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ture and Art of Guangzhou
让我自由自在地凋落吧
在时代洪流裹挟下的百年中国女性，留下了许多历史叹息，也留下了许多难言的教训，但可以借鉴的精神资源并不算多，要找出一个十分认同的女性精神形象，也不容易。所以，当陈布文出现在视野中时，我真是为之一振。从眼前一亮，到越来越明亮。
我走近她的过程有一点迂回。首先是从《萧军日记》中读到一个有点讨厌的陈布文，由此去百度陈布文，却发现了王蒙奉为“女神”的陈布文——陈布文( 1920— 1985) ，著名艺术家张仃的夫人，作家，曾任周恩来秘书——这就是《女神》一书封面勒口上陈布文的简介。欲罢不能，又按图索骥地读了她的儿子张郎郎的两本书：《大雅宝旧事》《宁静的地平线》。陈布文的精神形象越来越清晰，她从自由的旷野中向我走来，越来越近。在我自以为熟悉的、并未远去的这段历史中，竟然深藏着这样一位女性！
在运动频仍的年代，有一种另类的活法，叫陈布文。她是边缘的，非主流的，但她凝聚着我想要的一种主体精神：自由且自在。我愿意视她为精神上的姐妹，与年龄无关，与生死也无关。
陈布文1920年生于常州，女师毕业， 16岁开始发表作品，因逃婚离家，1937年与张仃相识并结婚，1938年来到延安，从事鲁迅研究工作。据张郎郎回忆：“母亲当年也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去延安以前，在上海、南京，她已被人们称为‘大有小鲁迅之风’的才女，给《论语》《宇宙风》等杂志撰写杂文。”“据说因为她在国统区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于是就直接参加工作，就在文抗工作。”鲁迅研究会由萧军负责，在文协办公，当时经常驻会工作的，有洛男和陈布文，她们有时做饭吃，萧军就一起吃，萧军看她们“依然是孩子”。萧军1907年生人，比陈布文大13岁。
1941年2月，陈布文开始在萧军《延安日记》中不时出现，有时直接是姓名，有时用H指代。
2 月 25日萧军日记：晚间在陈布文处，我鼓励她一定要抓住一个终身寄托自己的事业。她说她的缺点是只能和人比赛着前进，不能够自己自动地前进。她也幻想着自己会有一天能够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来。
3月13日：昨夜陈布文来，她说： “你这人的感情很难捉摸，起始看起来很热，而一接近，又是冰冷的了，将来研究你的人是很难的……”
“……我不能说你们作家没有热情，只是你压抑得特别更深一些……看了你热情的作品，见了你的人……一定要失望！”她强制地克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笑着，脸涨红着，用袖头掩着自己的嘴，眼睛湿润着，这是很诱惑的样子，但我并不为所动。
“我在你们这样人面前，我什么全敢说，我不怕你们，我不怕你们捉取我感情的弱点……”她停了停说，“在别人面前非有十分把握我是不敢向他们泄露自己的感情的……你为什么要在面上摆出那冷冰冰的样子呢？”
“我珍惜我自己的感情，不愿意多麻烦。” “你珍惜得近乎吝啬了！” “我的感情那是用我的血升华起来的珍珠……我不愿意随便给与一个轻视它的人……被他们随便抛掷了……使我酸心……必须有能够收藏这珍珠的匣子的人……我才能给他……”她沉默，她激动，她的眼睛充着泪……我冷冷地结束了我的话，不再谈下去。
我打开窗子，透进外面的月色，她把灯捻小下去，我又捻上来……我推测她今夜的感情是不安的，但我对一切全冷淡。她让我教给她练习腰腿的方法，我教她了。
陈布文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敞亮的女人，不愧是研究鲁迅且有“鲁迅风”的女人。在1941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萧军写：
H是个自信力很强的人，但是她又过 高地估计了自己能力和影响。她说除掉鲁迅以外，她只听取我的话。
萧军虽然表示对她的称赞“要打十分之七的折扣去听”，但显然也是很受用的。陈布文的人物排序依次是：鲁迅——萧军——陈布文，说明了陈布文的自信以及对萧军的崇拜，萧军对后者是受用，对前者则有点不以为然。
可能因为萧军是鲁迅弟子，又是鲁迅研究会负责人，陈布文对他有一种先在的仰望，并进而演化为本能的情感依赖。可是，1941年3月份，身边有妻子有孩子的萧军正陷入与丁玲的“感情的散步”失败的情绪之中，无心产生新的情感，对陈布文亦无感。这正是萧军在1942年1月13日的日记中所写：海是不容易激荡的，激荡起来也不容易就平息下去。1941年4月1日的萧军日记中写：
回来采一朵小紫色的五瓣花。这花记得1938年春天在延安，同T（指丁玲）到二十里堡去看林彪回来，路上曾采过这小花。也是这春天的季节，如今我们成了仇人。
丁玲和萧军的事情，陈布文不可能不知道，丁玲是文抗的领导，她跟丁玲个人关系也是投契的，虽然她俩差了16岁，几乎算是两代人。张郎郎说：母亲和丁玲、李又然、李纳等是谈得来的朋友。3月13日的日记中，萧军继续写：这几乎是意外的事，我正在和陈坐在炉边谈论着中国古诗词，她对于这方面知道得很多，她的父亲是一个秀才，我很感兴味她对于文学理解的深度。忽然她的丈夫从重庆来了，他们已别开半年……可是她却懒洋洋地从火盆边站起来微笑着说： “我知道了！”我很奇怪她这冷淡的表情。
到她丈夫进来时，他是激动的不安的，讲着路上一些危险的遭遇，最后他沉默了，依在桌子上……背过灯要哭的样子，他不能够克制自己了：“小漪，我们出去谈一谈吧……”她勉强地走了出去。后来我知道她曾向他提出过离婚的信，他感到不安。
这使我想起了三年前我到西安时，萧红和我提出离婚的夜！我不愿这女人也伤到旅人的心。同时我感到很愉快，我是和这女人没有感情上的联系，我感到很安适而光明。
此后的萧军日记中开始有张仃，有时用姓名，有时用D或ZH代称。张仃正好比萧军小10岁，也是辽宁人，跟萧军是老乡，萧军对他一直很有大哥的样子。之后张仃也来到了文抗工作。张郎郎说：爸爸的老乡萧军也在文抗工作，他就是那时他们的老大哥。3月16日萧军日记：回来时和陈谈了一些关于她和丈夫的事。她说她真诚地尊敬他的天才和品性，可是三年来，她总不能在情感与他融合。她愿意一个人，她爱理想，有着虚无的倾向……。她也讲了她丈夫的经过，那是个有天才命运伶仃的人。十二岁到北平，在张恨水艺术学校学画，因组织美联被捕，到苏州，回东北，又去北平，南京住旅馆，卖画，吃酒，遇见了她。她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做演员、文学家）由家庭逃出，穷困于旅馆中，为了环境的谣言遂结合。她说她没尝过爱情的滋味，好像自己爱情时代已经过去了，自己并未意识到。她也是有着相当天才和空想的女人。我劝她不要使他太伤心，她把儿子给了人，这是很惨痛的事，更是她的丈夫。
