双层陶熏灯，从其介绍“熏炉内发现有小木炭块，应是熏燃香料的遗留”，结合其造型和功用来看，这件器物定名应为绿釉双层陶熏炉。
[10] 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藏品选》，108页， 文物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11] 同[10]。
[12] 河南省博物院编著《河南古代陶塑艺术》，212页，大象出版社，2005 年 6 月。
[13] 同[12]，181 页。
[14] 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304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 4月第一版。
[15] 同[14]，329 页。“流人含避难流亡到交、广的百姓和士人，以及被吴、晋政权流放而来的士族、官僚。”
[16]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0 广东、广西等省》，图版十一，科学出版社，2008 年 3月第一版。
[17]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4 江西》，图版十四，科学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一版。
[18] 同[16]，图版七。
[19]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和平县晋至五代墓葬的清理》，62~72 页，（图版八，6）《,考古》2000 年第 6期。
[20] 朱伯谦主编《中国陶瓷全集 4—三国两晋南北朝》，图版六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21] 李钢编著《千峰翠色———中国越窑青瓷》，75 页，宁波出版社，2011 年 12 月第一版。
[22] a. 深圳市博物馆编《深圳市宝安南朝墓发掘简报》，115~120 页，文物出版社，1994 年 6月第一版。简报中，把这件器物定名为“灯”。
b. 深圳市博物馆编《深圳市 7000 年———深圳出土文物图录》，图版 176，文物出版社，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3] 福建省博物馆、政和县文化馆《福建政和松源、新口南朝墓》，46~60 页，《文物》1986 年第 5 期。
[24] 同[20]，图版二〇四。
[25] 同[22]a。
[26] 同[22]b，图版 177。
[27]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1 福建》，图版二十一，科学出版社，2008 年 3月第一版。
[28] 同[22]b，图版 172。
[2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沙河镇狮子岗晋墓》，245~247 页，图版贰，《考古》1961 年第 5 期。
[30] 同[19]，62~72 页；图版柒，4。
[31] 吴文信《江苏江宁出土一批西晋青瓷》，92~94页，《文物》1975 年第 2 期。
[32]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37~45 页，《文物》1965 年第 6 期。
[33] 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博物馆文物精华》，图
版十九，文物出版社，2007 年 1月第一版。
[34] a.金柏东《温州出土东晋、南朝褐彩青瓷》，76~79页，图版七：1，《文物》1988 年第 6 期。b. 同[20]，图版一四八。
[35] a.同[34]a，76~79 页，图五。b.同[20]，图版一五〇。[36] a.同[34]a，76~79 页，图版七：4。b.同[20]，图版一四九。
[37] a.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87页，图 74，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 年。b. 同[16]，图版。
[3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上下册，52~54页，图三六、5，彩版九，1；52~54 页，图三六、6，彩版九，2； 175~176 页，图九二、18，图版五二，1；文物出版社，1992年 9月第一版。
[39]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巩义黄堡窑》上下册，159~160 页，图一〇三、9，彩版一二一，1；236~238 页，图一五〇、10，彩版一九九，3；237~238 页，图一五〇、8，彩版一九九，4；237~238 页，图一五〇、9，彩版一九九，5；科学出版社，2016 年 5月第一版。
[4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王会民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季刊》14（2004），224~225 页，图29、16，文物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一版。
[41] 谢明良《关于鱼形壶———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例谈起》，《陶瓷手记》，73~84 页，图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6 月第一版。
[42] a.南京博物院等《扬州唐城遗址 1975 年考古工作简报》，16~30 页，图版一，《文物》1977 年第 9 期。
b. 朱伯谦主编《中国陶瓷全集 6—唐、五代》，图版一三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 2月第一次印刷。[43] 同[42]b，图版一三七。
[44] 同[41]，73~84 页，图五。
[45] 同[41]，73~84 页，图十三。
[46] 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精品集》，图版 60，文物出版社，1999 年。
[47] a.同[41]，73~84 页，图 8。b. 林亦秋《南青北白长沙彩》，《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研究》，347~364 页，图六；故宫出版社，2013 年 10 月第一版。
[48] 同[37]，99 页，图 16。
[49] 章深《宋代广东人口数量及其分布》，68 页，《广东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50] a.宋良璧《广东的宋元彩绘瓷器》，51~55 页，《江西文物》1991 年第 3 期。 b.同[5]，图版 67。
[51] 布法罗自然科学博物馆藏品，《世界陶瓷全集十三·辽金元》，小学馆，1981 年。
[52] 高立人《吉州永和窑》，29 页，文汇出版社，2002年1月。
[53] a.同[52]，82 页、146 页。b.王国平、刘杨、肖史牟《吉州窑与吉州窑陶瓷艺术》，110 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 月。
[54] 同[16]，图版三十八。
[55] 同[17]，图版四十六。
[56] 湛江市博物馆、雷州市文化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州窑瓷器》，116 页，图 26，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第一版。
[57] 李炳炎编著《宋代笔架山潮州窑》，88 页，图 11，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一版。
[58] 同[14]，957 页。
[59]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680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7 月。
[60] a.同[22]a，130~142 页。b.深圳博物馆编《深圳市博物馆文物精华》，100~101 页，文物出版社，1998 年 10月。
[61] 彭明翰《雅俗之间 吉州窑》，124~125 页，图版80，文物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62] a.宋良璧《介绍一件元代釉里褐凤鸟纹盖罐》，74页，《文物》1983 年第 1 期。b.同 56，189 页，图版 93。
[63] 叶佩兰《元代瓷器》，105 页，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8 年 5 月。
[64] 同[56]，163 页，图版九十八。
[65] a.同[52]，21~24 页。b.同[61]，133 页。
[66] 同[56]，3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