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留下时代印记
“我们这些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还是在生活的洪流当中，我们被夹杂在其中，看到了很多风景，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会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
正在做自己第二部电影后期剪辑的陈建斌，一身黑色运动装、一个保温杯、掐点般准时到达摄影棚，十分钟即做完妆发。
这个不拘小节的文艺中年，一开始聊天有点严肃，后来聊到他喜欢的话剧、书、电影大笑到眼睛眯成一条线。两部导演作品，第一部《一个勺子》被评为舞台戏剧张力十足，第二部则直接有着大段的话剧剧场戏，在延庆的一个剧场拍了一个月之久。
《一个勺子》和他最近出演的《无名之辈》都被外界看作是关于边缘小人物的，陈建斌不认为小人物是边缘的，“真正的中心都是普通的人，是大街上你看到的人，还有农村、城镇里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从微小到宏大，如果用跨越时代的眼光审视当下，陈建斌认为我们每个人其实就在时代当中。很多电影只拍个人，只拍一个家庭，但它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切面。唯有大神级别的导演，才能超越所处的时代。
时代滚滚向前，而他自有自己的烙印。
人生最紧张的两次都是做导演
陈建斌平时不喝咖啡，但在拍摄电影的51天里，每天超负荷运转， 他要喝上几大杯。他没有透露电影的故事脉络，因为包括片名也没最后确定。他说如果《一个勺子》是小型电影，这个则是中型。“故事更丰富，人物更众多，不再是一条线，所以我找来了更多的演员。”这也是在试验自己能不能驾驭大体量电影。筹备和拍摄的过程，让他又一次体会到做导演的爱与痛。他用了七八个月改剧本、定演员，8月份电影开机，9月底杀青。一方面他说拍摄非常顺利，先在北京延庆的一家剧场拍了一个月，每天都像在演话剧，因为故事本身也有关话剧。
但同时他又说，做导演真是太紧张了，不是能想象出的紧张。“我这辈子有两次最紧张的时候，一次是拍《一个勺子》那20天，还有一次就是拍这部。”51天每天在拍摄中事无巨细解决各大问题，收工后他还要跟文学小组开两三个小时的剧本讨论会，随时调整后面的剧本。“每天晚上回去，我都觉得明天该怎么办。当导演我觉得太折磨人了，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夜晚，我是在绝望当中睡着的。但早晨我一睁眼睛，有一些答案就会到来。我有时候想如果没有这些答案我该怎么办，但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样高强度和高压力下，他在片场却是一位温和的导演。“因为我本
身就是演员出身，我做演员时，就特别讨厌现场的气氛很压抑，大家那么紧张能演好吗?演员都没放松，怎么能够演好?我希望我的演员都是放松的，都是愉快的。”
相比做演员，陈建斌享受做导演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演员是靠情绪来工作，得进入到角色的情绪里去，为了可能几秒钟的准确，在片场要始终处于某种情绪里，所以很紧张。”
而当导演最让他愉快的是，所有的决定权都在他这里，很多经验可以拿来运用。做演员的时候，因为主动性太强，他不自觉偶尔就超越了一个演员的本分，比如跟导演说最好不要用这种拍法。到拍《无名之辈》，他自己导演过《一个勺子》，更明白一个导演处境的艰难，每当有什么想法跟导演饶晓志沟通后，最后总说决定权在你自己。
更幸福的是，这次在延庆拍摄的一个月剧场戏。从1997年到2000年，他曾在剧场演过4年话剧，现在一进入剧场就觉得到了家。“而且在剧场里，我的创作力、灵感很丰富。我对在剧场里拍的这部分挺满意的，不管设计上、表演上还是拍法上，不辜负我在剧场摸爬滚打多年。”
演话剧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也奠定了他日后的表演方法。“孟京辉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一点是什么，就是戏剧舞台演出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怎样去表达都是可以的。”
成为时代的标记
拍完电影后陈建斌做后期时，连着花三天看完了印度电影大师雷伊的“阿普三部曲”，第一部叫《大地之歌》，第二部叫《大树之歌》，第三部叫《大河之路》，分别讲阿普的童年、少年、青年。“非常震撼，它特别像泰戈尔写的诗，在最寻常的生活的细节里发现诗意，发现美。印度村里的故事，能够唤起我的小时候，看到里头老太太好像是我的祖奶奶，那种震撼力真的非常大。它不光是说有哲思，而且还能让你动感情。”
陈建斌说，我们亲历的时代，就发生在生活最点滴的变化中。“阿普三部曲”在他看来是讲印度工业文明到来前夕的时代。阿普家先是在村里生活不下去了，爸爸带着一家人进了城。来到城里之后，阿普遭遇了一系列的变故。这让他会联想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命运。