陈布文和张仃的结合是仓促的，而且 太年轻，她才17岁，他也不过20岁，几乎还在青春期。两个年轻的有才华的男女到一起，等于两只刺猬凑到了一起，必然要经历艰难的磨合。何况还有生活的重压。萧军日记中，多次写到他们夫妇之间的矛盾。
7月24日： H告诉我，昨夜她和丈夫又争吵了，她很是恐惧，他简直要疯狂，控制不了自己的病态，他要毁灭自己所最爱的东西，要杀死自己和杀死她。他像一个被囚禁的狼，无力闯破这樊笼，又不甘心这样下去，他嫉恨一切，仇恨一切，只有我和他的女儿他还认为有人性。这真是无可奈何的悲剧，没有终场的悲剧。他们始终没有恋爱过，她确是有文学才情的，从她的几首古体诗里可以看出，但这是应该转个方向发展的，她只是有些光彩的金属碎片，需要连结，需要磨砺。
这对夫妇是一双没被洗炼和发展的天才，我只能用宽大的温情“养育”着他们，我应该负起这责任，不要走到毁灭的路上去！……
9月2日：早晨到D处，一块盘子碎在地上，我知道他们又打架了。问了H，她说丈夫打了她三棍子，第四棍子打在地上，盘子、手上的表全打碎了……
12月26日：晚间在H那里，芬也在，她讲了两个在医院的故事……再就是她住旅馆，想做仆役，张仃触电自杀等故事……。这是世纪末的悲哀。张仃如何辱打她，如何把孩子要抛到火车外面去，如何忍受贫穷，如何撑门面，如何忍受一切批评，而把自己的孩子送了人，自己如何苦痛……从家庭走出来，茫然地在追求着一种东西，为了
这追求，她牺牲一切，抛开一切……毅然地走着。张仃是承担不起这世纪末的苦痛，对于生命虽然绝望但还是留恋着，但是又振作不起向前走。
张仃的优秀和成就，这不消说了，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就是后来别人要用“张仃夫人”的头衔来定义的陈布文，也是我打算尊敬甚至奉为精神先驱的女人，我为什么还要写出他们曾经的不堪呢？我自问过，然而又坚定必须这样写。不是我故意不为尊者讳，而是想撕开岁月的面纱，看看曾经年青的他们的裂变蜕变、自伤互伤，看看伤痕累累的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人们后来看到的是美丽的蝶，可是蛹化蝶的过程中，是要经历多少不堪呀！那是他们困兽一般的青春，那是时代中的挣扎，那是文艺青年与理想病的搏战。伟大的灵魂必须走过炼狱，那就是他们的炼狱期，也是成长期。萧军正好见证了这一时期，并用日记的方式留下纪念。萧军日记最早公开面世是在2008年，萧军去世20年时。陈布文去世于1985年，她是看不到了；张仃去世于2010年，他有没有看到呢？作何感想？不得而知。过去的未必会变成亲切的怀恋，他们不堪回首的青春年代，可能自己都不愿记起了，萧军却为他们留下了记录，不知他们是感激还是尴尬？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吧。其实萧军在延安也同样经历着左冲右突的灵魂搏斗的过程，只不过，他毕竟年长有阅历，少了他们的青春期症候。
从萧军日记看，陈布文对萧军确曾有过好感。
3月17日：夜间……又拟了四封信交陈布文。她总是像一条小狗似的追随着我，等待我的温情，但是我对她什么欲望也没有，以至 她总是说我没感情。我不愿寻麻烦……
萧军是鲁迅研究会负责人，陈布文是秘书，他们工作上的接触自然是很多的。这四封信，应该是工作上的信，交由陈布文行秘书之职去处理，而非写给她的信。3月18日：陈布文去鲁艺了，临行时我同她握了手，她含情地望着我，但我事务性地和她告了别。她每一次总是在我这里流连着，似乎在等待着……但我不想这样做。3月27日陈布文问我最讨厌什么事和什么人。我说最讨厌勉强要和我做朋友的人……她说我的感情是欺骗人的。
“我欺骗了你吗？”她感到惊愕了： “不是这样说呀！”她笑着辩解着，我也笑了。
陈布文尽管由于时代的仓促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但其时不过21岁，而且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对于亦兄亦师的萧军产生了一种仰慕，也是可以理解的，谁都曾经年轻过。而且，她对于萧军短暂的迷恋，可能也是了解不深所致，她只是为他身上英雄主义的力量和勇气所倾倒，自然地用少女情愫的致幻剂给他罩上了一层光环。这也是通常的少女恋爱病。
对此，过来人萧军是看得清楚的。他在4月18日的日记中写：
在河边遇到布文，她说有话要和我谈，可是又说不出来什么。第一个她问我对于她的意见，我告诉她：①她是正在度着青年理想期。②她的感情有时似乎有些不安。她说：
“我是把你作为先生看待的，我总以为你什么全懂得我……但是我感觉你对我不负责任，这使我很难过。你不肯校正我的过错……你总是拿我做舒群的朋友看待
的……是不？”
“是的，除开舒群的朋友，还是张仃的妻子，再就是事务关系……此外再没什么了。我是一直以朋友来看待你的，我不愿做别人的先生，我不够，我也不乐意做谁的学生……我不能校正谁，每个人全有自己做人的方法，一切自己犯的过错，一切自己会改正的……”结果我提出几点意见给她，第一，她应该和她丈夫把关系弄确定了，这样有夫妻的名而无夫妻的实，是不该的。因为如果我猜中，她和丈夫是没有性关系的。第二，她应该抓住一个工作中心。第三，先把野心按一按，切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第四，我也告诉她，我和舒群不得不和她保持着相当距离的原因，那是怕人言传到张仃的身边，使他难过。第五，对一切男人应该不要使对方误解。
“是呀！我要张仃到文协来，也是免除他的痛苦呀！我愿意和他做朋友，但是不乐意因为夫妻关系范围拉住我，我要做一个自己的人……原先结婚的时候，也还是为了环境造成，我并不想恋爱，没这需要……”
我告诉她，她是正处在野心与恋爱的矛盾中。她理想的文人是比普通人能够理解爱情的意义的，这只是理想。一个人总是人，具备着兽性也具备着人性，一句话，现在男女关系还不是正常的时候，单独男女保持朋友是不容易的。我也告诉了自己人性和兽性的矛盾，恋爱物质上的基础，自己恋爱的态度和主张。
陈布文内心自由的野马并不情愿为婚姻所羁勒，对于自己未曾好好恋爱过就套上了婚姻的枷锁，她是不甘的。对于爱，她还满怀理想，同时把萧军理想化。易于狂热的萧军这次倒是难得地保持了清醒。
陈布文崇拜萧军，是感奋于他身上的力与勇，他在她心中是一座巍峨的山。
11月25日萧军写到，她劝他不要树敌太多，他表示：
我要试验我的力量，我藐视舆论与各种论定……我现在正是从人性中把自己，把别人提到人以至超人的地位吧！我要攻打我自己，我恐惧我自己……
这种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年轻的宣言，一个有阅历的成熟女人或者就是十几年之后的陈布文听到，或许会淡然一笑而过。可是，在年青的陈布文心里，却会引起巨大的波澜。
