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同城墙之北小城城门考
阴 江伟伟
摘 要：北小城在城门布局与命名上呈现出多样性，既有礼制观念的主导，又受道教堪舆术的深刻影响，更有军事防御的需要，为研究明代山西因明蒙军事冲突而导致的关城修筑运动提供了实物见证。
关键词：北小城 城门 布局 变迁 名称
一、北小城修筑的历史背景
明朝前期对于蒙古的军事优势和边界的相对稳定在“土木之变”后发生重大转折，京师精锐遭受重创，边境防御体系受到冲击，国力受到严重影响并由此开始走向下坡，明朝廷对蒙古的态度也由之前的积极应对转变为消极防御[1]。事变之后也先频频侵犯明疆，杀掠无数，大同又处于明蒙对峙的核心地区，成为虏患重灾区。面对蒙古铁蹄的侵扰和抢掠，完备城防体系作为军事防御最直接而有效的手段，也自然成为了重大冲突之下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首选措施。正是在这种政治和军事形势下，巡抚年富首于大同城北筑起一座小城，即北关城，又名草厂城。明正德《大同府志》载：“景泰年间，巡抚都御史年富于城北别筑北小城，周围六里，高五丈八尺。门三：东曰长春、西曰延秋、南曰大夏。内有草场。……每年冬初，将士致祭于此”。在主城北筑小城的原因之一显然与蒙古军队的进
攻方向有关，因为蒙古铁骑常于大同北部侵入，小城能对主城北门形成防护；原因之二就是因军事威胁而筑城的行为都具有迫切性，北小城东、西、北三面原有汉魏辽金时期的旧土墙，在原土墙基础之上修筑更快更省力。
二、城门布局
府志记载的北小城东、西、南三个城门，经实地考古调查，现知南大夏门已无痕迹，东长春门位
50于东墙南端，距东南角台 米，砖构拱券式门道，
5.8 8.5
门洞内宽 米，外宽 米，入口处被现代机红砖封堵，形制保存基本完整（图一）。西延秋门虽被早期封堵，但痕迹明显，与东城门相对，距西南角
50
台 米（图二）。
城门，是沟通城内外交通的主要通道，在方便居民出入的同时，却也是城池防御的薄弱点。正因如此，北小城在修筑之初只开了东、西、南三个城门，不开北门主要是出于防守上的需要。南大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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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镇达 次之多，真可谓“边无宁日” [3]。隆庆四年九月，俺答之孙投明乞降，促成了明廷与俺答汗的和议。“隆庆和议”的达成，不仅确保了长城沿线的长时期和平，而且扩大了明与蒙古的通商贸易。《明神宗实录》载：“俺答纳款，马市互易，边疆无警，畿辅晏然，汉唐以来 所未有也”。隆庆和议后，明朝形成了对蒙古贸易的大开放，大同更是成为了对蒙古商贸交易的集散地，市场除官市外，还有民市[4]。由此推测，北小城北玄冬门的开启时间应该在“隆庆和议”之后，此时，明蒙军事紧张局势已大幅缓解，为方便交通与贸易往来才开通了北门。
明初，大同城外的护城河上桥梁材质多为木质吊桥，在后世复建过程中，吊桥改为砖砌拱桥。2014 5 30
年 月 日，在北小城北门外道路施工中发现砖彻双涵洞桥梁（图四），经考古发掘，确定为明代北小城护城河建筑遗存，同时还出土一块匾额
1.98、宽 0.83、厚 0.16石，石质为玄武岩，长 米，边饰卷草花纹，阴刻楷书“玄冬门”（图五），从纹饰及字体判定匾额石当属明代无疑，此桥梁与匾额石的发现印证了北玄冬门的开启时间是在明代。
据清乾隆《大同府志》载：“明万历年间，在草厂城外西南建普渡桥”。普渡桥的修建，应为方便西延秋门的出入，也就是说在万历年间西门还正常使用，加上“隆庆和议”后开通的北门，此时北小城是四门建制的城池。至清顺治《云中郡志》记载时，北小城只剩下三个城门，之后的文献资料再无西门记载，那么西门是在何时又是为何封堵呢？
由于史料没有记载，西门封堵的时间与原因缺乏充足证据，只能根据其他文献资料对此问题权且做一个推测。据《明熹宗实录》卷七二载：“天启六年六月初五日寅时，京师地震。是日，宣、大俱连震数十次，倒压死伤更惨”。清乾隆《大同府志》
亦载：“天启六年六月丙子，大同地震数十，死伤惨甚。灵邱昼夜数震，月余方止，城郭庐舍并摧，压死人民无算”。由上述史料推测，隆庆五年至天启六年间，北小城是四门建制，其西门在天启六年六月发生的大地震中塌毁，之后未能修葺。《明熹宗实录》卷七五、卷八四又载，此次地震中倾圮的大同边墙，维修计费三万余两，直到天启七年五月才“先以左卫营田折价五千两挪移起工”，足见维修资金匮乏。之后《明实录》也多处记载本地官员从天启七年至崇祯九年间上疏时提到大同“边备难缓，帑匮民穷” [5]。那么塌毁的西门未修葺的原因应该也是因财力紧缺而一堵了之。清光绪《灵丘县补志》也有类同记载：“灵丘城池，明天顺二年展筑，门二：东曰迎恩，西曰镇鲁。……天启六年闰六月，地忽大震，城关尽塌，卫舍民房俱毁，压死者过半，当事奏请发帑金若干重筑，虽址限仍旧，而门则止存其一，高三丈，濠阔如前”。可见，灵丘城池的两个城门因天启六年地震只存了一个，另一个塌毁的城门之后也未修葺，而成为山西现存诸城池中只有一个城门的特例。
四、城门的命名
有城就有城门，城门的命名涵盖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从北小城东门长春、南门大夏、西门延秋、北门玄冬所在的方位来看，其城门命名正是按北斗七星斗柄所指方位代表的季节。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所以古人就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即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北斗的斗柄指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古人赋予其崇高的地位，并在古代城池规划中加以应用。北斗藏布元气、生杀万物的观念，又对道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道教形成后，对北斗大加崇拜。元末明初，道教非常兴盛，朱元璋对“北斗”文化甚为认同与推崇，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南京大规模筑城伊始，刘基等人就把道教堪舆术的“仿效宇宙星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综合融通，使得南京城墙在整体平面上呈现出“南斗”与“北斗”的聚合。由此可见，北小城的城门命名也是受道教堪舆术的深刻影响，只是因时所需，修筑时并没有当即开通北玄冬门，但在设计之初就已经预留了北门之名。
景泰年间修筑的大同北小城，规模上可媲美一般中等城池，在城门布局与命名上又呈现出多样性，既有礼制观念的主导，又受道教堪舆术的深刻影响，更有军事防御的需要，为研究明代山西因明蒙军事冲突而导致的关城修筑运动提供了实物见证，唯一幸存的长春门也为研究明代大同城防设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 张利坤《明蒙军事冲突下的筑城运动与地方社会—以山西治所城市为中心的考察》，山西大学 2011 届硕士学位论文。
[2] [清]黎中辅纂，许殿玺校注《大同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月第 1 版。
[3] 姚斌《大同史略》，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 年 7 月第 1 版。
[4] 吴天有《大同贡道、马市与“万里茶道”》，《小品文选刊》2019 年第 16 期。
[5] 李峰、张焯《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崇祯实录》卷九，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年 5 月第 2 版。
（作者工作单位：大同市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