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常态下“长期停滞”假说对中国的启示
高松华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长期停滞”新常态的主要表现有四大表现：潜在GDP增长率处于不断下滑状态，低通胀与低利率并存，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以及债务高企。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技术进步的放缓，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持续恶化等因素。其应对策略主要在于通过供给端与需求端的调整，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与创新等。然而中国在目前不会出现“长期停滞”这样的困境，但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下也面临类似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全要素生产率及贡献率的下降、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与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以及债务风险的上升等。因此，发达经济体对“长期停滞”新常态的应对也带给中国几点重要的启示：一是突出创新驱动；二是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三是将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做到实处；四是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管理事务。
一、背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时间上来看已经跨越了近9 个年头。全球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V”形复苏，反而是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经济增速始终显著低于危机前的平均水平，有的学者还使用“龟速”前进来形容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窘迫。从 IMF2017年1 月6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数据来看，2016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再次出现下滑，由2015 年的2.1%下降至2016 年的1.6%，其中主要的发达地区再现经济增长乏 力的现象，如美国2016 年的经济增速为1.6%，较 2015 年的 2.6%下降了1个百分点，欧元区2016 年的经济增速为1.7%，较2015 年的2%下降了 0.3个百分点，而日本2016年的经济增速仅为0.9%，更显出经济增长的乏力。新兴经济体方面，尽管整体来看明显好于发达经济体，但相对于危机前也是处于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状况。如中国的经济增速在2012 年之后就开始明显减速，2016年的经济增速为 6.7%，是自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印度2016年的经济增速为6.6%，较 2015 年的 7.6%下降了1个百分点。可以说全球经济都处在一个以减速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新常态阶段之下。于中国而言，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从9个方面来论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最突出的共识就是结构性减速。而于发达经济体的新常态，可以借用2013年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Summers 提出的“长期停滞”假说来进行概括性描述，主要是用以形容发达经济体集体出现的低经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失业率，投资消费不足以及财政债务困扰等现象。此后，“长期停滞”一词又一次引发了经济学界的激烈讨论，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以及布兰查德都对该观点进行了研究并曾表达类似的担忧，而伯南克等一些学者也对该观点的具体细节表示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长期停滞”的判断有失偏颇。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此并没有出现统一的结论，但是其学术讨论中的具体问题对同样处于新常态阶段下的中国有重要的启示。
二、“长期停滞”假说的主要讨论（一）“长期停滞”一词的学术渊源
“长期停滞”一词并非是新生词汇，早在1939 年末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 Alvin Hansen 就已经提出，主要是用于形容大萧条时期出现的投资需求不足等因素造成的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的现象，并且指出大萧条也许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任何自然力量将推动经济走向充分就业，即持续失业与经济发展停滞的时代。这一提法在当时就广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与争论，并且随着大萧条时代的远去该词也已经被渐渐淡忘。直到2013年末美国经济学家 Lawrence H. Summers 重新借用该词来形容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即在 Summers 看来，当前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一些经济表现说明经济发展也许正在经历新的“长期停滞”，如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地区都存在低经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与债务高企等现象。随后，Summers 在另一专著中又一次提出“New Secular Stagnation”的假说，指出最近经济的现状表明常规性的政策措施很难提高实现充分就业的可能性，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同时实现充分就业，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稳定是不太可能的。然而Hansen 与 Summers 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如Hansen 主要关注公共投资对于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性，而 Summers 主要关注在过去的20 年里 通胀率一直在下降并且比预想的还要低。正如Barry Eichengreen 指出的那样，“长期停滞”虽然被广泛重复使用，但却没有被广泛理解。我们所了解到的“长期停滞”是经济学家们的一个“Rochach Test”，即对于每个人其理解都不尽相同，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 Summers 的确为经济学研究“长期停滞”提出了一个好的论题。
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较为严重。危机前 1999~2007 年的平均增速约为 2.63%，而 2008~2013 年 的 平 均 速 度 仅 为 0.95%， 2008~2015 年平均增速则为1.18%，虽有好转，但较危机前下降了1.45个百分点。以美国为例，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廉姆斯预计美国 2017~2018年美国的 GDP 增速处于 1.5%~1.75% 之间，低于 IMF 预测数据（2.3%~2.5%）。
根据 IMF 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与欧元地区的通胀率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约为2%。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危机后 2008~2015 年美国平均 CPI变动率为1.5%，处在历史低位运行。
在低通胀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也同时处于历史低位运行（如图1）。而美国的实
际利率也处于历史低位，实际利率平均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约为5%，到90年代则下降为2%左右，而21 世纪实际利率只有1%，而从雷曼破产之后，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只有大约 -1%。随着近期美联储的加息，美国的实际利率虽然摆脱了负值状态，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此外，欧洲地区的实际利率也从20 世纪90 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21世纪初的负值。
根据 OECD 的统计数据显示 ( 如图2），危机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处于下降趋势，并且处于欧洲地区的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状况。以美国为例，根据 Gordon 的测算显示（如图3），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在1900年以来呈现一个倒“U”形发展，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水平几乎与20 世纪30年代之前的水平差不多。