“你是可怕的啊！”她无可奈何地笑着说，“可怕的并不是你和别人战斗，而是和你战斗的力啊！你有不可抗的精力……你本来弱点是很少的，而你还要用自己用别人的力量来攻打它……你能抓住一切……而且不放松一切……这是可怕的……”
她很懂得他的强力意志，说是“可怕”，实乃膜拜。他欣逢知音，报以赞赏，并受到鼓励：
她是有见地有智慧的女人！虽然她是有着一些不诚实的称赞。最伟大的力量，即是最美丽的东西！我爱力量！宇宙的真理，不是建筑在智慧上而是建筑在力量上的啊！
她本来就是一个亮烈的女子，张仃青春期的颓废无力，更使她看重萧军的力量，希望从他身上获得振奋和激荡。
萧军日记也记下了青年时期张仃的困惑迷茫和苦闷虚无，夹杂着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自省与自审。12月27日，张仃对他说：
“我对人生没有恨，没有爱……有的只有憎恶……但又不想消灭它……这是
危险的啊！我只愿想自己的生命是空虚而飘忽的……我去看一个病朋友……他对我是那样渴待，我也说了很多关心的话，但我检点我自己，我是没有感情的啊！我怀疑我人性堕落了！……如今什么全在进步……只有道德是退步的……我昨天又读了高尔基的小说，我觉得我和他的方向越来越远了……”
1942年1月12日：夜间在H那里，ZH也在。他始终对于人生是感到无力的，虚无的……他是个病态的天才者。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的人情味。我是从虚无中返到现实的。
“再过五年你的思想会改变的。”我说。
“不成啊！”他皱折着脸上的肌肉说，“死，没有勇气。活……倦怠啊！”
“你的生活需要一点铅，它会定位你。”但这一点“铅”是什么呢？是很难说明和获得的。
他们全羡慕我的英雄味地生活着。我是愿意鼓励每个人和人生来战斗。摧毁天才是罪恶的。
1月22日：晚间在H那里，ZH向我提出一些人生，恋爱等意义的问题： “你的生存意义是什么啊！” “我存在，我就生活，为了自己为了人……就选一条道路……”
“人生一切是欺骗啊！无意思啊！”他在精神上是否定着生活的，冷漠和不关心，缺乏热力，这主要和他身体有关。他是观念的，过渡期的……慢慢会度过这时期。
我如今对任什么全感到泰然，对任什么全没了疑惑。如今我只是计划着工作和生活，慢慢去接到最后一天——死。
“我们东方如果有最大天才的话，那就是你啊！你完全是对的！”ZH感叹地向我说。我愿意坦然地承受这寓言。
可以想象，积极向上的陈布文对于张仃这种颓废虚无的状态是多么无可奈何，因此，她要借助萧军的力量。而萧军确实使张仃获得了缓释和激励。萧军简直像他们夫妇二人的精神导师，萧军为了拒绝陈布文，嘴上说“不愿做别人的先生”，实际也很享受这种精神导师的角色。越是不肯浑浑噩噩的有追求的年轻人，越是要蹚过一条青春的黑水河，那黑色的迷惘来自生活，来自艺术，来自灵魂，来自青春本身，何况，他们还背负着时代的岩石。张仃这是典型的青春期抑郁症的症候，只是他不知道。如果拿到现在，可能会有人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但在那个动荡的粗粝的年代，他是不可能得到抚慰的，只能承受着内在外在的挤压，靠自己的力量扛过去，走到像萧军一样没有疑惑只有泰然的那一天。等到那一天，他也是过来人了。
陈布文的热情得不到萧军的回应，自然是不愉快的，1941年4月23日萧军日记写：
昨夜布文留给我一张条子，她到鲁艺去了。这条子写得很不愉快，但我应该原谅她，她是个感情不安的人，我也寻机会多了解她一些。
受挫的热情层层累积，就成了幽怨，她不能不为爱而不得所苦着。有时候，她很低微。11月29日萧军日记写：
上午领着歌儿玩在H处，她给了我这样一个纸条：“你是太珍惜你自己，你总觉得一切东西都不够着实，然而你又需要这一切，所以你追求最本质的，在现实里把捉得到的东西。我也是不凭信一切东西的，我尚不敢容纳一切来接近我，我唯一
觉得实在的是我自己。现在我忽然觉得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我陷于极端惶恐与不安中（简直是异常的焦躁与痛苦）。对你，决不是浪费，但是一个丑陋的守财奴，第一次把仅有的，可怜之至的，微薄的资产，放出去，虽然，是放在自己所信托的，完全令人满意的银行里，但无论如何，还是会有此感的。而这银行本身，是经常的，又向来如此的，收纳大宗大宗的资产，对于这微薄的一份，根本毫未介意地随手抛掷一边罢了。真是从何说起。我使你明白我这样陈腐稚气的心理，是帮助你以后对我的态度，‘原来是这么一个胡涂透顶的东西’，于是你一定有适当的处置。”
这种自怨自艾，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连萧军都不能不为之惶然。
每一个女人全是有着可怕的弯曲！我懂得她这心理，“我是个乞讨者，并不是个银行……”我说。“不，你完全是对的，我这也不是偶然的悔恨，而是把我的心理做一番研究……以病或癖乖作自己生命根源的，我就是这样人中之一个，如今我的根源被你动摇了，我感到了从来没感到过的！你是对的，正常的，健康的……我对你完全满意，不满意的只是我自己，为什么做了被动者……你是有健康胃口的人，可以吃各样东西，也会纪念着各样的东西……但是我要想啊！我仅是这东西里面一棵白菜而已……这在你不是最初也不是最后，在我却是最初也是最后了！你是高高坐在山上，看山下大路上行走着的人，他们只有一段是属于你的，你并不跟他们走下去……”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将来，过去全不管，只要现在……”
“我很恨你，为什么没有东西可以 绊住你的脚，你总是能抛开一切走向前去……你唯一的特点就是在作品中和行为中……有希特勒那样的东西……虽然你们的方向是不同……一般人是没有这东西的，这不是学习得来的……”
“我愿意每个人全因了我的热，走向前去……”
我告诉了她自己写作的计划，“你总是挑最沉重的担子来担啊！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啊！”她笑着说。
陈布文是一个高傲自信的女人，竟为萧军献出这一低头的温柔，这和着幽怨的臣服的女人味儿！可见她当时是怎样虔诚地爱着，近似迷信一般地爱着。那被迷信的萧军，则更见得自信了。12月1日：上午抱歌儿到H处，她又给了我这样一个条子：“是具有高的灵与欲。——是所谓智力的灵与壮实者之欲——这两种东西并存于一个人身上，使他发展到完满之境。所以如此是具有先天的、后天的多种条件复杂的配合与冶炼而成。这样的人是绝少，因此他孤介傲狂，因为他是超然于一切庸众之上，使其言辞常是新颖，特殊，而且常是正确的，由此更造成无比的自信心。