“我七岁之前生活在外公外婆的村子里，七岁进城上学，到20岁我来到北京上大学，实际上我所经历的变化就是从乡村到小城市最后来到大城市。”一直到29岁他在学校读硕士读博士。“20岁到30岁我都在学校，价值观已经在那个时候定型了。我现在不管拍什么戏，还是觉得学校的生活方式最舒服。尤其读硕士，生活非常简单，食堂、图书馆、教室、剧院，在那十年里深刻地让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舒服。”一毕业后跟孟京辉、林兆华、赖声川合作让他学会了明白了如何自处以及和世界相处。哪怕到了现在，“我认识世界的方式特别单一，都是通过喜欢的书籍、电影，和喜欢交际的人，其余的我都回避了。现在回到家我坐在那书房看会书，才觉得舒服和踏实。”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可能去学习剧组里的混世哲学，那可能都是糟粕。”
随后中国影视迎来电视剧的黄金时代，他从剧场走上了荧幕。十二年前大儿子出生时， 30多岁的他因为在拍戏都没能亲自迎接孩子的出生。后来他和太太蒋勤勤甚至有时候一起都在剧组，“我现在想起来，也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们都30多岁，正是要工作的时候。”十几年后又在影视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执导起自己的电影。这次小儿子刚满月，他就去延庆开机了新电影，等到杀青回来，已是近两个月后了。
除了我们的命运带着时代烙印，陈建斌认为作品也是时代的产物。“只要是一个创作者，你就一定带着时代的烙印。我们这些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还是在生活的洪流当中，我们被夹杂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很多风景，然后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而已，会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
其实哪个行业都是如此，就像一汽-大众TAYRON探岳主张的“标记你的时代”一样。
所以他追求的是，能不能以自己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最恳切的期望是超越自己。“有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什么技法、故事那都是技术问题，最重要的事就是说你有没有一双独特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这是导演分高下最重要的东西。”
简朴文艺生活
回归到生活，很多人想起真人秀里又萌又逗的陈建斌，他觉得那只是70%真实的自己，因为只要是摄像机围着你，就不可能有100%的真实。而自己能有那样的状态，除了节目组真的没有对他们做任何特别要求，他整个人很放松，也是因为当时太太蒋勤勤将要诞下小儿子，“我想让她轻松一点。”
再一次当爸爸，他笑着说，就像游戏打通关了，突然游戏升级，又要玩一遍，新鲜劲儿就来了。“老大都已经12岁了，老二突然一来，又一次让你以一个新的角度看待生活。”
他身上有极其文艺单纯的一面，昨晚陪儿子，自己拆了一本书《给孩子的诗》，惊奇地发现每首诗都占了一整页的画面，比如顾城《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随后又很有感触地想，“难道这两句诗就配不上一幅画?我觉得配得上。”
聊起最近的一部高分电影《幸福的拉扎罗》，他说买了碟之后还没来得及看，但笑着说，蒋勤勤看完后给他发微信说，“这不就是意大利的《一个勺子》吗?”
除了电影，他还在一部电视剧中出演有钱的霸道总裁，他认真地讲：“那个戏里有一个特别严肃的命题，讲一个人的财富运用得不好，可以使人异化。这不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对不对?”
他回忆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坐小汽车，是父亲因为办事租了一辆车，专门绕一趟回家拉上儿子体验一下。他很新奇地看来看去，父亲一直让他坐在车上，办完事再送他回家。大儿子对他这样的经历觉得不可思议，两代人之间生活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有一天大儿子问陈建斌小时候大街上有没有摄像头，他也不可思议，想了想告诉他大概2000年左右才有摄像头。
这样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实用简朴的消费观。特别是上大学读研究生、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穷学生，经常在三联书店免费看一天书。以至于他现在最大的奢侈和幸福就是去书店、音像店买书、碟，碰到喜欢的电影任性买两张，“因为有些电影太好了，我怕它丢了。”
最近有一天，他睡到自然醒，吃点东西，中午跟太太一起遛弯，下午电影院人最少，两人看一场电影，待遇就像是包场。看完电影回到家，孩子也放学回来了，一家人在餐桌前吃一天最重要的一顿晚饭，吃完饭他挑一部自己喜欢的片子看，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完美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