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增速换挡与中国经济新实践

宏观经济运行有较强的周期性。如同一年有四季一样，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也由不同的阶段组成。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由于宏观趋势对微观单位运营有较大的影响，进而又影响着人们的投资决策效果，因此，对宏观经济运行阶段和趋势的判断至关重要。经济周期各个阶段的界定从理论上来说是清晰并且也是容易的，但基于现实来说作出正确的判断则较困难，不同的人甚至可能还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经济学上的很多问题，本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对宏观经济趋势的研判更是如此，这本身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我国现今处于一个长周期的下降阶段，这是学界共识，分歧主要在于对中周期的判断，即现今中国处于中周期的什么阶段。现在，人们常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杨认为，在“三期叠加”的基础上，还应该加上一期——新的政策探索期，即“四期叠加”阶段。总体来说，过去的五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较为困难。但2017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明显好转，许多经济指标明显好于预期，现在我们处于近五年来最好时期。于是，便出现了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新周期”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复苏是趋势性的，我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新周期”；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本轮复苏已经或者即将见顶，并不存在“新周期”，当下只不过是大家见惯的“短周期”而已，并不是长期的复苏。从经济周期的时间长短来看，经济学理论把经济周期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三种。长周期，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是一个完整的长周期；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9~10年是一个完整的周期；短周期，即基钦周期，2~4年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周期不仅长短不一，而且不同周期之间是互相嵌套的：长周期由几个中周期组成，中周期由几个短周期组成。1936年，熊彼特对各种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综合，他认为，每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每个中周期包括3个短周期，也即：短周期约40个月，中周期9~10年，长周期48~60年。对中周期的判断于我国来说尤为重要。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是我国国民计划的重要部分，这个规划是每隔五年就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两个五年规划，也即大致来说是一个中周期。五年规划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也正因为此，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有非常强的政策痕迹。按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1978年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轮中周期。第一轮中周期是1978年到1989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市里改革则相对滞后。但198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人再敢提改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第二轮中周期是1992年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我国又重启改革，此间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我国的国民经济在此期间也取得了举世刀阔斧的改革，从那以后，我国的经济又进入了持续的收缩期。瞩目第的三成轮就。1998年，中周期是2001年朱镕到2008年。2001年12月11基开始对国内经济进行大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从此以后，我国外贸发展迅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引擎是投资，此阶段我国的政策是出口导向型和投资导向型并重。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的三个中周期，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邓小平南方讲话，抑或是加入世

贸组织，周期的起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制度变迁，内在的政府施政逻辑变化带来了经济发展轨迹的改变，这也使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味道。也因此，关于这次中国经济“新周期”的争论、关于中国经济现今的新实践，也应该从施政逻辑的角度来理解。经过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必要增速换挡了。“增速换挡”的观点是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于2010年提出的。在当时，由于受中国经济还需要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的影响，很多人不同意他这个判断，但现在来看，这个观点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任泽平当时之所以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要增速换挡，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中国两个关键性的指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一个是房地产投资已经达到了峰值，以后不可能再继续高速增长；另一个是人口增长到了刘易斯拐点。现阶段，中国处于增速换挡的关键期。任泽平把世界上100多个经济体的增长轨迹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一直在低位增长，从来没有启动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落入低收入陷阱，代表地区是非洲；第二类是一开始通过成功的制度安排起飞了，但是后来又掉了下来，或者说增速换挡失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代表地区是拉美、东南亚的部分经济体；第三类是经过高速追赶以后，成功增速换挡，然后收敛到中速增长，再收敛到低速增长；第四类是高收入的经济体，比如英美，代表了人类开拓技术前沿面的能力。而当今的中国，如果换挡成功，则像“亚洲四小龙”一样成为第三类国家；如不成功，我们则会像拉美国家那样，坠入“中等收入陷阱”。为避免我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管理层的施政逻辑是怎样的呢？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强调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中央开始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和供给侧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此，2016年年初，改革构成了高层2016~2020年基本的施政逻辑。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实践，正是基于上述施政逻辑的。管理层设想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达到如下的基本传导：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使供求关系向有利于生产方改善，产品的价格上升，相关企业业绩改善；相关企业盈利之后，除了偿还历史欠账之外，可以进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归还银行贷款，达到去降杠杆的目的，避免全局性金融危机的发生。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企业的业绩，降低企业债务杠杆，从而降低总体金融风险”。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实践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特征：一个是传统行业的产能不可能再高速扩张，一个是将来产能 高速扩张的机会只能在战略新兴行业中。传统行业产能扩张停滞或放缓。机器设备投资是判断经济周期很重要的指标，2017年年初的数据显示，机器设备增速加快，正是基于此，有的学者提出了“朱格拉周期启动”的观点，但这样的判断是同政府的施政逻辑相违背的。从逻辑上讲，企业扩张产能的意愿，既不取决于当前的盈利，也不取决于当前的需求，而是取决于企业对长期内需的预测；企业有了扩张产能的意愿，并不意味着企业就能扩张产能，企业能不能扩张产能，则更多取决于政府是否批准其项目和融资成本等。现实来看，2016~2018年，企业的投资意愿都会比较低，政府又限制产能扩张，因此设备销售的增加主要来自设备更新。这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依据中央“三去一降一补”的目的，在未来几年，传统行业是不太可能再进行大规模产能扩张的。这些传统行业，每年只能稳定地进行设备更新，保持产能稳定，随着设备结构优化，传统企业的效率得以改善和提升。传统行业的设备投资，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降低，除非“一带一路”倡议在输出传统行业产能过程中成效显著。高速成长的机会在战略性新兴行业中。按照2016年12月19日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新兴产业主要有七个类别：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存量设备更新快，添置增量设备多，从而拉高整个经济的设备投资增速，到那时，可能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朱格拉周期的启动。换言之，未来设备投资周期的启动，一定是依赖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加速发展，最终带来整个经济的设备投资结构升级优化，一旦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支柱，经济转型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在实践中，现今是去产能政策和稳增长政策相互交织。尽管这两种政策相对强弱很难预判，但从公开的报道来判断，管理层侧重于去产能倾向更强一些；如果以稳增长为主，则依然又会回到增加基建投资的老路上来，因为现阶段新兴产业尚不能支撑经济的增长。如果经济是自发调整的，套用经济周期理论，判断未来经济指标的走势相对比较容易，进行资产配置也比较容易。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我们不能用教科书来分析中国经济，必须从施政逻辑，即政府制定重大方针政策的目的、施政手段和效果评估来对经济新实践作出研判。行时已近农历八月，中国大地上很多地方都弥散着木樨科植物的香气，尽管这种香气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切切实实沁人心脾，一如我国的经济新实践正在发生的悄然改变，基于我们对管理层施政逻辑的分析，我们没理由不对这种改变而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