“如此，在恋爱上必然不满意，要灵与欲发展到同样高的女人，更是绝少，一开始即能感到失望，终于建立了他对恋爱的主见，是：是一千次恋爱的言语，不如一次性欲的接合，因为一般的确是如此所谓本质的问题。真的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本质的好是不够的，所谓真与善是不够的，一定要真美善，由于颂扬‘本质’，则使下焉者不敢与之交，上焉者感到被侮辱与被损害，不愿与之交，他只能得到一般的，由此，他将更坚不可拔的自
信‘事实如此’。——然而他是寂寞的，将感到心之深处有一种东西没有人能接受，只有自己用心血来抚慰而已，如果不做本质提高上的追求，这本质论将使他陷于服务感，（在爱情上）因为他是居高临下的，他将永远在爱情上空漠，虽然他会有极多的爱人，自以为是最好的，确是一般中最好而已。
本质的好是不多的，一定要提高的本质，虽然是绝少，但是是有的，因为人是进化的。
在爱情上懒于追求，无妨，但一切从‘本质’出发，将不是最对的办法。”
陈布文这是在剖析萧军不能爱她的原因吗？带着一种臣服，又带着一种不服，指出因为他太高，无可匹配，所以反而懒得寻觅了，就取个“一般”而已。萧军不能不惊叹：这是个有很可惊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女人，她可以从事文艺批评和传记写作，她的理解比我自己理解自己，还具体些。我把这给芬看了。
萧军确实觉得形而上的方面没有女人能够配得上她，那就索性不要形而上，只为形而下地需要找个女人过日子罢，他跟王德芬的结合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结果，而且他从来不对王德芬掩饰这点，因此，他才能够把陈布文的纸条给王德芬看。单纯而温顺的王德芬显然早已接受了他的“洗脑”，所以看了也不会恼，不会感到自尊心受伤。
12月3日： H说我是厉害残酷的，我说：“一个从事感情事业的人，他的理性一定要比一般人更坚强，它才越深刻。……我需要这残酷，也在练习这残酷。”我是懂得她说话根据的，那是因为我能忍受……
“你这样对于一个从事政治、军事的人是好的，但对于你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是有害的吧？”
“我是并不这样想的……”我笑着说。“你的理性总是你感情的主人……” “这也不一定……一种残酷在应用到应该应用的方面，那就是最大的善！”
两个人在打哑谜，这哑谜掰开来说，就是陈布文怨恨萧军的理性总是能够驾驭感情，这种理性对于一个爱他的女人来说，是残酷的。萧军则表示，这种残酷就是善。当然，对于张仃来说，萧军这就是善。
12月18日，参议会送钱来，萧军做了分配，给李又然和洛男各20元。
我也打算给H的女儿10元，她拒绝了，我也不勉强。女人大都是需要留恋的爱情的。男人常常是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就要走了，这是使女人最伤心的事。H也是同样的，女人常是口头拒绝而事实在等待着的。我现在感到自己空洞，麻木和无趣。发掘自己，解剖别人这是不能偏废的。“我要多给你一些智能，少给你感情，那是对你有用的啊！”我向H说。我告诉她，我并不如她所想象和估计得那样好，她是不信的。“我只是了解你十分之一啊！”她对我还是存在着一种盲目的崇拜，这使我很悲伤，同时也只得提高自己吧！她是在帮助我在提高。
……对于一个人给他应得的评价和待遇就对了，不要对人希望得过高，估价得过低，……这是现实主义的手法。从芬的身上我就得到了经验。太理想化了这苦恼了自己，也苦恼了人。对人要客观。依着自己的感情是不够的。先要估计，而后给以方法。文学上也如此。就所谓“恰如其
分”。
陈布文咬紧牙关在萧军面前维持着自尊。越是得不到的，人越容易把它美化。萧军都看清陈布文对他是“盲目的崇拜”，这简直令他害怕。即便萧军这样一个自信心爆棚的男人，也害怕“人设”崩塌，也承受不了美丽泡沫破灭时的难堪，因为他知道自己没那么高大。虽然他也表示自己要提高到陈布文所想象的样子，但这岂是人力所能为！所以，她的爱慕已经成了他的压力，使他愈发要逃避，他只希望她“恰如其分”地看待他就好，那也等于放过他。爱的进与退，有时就是一个迷阵，一方越是退，另一方越想进。这越进越勇的一方心里已经形成一个情意结，甚至死结，非得等情意结破除的那一天，她才豁然醒悟自己的爱是怎么回事：那一向执着的，其实是错念或幻影，她被自己骗了。《飘》当中的郝思嘉对于艾希礼，就是这种情形。
萧军对陈布文有欣赏之处，但并不爱她，要寻求原因，对她的某些表现的不以为然是内因，对张仃的顾忌以及自己另有所爱则是外因。
1941年4月17日的萧军日记中，因为陈布文对舒群说自己“有勇气有胆量”，舒群和萧军就轻薄地议论她。
我们对于布文这样的女人，全是躲避的，虽然她总是一颗球似的在我们的脚前滚来滚去……我们却全是提起了自己的脚，不去碰它。她虽然声明自己是自立的，不受人们（丈夫在内）牵制，但我们对她并不感兴味。这是浅薄、虚荣、内外不统一的女人……
萧军对于陈布文，或者说对于一般女人，经常放不下他的不以为然甚至不屑。7月30日他写：
晚饭后同H和另一个女人去果园买 果，路上我听着她们那些无聊的装腔作势的谈话，那无非是说她寂寞呀，不被理解呀，什么男人对她好了呀，她看不起他呀，她的魔力呀！她正接近一个唱京戏的男人呀……总之，一个女人迷信自己的魔力会到不知羞耻的程度。每个女人全是以为自己是最美丽的，是尊贵的。
当然，萧军对陈布文也有喜爱的地方，比如，9月23日他写：
H是聪明的，但却是个不能实践的，理想的小鲤鱼。
萧军把张仃当弟弟一样爱护，张仃也把萧军当大哥信赖着。因为爱护弟弟，对于那个对弟弟有背叛企图的女人，萧军必须不以为然乃至鄙视，才更显得像个爷们，中国男人的这种心理，只要想想《水浒传》中“石秀杀嫂”的故事就可以明白。
萧军在日记中多次记述对张仃的爱护和帮助，时而夹杂着对陈布文的不满。7月3日：我想帮助他成为一个插图画家，把我的作品让他来做插画，他似乎是一个可以做助手的人，我需要这样一个助手，我们是相互帮助而没有冲突的，得慢慢再说。为了“叛徒”和“人情世理”和他的女人辩论一些，她是偏见，矜持，矫情的，但有时也很泼辣天真，她是怀着一种绝望的自尊心，过于要完整的自负心，这是一种一般女人共有的心理，她需要先平正地发展……
9月6日：在H处和张仃谈了一些做工作的态度。他说他受了我很大影响，所以不想独善其身了。我也告诉他只该勇往直前，贯彻自己的主张，不听横言，不抱怨。10月22日：昨夜间由H作东道，为纪念鲁迅，在
俱乐部举行一次小型聚餐会。有张仃，洛男，芬，高原，高阳等。……谈到了恋爱问题，我用我现实主义的观点说服他们那些畸形的、浪漫的、形式恋爱的观点，张仃被说服了。前天黄昏时我同他散步到一座小山上的古庙上，我讲说着对人的道理和方法，稍也说了一些自己的雄心。他说我近来是比较对人很能容忍和宽大了。我对张应该一步步把他引向真实人生的大道上来，因为他是充满着极端的矛盾，自我毁灭狂。
萧军是张仃夫妇的“调解员”，他的“调解”似乎多是偏向张仃的，他对张仃的同情与对陈布文的不以为然几乎相辅相成，因为张仃是精神上的弱者，而陈布文相对强大，一般来说，萧军并不欣赏强大的女人，只对丁玲曾经是例外。