据有关资料显示，自 2007 年次贷危机之后，所有 G7 集团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另根据有关数据可以看出（如图 4），2000~2013 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在2008 年之后均有一个上升过程，其中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占 GDP 之比由2001 年的71% 上升到2013 年的105%，美国由2007 年的64% 上升到2013 年的104%，欧元区由2007 年的66% 上升到2013 年 的95%，而日本由2007 年的183% 上升到2013年的243%，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债台高筑。此外，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与GDP 比率亦有攀升势头，由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官方数据估计未来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将远远低于其预测的水平，因此税收收入将放缓，而到2030 年左右美国的联邦债务与 GDP 的比率将达到近150%。欧元区的债务与 GDP比率同样处于上升态势。据欧盟统计局2014 年10 月23 日所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二季度政府债务占GDP 比重为92.7%，欧盟第二季度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为87%。其中欧元区债券占债务79.3%，欧盟债券占债务80.9%。
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技术进步的放缓正是造成“长期停滞”的主要因素之一。另据 Gordon 的研究显示，自 1970年以来美国的技术进步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低标准水平，1980年以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0.5%，几乎回到20 世纪30 年代之前的水平。并且技术进步的放缓更多的是表现在技术普及性的下降以及受益范围的缩小，进而对生产拉动的作用减弱。
劳动力因素历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来讲目前人口结构
1980~2015年主要经济体15-64岁人口比例 的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改变亦是造成“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生育率下降，战后婴儿潮一代从劳动力市场的退出等因素，直接促使发达经济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现象的发生。如经济学家Hall 的研究结论表明，2007~2014 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一半是由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造成的，劳动参与率由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比例从每年的0.8% 下降至0.4%，造成人均 GDP 难以与生产力相匹配。如图5 所示，日本的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情况也不太乐观，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其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状况。
当前存在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社会中的分配不公问题也是导致经济出现 “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因素。如 Azzimonti 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公是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高企以及杠杆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美国为例，根据 OCED 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约为0.39，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处于较高位置。此外，美国收入差距自1980 年以来一直处于扩大趋势，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如据世界财富数据网站显示，20世纪60 年代美国顶层10%的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占全社会总财富的38.1%，50% 的底层收入群体的财富占比为18.4%；此后这一悬殊逐渐扩大，至 2014 年美国顶层10% 的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占比达到46.9%（2015 年升至50.5%），而底层 50% 的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占比仅为10.1% 。收入分配不公的持续恶化直接造成了社会消费需求能力的不均，使少数具有较低消费倾向的人却拥有社会较多的财富，而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大众阶层却拥有极少的财富，并且这一状况势必会抑制社会消费需求的恢复，造成经济很难从“长期停滞”中尽快恢复。
（四）对“长期停滞”的应对策略
如何应对“长期停滞”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这不仅在于导致“长期停滞”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更在于“长期停滞”的判断本身对于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较为苛刻的要求，如长期均衡利率为负值下如何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衰退。然而正如 Summers 所指出的那样，只有进行全面的改革才是解决“长期停滞”的唯一出路。而这不仅包括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改革，也包括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供给层面主要是应该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与人力资本积累、改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来作为重要着力点。而需求层面的考虑则应主要是体现在：一方面要增加政府在公共项目方面的投资以达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目的，而公共项目的投资除了表现诸如铁路、公路、港口、电网等一般建设性项目外，更应包括如医疗、教育、人力资本培训等社会基础设施项目。如 Gordon 和 Glaeser 的研究都指出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但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出现下滑，并且在发达国家中居后，因此教育体系的改善增加劳动技能培训应该是政府为应对“长期停滞”中较高失业问题的必要选择。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各项改革来极力促进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的缓解与改善，以提振居民消费的动力，扩大社会总需求来推进经济尽快走出“长期停滞”。
货币政策方面，由于要考虑到在均衡利率
为负值下的常规性货币政策失效，难以较好地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因此应该更加注重使用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来对市场注入流动性，以稳定金融市场，进而稳定经济发展，并且要有较为完整的规划来促进货币市场的稳定与恢复，尽快将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拉回到常规状态。财政政策方面，虽然表面上看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有着更大的政策操作空间来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但实质上由于政府债台高筑的影响也显出更多的力不从心。如 Krugman 就指出即使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赤字和公共支出等常规性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提振需求，弥补产出缺口，但在均衡利率长期为负的情况下这些举措的效力只能是暂时的，不能根本地、持续地解决问题，且过分使用需求政策一不小心就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此外，宏观经济政策还应积极注重将收入分配等重要的社会因素纳入综合政策框架，着力体现社会公平竞争等。
三、中国新常态发展阶段下的类似问题
中国自古就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名言，因此尽管中国目前不会发生“长期停滞”这样的困境，但对“长期停滞”学术讨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于新常态发展阶段下的中国来讲仍有重要的启示，也只有居安而思危才能防患风险于未然。
（一）认清结构性减速是由于潜在增长率下滑
自 2012 年中国确认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后，2012~2016 中国的 GDP 增长率分别为7.86%、7.76%、7.30%、6.91%、6.7%。经济结构性减速可以说是主流经济学者们最突出的一个共识。而且从实际的运行情况来看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即呈现“L”形的经济发展趋势。但目前的主流判断引起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并不是单纯的需求不足导致的产出缺口。如陆卫东和宗良经过测算得出自 2006年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他们采用生产函数法所做的预测显示，未来十年中国 的潜在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基准情形下， 2015~2020 年平均增长率为 6.3%，2021~2025年平均增长率为 5.3%。而屈新皓预测显示出2014~2020 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6. 02% 左右。
（二）警惕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以及对经济贡献率的下降