8月12日他写自己去见了毛泽东和陈云，谈到了入党的事情。
回来我把这事分别说给了张仃和高阳，他们是愉快的，只有陈布文是怀着成见，我说服了她。关于他们夫妻间的事，我也给了最后的劝告，之后就不再管他们。陈是看不起高阳再入党的，因为她是过于信任自己的纯真，她是幼稚的，还是不懂人生的苦痛。
萧军对于陈布文所不以为然的，陈布文坚持到了最后，她1949年之后的命运转折，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她忠于了自己所忠于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萧军尽管几度游移，但最终与她做出了一致的选择。原因也基本一致，都是出于对独立自由的人格意志的坚持。
其实张仃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感情的旁逸斜出，而且把自己情感的秘密告诉了萧军。 10月10日：回来在张仃处坐了一刻，他兴奋地讲他所幻想和追求着的美人。人在恋爱时是喜欢诉说的，每个人在恋爱上全是幻想的，自信的……女人在未爱之前是理性的，爱后是感性的，男人是相反。一个男人在女人面前，使她们感不到“力”的威胁，他将一生不会得到真正的恋爱！女人一定要被征服，用爱用力，用各种东西。女人是块烧红的铁，应该趁热把它造成各形的东西，冷了就僵硬了。
12月27日：到张仃那里……他诉说着自己不幸的恋爱，那是两块煤和冰，全需要热力，但全缺乏这热力，结果那女人表示退却了。他给我看了她的信，并嘱咐我，不要说给任谁自己感情狼狈的情形。
因为他是信任我的，我也只好尽我所能勉励他向人生前面走，也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观点。
2月24日：下午和张仃谈关于人性与获得，一个艺术家的恋爱道德等等。
“你看，恋爱——又提到恋爱——这东西占有是好是坏？”他现在是恋爱着两个女人，这对于他是苦痛的，也是快乐的事，统一他是矛盾的。
萧军了解张仃的移情别恋，却还是尽力帮助着他维护着他。对于这样的事情，萧军并不陌生。在这样的事情面前，男人是兄弟。当然，萧军对陈布文也有同情。10月10日的日记中他表示：
看着张仃辱骂H，她竟是那样忍受着，我全感到难堪，H是坦然的，这骂也无威力。创作要残酷，恋爱也要残酷，总之什么全需要从残酷中才能精美，才能完成！
陈布文的“坦然”，说明了她的强大和通透。可能就是因为陈布文的强大和通透，让萧军的同情马上拐了个弯，变成了创作和恋爱都需要残酷的论调。陈布文早就表示过与张仃分开的意愿，“他把自己的私生活可以随便的，这也意味着她也可以随便的”，她说到做到，所以，张仃跟别的女人怎么样，她可能并不认为是对自己的背叛，因而也伤害不到她。同样，她对别的异性有好感，也不觉得愧对张仃。在这方面，陈布文真是许多貌似强大却独独在情关上纠结不已的女人的榜样。
张仃那么信赖萧军，陈布文又那么暗恋萧军，萧军夹在他们夫妇之间肯定捏着一把汗。9月27日的日记中他写：
晚饭后和张仃在河边散步……张说全文抗只佩服我，可以指挥他……对这话我只能谦卑地给以解说。假设他知道H是爱恋着我，他怎会这样说呢？他会咒骂我，卑视我(我是无辜的)，我那是背负着怎样一个滑稽而可悲的十字架啊！
夜间杜也睡在我这里，他的感情不安着，他确是迷恋着H，向我倾诉，我只好劝他冷静自己，或者直白问清H的态度……我知H是不爱他的，她在试验自己的力量！我看着杜这样被自己的感情造成的幻火所焚毁，是可怜的！在他和H之间，我又是演着一个怎样的可笑可怜、可悲的角色啊！幸喜我对H是无动的，不然，他们是在向自己的敌人诉说自己的战略了。我是完全平静的，对于H丝毫没有妒意。
我很高兴我能这样冷静。H是有些卖弄聪明智巧想要惊人的，对于她闪烁不定的性格，我要警惕自己，不要任所欲言，她是暧昧的，我不应剖示自己的心胸，无论她用什么方法来刺探。我对她是不信任的。其实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只要我要获 得她，她的一切聪明是无用的，但我不想这样做。自己所不屑要的，而旁人却为她而燃烧着，这就是人世。我是始终恐惧着H我们之间这种关系(不大明确的)，一旦被张或杜知道，这真是不愉快的事，我是怕伤害到他们。但我总是尽可能节制自己，不要认真激起自己的感情。
无论如何，萧军是不愿意因为一个女人而兄弟阋墙的，而且，关键是，他并不爱这个女人。9月28日他写：
H告诉我她很恨我，因为我总是快乐的……大约她以为我对杜和她的关系，为什么不感到嫉妒。她也许想在这上面试试自己的力量，其实，这孩子是幼稚得可怜，我并不爱您啊！随您去如何。11月29日他又写：我对于她（指陈布文）应该尊敬多于爱情。直到现在她还不能引起我浓烈的欲望像L那样。
好了，他终于承认自己对L（指洛男）的隐秘情感了。对于这桩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情感疑案，他一直是不承认的。当然，仅凭他承认“欲望”的存在，也不能说明二人发生过什么。但这一招供，充分说明了他对陈布文无感的原因。这原因，他自己是不能直接对陈布文讲的，那么，陈布文知道吗？——他们三人相处是很多的。如果知道，陈布文将更加苦涩。
被爱是幸福的，爱而唤不起爱是痛苦的，陈布文甚至为自己没有能力使他痛苦而怨恨和绝望。
9月29日： H说没有事能使我痛苦，而能一刀斩断，这是她所没有的力量，她嫉妒，而恨我。
这一种心情，想必每一个女人都懂。其实，一个人曾经深深地甚至狠狠地爱
过，就算得不到，也努力过了，不留遗憾，没什么好懊悔的。11月25日，萧军日记写：夜间从河边散步唱歌回来以后，到H那里坐了一刻，她的情感也很消沉和寂寞。她劝我不要让自己太孤立了啊，这对我是不利的，还是自己安心创作罢。不要管得闲事太多……。我当然很感谢她的关心，同时我也解说自己的看法和行为：一个人最关心自己的还是自己……我只相信自己，相信力量，我重视敌人因为他们使我进步，强健……不是一个友人所能及的。
H告诉我说既在共产党所在地，就不应太批评了啊！这道理虽然说得过去，对于情是说不过去的。
这个时候，陈布文还是为萧军好的，以她的直率果敢的性格，竟能劝告萧军要“明哲保身”，那是真的为他着想。萧军的自负使他并不领她的情，他一直是当导师的，惯性心理使他觉得：岂是你能指导我的！
进入1942年，萧军日记中开始出现与张仃夫妇之间的不和谐音符。1月13日萧军日记写： H告诉我，她和ZH研究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虽然是亲切的，但同时是隔离的，我不是知识分子那样生活和思想着的。我似乎是别个世界的人，是随着这世纪而生长的，ZH则是这世界上的畸形人。
这说明，张仃夫妇并不总是把萧军当导师看待，他们对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一天萧军还写道：一个女人……全要独自占有她所爱 的，不然她就要空虚或推开他……
这是否预示着爱而不得的陈布文终于放弃了努力，想要把投给萧军的心收回去了？
1942年4月10日，萧军日记开始写到与陈布文之间的“反目”：
路上张告诉我，H说我的感情是夸大，表示自己英雄的存在，她憎恶我的“本质论”，……她却喜欢艾青那样的人和周扬那样狡猾的市侩。这话虽然不一定全真，这是她在丈夫面前“伪装”，这是个不可靠的反复无常的女人。
以前都是萧军对陈布文不以为然，现在，轮到陈布文看见萧军身上的毛病，反过来对他不以为然了。自然，陈布文一旦去掉萧军头上的光环，就不难发现他的毛病，青眼换白眼很容易。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这个时期，毛泽东为了了解文艺界动态，约了许多文艺家谈话，萧军和张仃都在被约谈者之列，萧军谈得尤其多。萧军说陈布文喜欢周扬，这肯定是不客观的，陈布文对周扬一直是不喜欢的，这种不喜欢延续到了1949年以后，甚至延续到下一代。
7月1日：听芬说，下面座谈会，陈布文每次发言总要咬啮我几口，这个可怜的小老鼠，为了要肥壮自己，竟是这样利己下贱起来了！这是必然的，因为她没获到我，伤了自尊。
至此，萧军对陈布文的不快已很明确，甚至不无激愤。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萧军的放言无忌几乎引起四座皆惊；6月又为王实味辩护，也几乎引起公愤。在这极不平静的时期，陈布文对萧军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翻转。陈布文的变脸，究竟是出于萧军所说的私嫌？还是确
实看清了萧军，因而对他的观感大变？无法判断。
此后，萧军对于张仃和陈布文的恶感是捆绑到一起的了。
8月15日：下午俱乐部开大会斗争一个屡次逃跑又做下了些欠债、偷窃等事的人，群众们一致要求“送法院枪毙他”，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丁玲同意我这意见，张仃是激昂的……张仃总是走直线，常常由一面凭着感觉看问题，陈布文那种故作高明、了解一切、有定见、有成竹的样子，使我觉得有点可笑又有点憎恶。8月21日：一整个下午开秘书处总务科工作检讨会。张仃发言很激动，但责备的成分很多，这样几乎激起对立。我比较客观地指出……张仃是爱先发制人，不调查，这样容易一下折倒，不容易进行下去。陈布文那样慷慨激昂夸夸其谈的样子很使我憎恶，无论从哪方面讲，她全没有这样责备别人的权利的。
……在会场上夫妇之间交头接耳或者互为声援，更使我不快，陈布文就是这典型，她是自以为是张的参谋。这类小聪明的人，是十足地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性和主观性。
张仃和萧军还试图挽回男人间的公正和友谊。
8月31日：晚间张仃来，他谈着他所感到的问题，第一，他担心我为了自己过度痛苦和自尊，也许走到极端的路上去。(我回答， “这是不可能的，我是通过党，阶级，而感到人类的。”)……
来的时候他是满抱着若干问题“不以为然”，走了他又是那样轻松了……
“一接近你，我觉得你立点很稳，你是人间人，伟大的……我算什么呢？可是一离开你，我又憎恨你那自尊和权力思想了…… ”
9月1日：张仃的感情和思想是反复的，他一再同我解释，他不是在故意表现进步，而来整我的风，在俱乐部里，我看过他壁报的文章。
他提到文抗人对我那种汇报是对的，这使我愤怒了，不得不痛斥了他，这是我对他所没有过的。我说请他设身处地地站在我的地位上想一想，他说他早会逃走了。
晚饭后，终于我又找到张仃，同他散步，告诉他，我对他无任何误解。
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王实味事件，萧军已经四面楚歌，张仃一面想来安慰他，一面又作为对萧军的“整风”者之一，想要为自己的立场做点开脱性的解释。萧军一面不领情，另一面又不想跟他闹僵，毕竟，在延安文艺界，张仃算是他的好兄弟了。
张仃对萧军的态度，不知道是否受到陈布文影响。1942年9月14日萧军日记写：
如果艾（指艾青）、张（指张仃）他们再提到一些女人们的事，我即说：“谁吃我的醋，我就跟他的女人睡过觉……”人是不应该“制作伟大”的，要不顾一切回击一些卑琐的人们。
萧军准备做出混不吝的回击，表明艾青和张仃对于他跟他们的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产生某种怀疑了。那么，是陈布文对张仃说了萧军什么吗？还是张仃自己感觉到了？
当天日记中萧军还写：
芬在自己的批判会上由于说了些不近人情的话，她批评了高原老婆及艾青吃醋的事，以至弄得高原、张仃、陈布文对她的不满。……这一次对于芬我是不愿过度责备她，虽然有些事是幼稚的，但她是真的，对的，没有诡计……只是以后一些不必要的事少和她说就是。
这几乎变成了两对夫妇间的对垒。萧军对于王德芬主动维护他的做法是欣慰的，虽然觉得她有点幼稚，也并不鼓励她这么做。1942年9月16日：张仃为了表现自己的“公正”“坦白”……不惜攻击我，反对我……他的女人则是为了想用我的血洗清旁人对她和我的“闲言”，也是这样的。我对这样单薄的人物只觉得可怜、可叹，只是让他们利用我的被攻击的火里把自己炼净了罢。让他们去嗡嗡，这只能更增加了我的力量和坚决，对于我的创作更有益，对于我的精神更有滋补。
把你举在头顶上的人，也能踏你在脚下，这要看对于他们是否有利？我只是对于人们的单薄和愚昧、怯懦越来越感到一点悲怆。我对于无论怎样毒害、攻击我的人，毫无怨恨，我知道谬误终归要消泯……我的战斗只有不断工作，完成我的一切的文学上的理想。
萧军对于张仃夫妇的谴责，已经是义正辞严。他断定陈布文是出于对他的爱而不得的报复和撇清。而事实怎样，已经无法求证了，张仃夫妇对此都没留下任何说辞。但张郎郎表示萧军是他父母的老大哥，至少说明即便在私领域里，张仃夫妇也没有说过萧军什么坏话。当然，萧军有些话，也是一时激愤而已。
作为反击，萧军果断采取了行动，他 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写：给H信解除她的秘书职。啊！H这种下作的行为使我感到一种可恐怖、可羞耻的痛苦！她用公费买了自己一切所需要的束西，而开在账单上要我拿出来。平常她是那样清高自许，而行为竟是如此下作。并且有一种可笑的虚荣和贪鄙！我竟和这样的人有过友情。我本来想找她来算账，我不再用她在研究会里，因为她已经不能和我合作，他们已经走向一些下作的群中。但我终于忍下了自己的感情，我虽然无钱，也决不和她计较，满足她这可怜的乞丐行为罢！我也不预备见她了，只是写一封信去就是了。我不愿为了这样一点钱听到她那到处散布可耻的谣言，这对她是种精神上的责罚。此后我更不敢轻易地期望人，相信人，对人浪费感情……她这是出乎我意外的行为，也许是为了贫穷的缘故么？这使我又增加了一次智慧！