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同样处于加速发展阶段，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较大。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0 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呈现巨大波动且下降态势（从1992 年的8.08% 下降至2007 年的5.33%，之后又进一步下降至 2013 年的 1.08%），并且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力也在同一时段开始逐渐下降（大致从 1992 年的62.09% 下降至 2007 年的 37.65%，之后又进一步下降至2013 年的14.04%） 。而蔡昉也指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正在呈现持续下滑态势，并将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降为2.7%。此外， 1985~2007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率为30%，而现在却下降到16%。
（三）关注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中国的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也在面临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如图6），自1982 年以来，中国的老年抚养比整体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的老龄化发展速度发展更快。此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还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即中国在其经济发展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过早地迎来了老龄化阶段，并且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如郭金华的研究指出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的时点虽然与全球同步，即均为 2002 年，但此后的老龄化进程较世界平均水平更快。如 2014 年中国老龄化水平（9.18%）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1%）。而劳动力供给方面，在“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首次出现下降，结构性矛盾也开始突显，而根据资料显示以2014 年为基期，中国在未来50 年劳动力就业会下降19% 左右 ，劳动力供给状况不容
俄罗斯
乐观。
（四）切勿忽视收入分配不公状况恶化的潜在风险
据中国统计局 2016 年3 月8 日报告显示， 2015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比2012 年下降了0.012，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但是整体来看仍然处于高位运行。根据世界财富网站的资料显示，自 1995 年后中国的财富差距也是逐渐扩大，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却在持续恶化。如1995 年中国顶层10% 的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收入占全社会的40.8%，底层50% 的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收入占全社会的16%；而到了 2015年，中国顶层10%的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收入占全社会的67.4%，而底层50%的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收入却一直下降占全社会的6.4% 。此外中国全社会的最终消费率趋势自 1978 年以来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状态，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消费率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如图7）。而类比于美国，中国的相对生产率现在相当于美国的15%，中国的投资相当于美国的30%，但是消费只相当于美国的8%，所以中国进入城市化以后，引起消费动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9 65 （五）厘清金融与债务风险不断加大的趋势
金融风险的程度可以通过全社会杠杆率的高低来衡量，杠杆率的加速上升直接意味着金融风险的上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资产负债表课题组 2015 年的研究表明，在 1996~2014 年，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由113% 上升到235.7%，增加了1倍多。并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杠杆率主要的上升过程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由170%上升到 2014 年的 235.7%，6 年上升了 65.7 个百分点，金融风险在金融危机之后亦开始突显。
此外，根据表1具体数据还可以看出，中国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为57.8%，已经接近国际上60%的警戒线标准，而且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为 123.1%，远超过 OECD 国家所规定的90%的安全阈值。因此，新常态阶段下债务风险也需要被更多的关注。
四、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全球经济新常态下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自我改革，中国要想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更大的发展机遇，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帮助中国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个人认为给中国三点政策启示：
一是突出创新驱动。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发展
动力，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为主要的驱动力，让创新形成的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强劲的发展动力。而创新宏观经济运行新动力就是要转变以出口与投资为主要动力，向以需求与科技以及深层次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的转换，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早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内生性增长机制，使中国的欣欣向荣更加依靠自己经济内核的升级与稳定。
二是注重防范金融与债务风险。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教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稳定才是最根本的发展之路。只有不发生危机才可能更好地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宏观调控目的，才能最终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随着中国的发展，目前所积累的金融与债务风险在经济增速回落之后已经 水落石出。因此，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下的中国应该更加注重防范金融与债务风险，确保金融系统的健康与稳定。
三是做实共享发展成果。要切实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少数人享受的发展成果不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与 核心，因此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下更应该做好做实“发展成果共享”这一理念，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全方位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管理事务。据有关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储蓄与 GDP 比率增长超过10%，这使得全球储蓄率在 2000~2007 年间上升了1.7%。同时，中国的储蓄量占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大幅增长，在2013年几乎达到新兴经济体总储蓄量的一半。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地位在目前世界经济中已经不可小觑，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世界贸易经济的一名成员，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中国很难长期独善其身，因此中国更应该进一步正视自己的经济地位，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弥补劣势，为全球经济健康运行做出实际的努力。一方面应主动参与到全球经济事务中去，争取更多的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话语权，向西方发达经济体这些老师学习的同时，更应该提出新的挑战为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新的中国特色思维；另一方面也应该把握此次世界经济洗牌的过程所带来的机遇，通过打造自身经济的升级版，引领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作者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