信写得还算体面。
陈布文同志：
研究会自成立以来，承您帮忙甚多，我个人是感谢的。研究会此后的工作恐无多大发展(至少在延安)，加以您不久也将生产，恐也无力及此，此后我想就不再聘您担任秘书工作了，您可以不必再分精神，可以专一读书或休养。
①关于研究会欠您的私款兹先奉上五十元，其余到十月份内定奉上无误。②活文簿兹先将我所用的二十五页(抄长征记)奉上，余所欠者，待稍有钱当陆续买来奉还。③您那里如尚有与研究会有关的，您不用的或什么东西，也请掷下为盼。专此祝好。附钱五十元，纸25张。这个“将生产”的孩子，就是张郎郎。
9月19日萧军日记：给陈布文的信及钱派小鬼送去了，这也算告一结束，结束得也还好。
萧军本来以为这样结束“还好”，但9月30日，却又因陈布文对王德芬的一番话起了愤恨。
她（王德芬）又告诉我，H怎样说我：“H说，‘不要看现在萧军对你好，这是环境关系，等到将来一旦遇到好女人，他就会丢开你！’……一个人不要忘掉历史啊！所以我恐惧……”H因为没能获得我，如今她竟这样恶毒地想分散我家庭的平安来报复我了！我能说什么呢，只是更懂得了女人们的心！他们夫妻用我的血洗手不算，现在还要破坏我这仅有的一点平安，可恶已极，我忍耐着。“看她……她是怎样记着自己的历史呢？离了又合了，有了肚子了……为丈夫的情人修洞房……挨打……她是怎样记着自己的历史呢？！她向你说这些话目的在哪里呢？想要破坏我们这仅有的一点平安么？卑劣的东西们……”这激起了我报复的愤怒。这样可怜的小人……我要给她以打击。
此后两年的时间，萧军日记中几乎不再提起张仃夫妇。陈布文生下张郎郎，因营养不良一度双目失明，张仃又遭“抢救”。王蒙写：“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你因为丈夫遭到怀疑而与如日中天的文艺领导人大吵大争……而你居然没有造成抗拒运动、自找麻烦的恶果，你胜利了。”事实上，远不是王蒙所写的“乌蒙磅礴走泥丸”般轻松。张郎郎在《大雅宝旧事》中写，“抢救运动”中，有天晚上开会，一个老熟人为了自己过关，揭发张仃是特务，陈布文不慌不忙字字如钉：“姓高的，在国民党法庭上你就是个叛徒，是个高明的撒谎者。现在在共产党的法庭上， 你还是个叛徒，还是个撒谎者！我们两样全都不是，所以我没有什么交代的，无话可说。”与会者都傻了，那个时候，谁敢这么说话？这是有杀头危险的。可两眼茫茫的陈布文，一个站在“审判席”上的人，就敢这么说！只有杜矢甲仗义执言，说如果张仃是特务，你砍我的脑袋。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扬悠悠曰，我要你的脑袋有什么用。然后宣布散会。周扬不愧是有高度政治智慧的人，他明白，陈布文这样的人不可能是真特务，真特务是不敢这么针锋相对的，那么，跟她纠缠，只能影响运动的发展势头，分散会议的注意力，所以，他审时度势，结束会议，放了陈布文一马。在当时的运功攻势和高压下，有多少夫妻朋友反目揭发对方的，陈布文和杜矢甲的表现是多么可贵！之后，杜矢甲更是以死抗争。陈布文去开会，窑洞的炕上就只剩下出生不久的张郎郎，他滚到了地上。陈布文回家炕上摸不到孩子，又摸地上，摸到浑身冰冷额头发烫的张郎郎。她顾不得请假，抱起孩子冒着被野狼袭击的危险翻山过河跌跌撞撞送到医院，才发现自己的眼睛居然复明了！因为那晚陈布文的抗争，意外地使周扬提早结束了会议，张郎郎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这期间，萧军也不好过，为各种矛盾所困，无奈何带着家小去延安乡下住了几个月，公粮都没得吃了，后来服了软才回到延安，比以前收敛多了。但是萧军政治处境好得多，因为他是党外人士。1944年8月24日，萧军日记写：组教科有信来，请我给张仃、高阳写材料。
这就是所谓“外调”，如果萧军要借机泄愤，是完全可以的，在屡次运动中，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但萧军永远不可能是
这样的小人，他给他们二人都写得很好，甚至给张仃写得比高阳还要好。1944年9月16日：曾有过这样一个念头，想给H写封信，勉励她不要愁苦，在文学上努力，我愿意以一个兄长般给她以帮助，但一思考，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同情，而且可能会引起一些无意义的麻烦，放弃了这心思。自己如今还有这类爱管闲事的毛病，也可以说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多情！
萧军终究是一个善良的男人，看到曾经对自己动过情的女人落难，他有点心软和不忍。但经过“整风”，他也不愿多事了。
9月17日萧军日记中，又写到路遇张仃夫妻，张仃表示，他本想在整风中好好改造，但遭此“抢救”，他已经心灰意冷。或许，经过“抢救运动”，他们对于自己此前对萧军的“整风”，也有所悟了吧？ 9月18日萧军日记：夜间到H夫妇处， H喜欢称赞别人的男人，并且常常直接说出自己的爱憎和愿望，这是使一般男人不能忍受的。我本想对H说出我前夜所想的言语，终于终止了。事后也觉得终止得很应该。
看来萧军又试图与他们恢复来往，但找不到感觉，最终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感情。
1944年12月30日，这差不多是萧军延安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张仃夫妇了：
路上遇到张仃，到他那里坐了一刻。他在一个印刷工厂担任工作，心情很愉快，脸色也胖了许多。
“人一到三十岁，就越来越变得现实了，也庸俗了啊！”
他还残存着“抢救”时期一些阴影，他将来只愿意做一个百姓！离开“政治” 远一些。
“这一次，一般知识分子脱了一层皮。”他慨叹地说。
我除开说了自己一些写作情形，也鼓励他注意健康，准备工作，不该看轻自己。
陈布文给工人们教文化课，他们夫妻关系比过去好多了。
我也说将来《第三代》出版时由他来作插画，他答应了。只有他才合适，因为是东北人，又是个有天才的画家，也理解文字。我很愉快他们生活得如此好。他们恢复了友好。经过几年磨砺，张仃的青春期病症痊愈了，他终于熬过来了！这样的成长和成熟，真是不容易。经过几年磨合和“抢救运动”中的患难，张仃夫妇的感情也平稳和谐起来了，一切走上了正轨。萧军是一个大度的人，尽管说过一时愤激的话，但过去就过去了，他欣然冰释前嫌，愉快地祝福朋友。他们在延安的友谊的结尾，还算不错。
读萧军延安日记时，我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个叫陈布文的女人，我只是在一个方便的时机，顺手百度了一下她的名字。然后，我发现了王蒙的《女神》。我是一个在阅读方面从不与时俱进追赶时尚的人，所以，该《女神》我从未发现过，如果不是因为萧军日记中写到陈布文，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发现。王蒙的中篇小说《女神》是2016年11月在刊物发表的，2017年5月以王蒙、陈布文署名出版的《女神》，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由王蒙的中篇小说《女神》、陈布文的三篇短篇小说为主构成。
到了云南，与她的通信可以出很厚的两本书。后来“文革”整我，我赶快把她的信都烧了。王蒙也写：你的写信成为你真正的清雅与执着。
陈布文写信，是因为她有时间和心境写信。且看王蒙对她的介绍：你的生活可以说是前紧后松。17岁结婚与革命。18岁到达延安，研究鲁迅，写作文学。而后步入领导的高层，从事文秘。32岁离开了火热的高层文秘岗位。34岁彻底回归家庭， 36岁又发表了一些作品。37岁仍然英姿勃发。然后，你以一去不返的不存在的方式，静静地，然而是热烈地存在着。陈布文自己在日记中写的是：我很满意，我生活在溪河河畔，我逃亡到太湖湿地近边，我找到了革命家艺术家设计家丈夫，我去到革命圣地延安，我去到东北解放区，张家口、哈尔滨，沈阳。天翻地覆的血战中我没有旁观，我来到北京革命的领导核心机关，我写作，我机要，我更能年纪轻轻地回到自家，快快乐乐地回到平凡。人的一生，谁能这样完整俱全？什么时候都是我行我素，实现着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心愿！
王蒙所写的“双双去延安，革命加文艺的不凡生涯”，我们从萧军延安日记中已经不仅看到了皮相，而且看到了内里，他们的青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和浪漫。我从《女神》中更想了解的，是她此后的生活。无疑，她生活的转折点，是“32岁离开了火热的高层文秘岗位”。那么，我们根据《女神》来还原一下这件事吧。
1952年，全国进行共产党员全面登记，这个时候，谁不愿意把自己的履历做得更荣耀呢？可是，当组织上要陈布文填 表时，这个周恩来身边的机要秘书一脸无辜地说，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懵了，在她这个岗位上的人，绝对应该是共产党员的。组织上表示，她那么早参加革命，还在非常重要的岗位上待过，无疑早就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了，填上一个入党时间就是。她坚持实事求是。她说，我只知道说实话。领导说，真话并不等于真理。她说，真话，总要比假话离真理更靠近一点点吧？组织很无奈，动员她：就从现在开始入党吧。她说，现在开始的话，我认为自己还不够格。组织一定没见过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较劲这么一根筋的人。陈布文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萧军延安日记中所写已见端倪：陈是看不起高阳再入党的。看来她是一以贯之的。她并不是反对入党，她的丈夫张仃就是党员，她自己也是心向着党的，不然她不会去延安参加革命。她只是坚持每个人要考虑好再入党，要纯粹，要心诚，要避免反复或心口不一，她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萧军当时评价陈布文：因为她是过于信任自己的纯真，她是幼稚的，还是不懂人生的苦痛。回看历史，才会发现，陈布文恰恰是有独立思考的人。不过，萧军虽然几次要入党，但最终也是没入，只做了党的同路人。
张仃在延安是几大怪之一，现在，陈布文在北京又成了一大怪。这件事的后果是陈布文离开了那个光荣的前途不可限量的工作岗位。要知道，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半边天”们哪个不急切地争取着进步呀，她这种早早参加革命的，居然打了退堂鼓！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她去学校教授了一段文学后，淡然回归家庭做起了全职主妇。一个有着辉煌革命履历的人，居然主动选择还原为白丁了！那布满血泪的光
辉的一页，就这么轻轻地翻过去了。每一步，她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做出自己的选择。可想而知，她这样的人，到后来即便不是丈夫被打倒，也绝不可能盲目地上街游行或山呼万岁的。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可是，那个年代，多少人在过着未经思考的人生呀，因为一切都有一个“伟大的头脑”替你思考好了。她未必懂得存在主义哲学，然而，她以自己的生活践行了存在主义所主张的个体生命的自觉选择。王蒙所钦佩她的，即在于：作为个人的选择，你是说到做到，你从没有蝇营狗苟的丑态；你从没有口是心非的尴尬；你从没有苦苦申辩，自我维护……
王蒙写：你喜欢你的家，你对自己很清醒，而家里的财政状况富富有余，宁愿操持家务，自由自在地写自己的故事，不打算再过疯狂的加班加点的上班族日子。
有必要交代一下，作为国徽的设计者之一，张仃在共和国的美术界已经是中流砥柱，再不是萧军延安日记中那个充满青春的苦闷混乱冲撞、经常需要萧军关照和开解的张仃了。相反，萧军离开延安后虽在东北有过一两年辉煌，终因太过飞扬，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受到批判，进入低落期，第一次文代会都没资格参加。1951年他从东北来到北京，得不到安置，无奈之下，1952年写信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求助，才被安排到北京市“文物组”当文物研究员，从此远离了文艺界。张仃与萧军，升降正好颠倒过来了。
陈布文和萧军的对比，倒是更有意思。萧军下降到最低点时，陈布文差不多上升到了最高点。然后，萧军“上岗”的时候，陈布文却“下岗”了。但无论“上岗”还是“下岗”，他俩此后差不多都处于一种闲 云野鹤的在野心态了。当时代的洪流沉淀为历史，他们各自都悟到了什么？思想是否殊途同归？萧军在新时代的落魄平衡了一切，不会再有人记恨他从前的什么了，但也没见他们有过什么交往，因为，萧军已经是界外之人了。
陈布文作出“退步”的选择时，多少人为她抱憾呀。萧军的退隐和落寞，也会有人感到遗憾甚至怜悯。可是，“文革”到来时，大家才会发现，陈布文的撤退简直是顺乎天道的智慧，是具有前瞻性的高明， “文革”中她基本无事；萧军是相对无事，因为，按他的性格，若是处于落魄前的那种势头，他是难免遭遇更大的祸端的。在“文革”中逆转和落差最大的，是张仃，如果没有陈布文，他能否挺过来都是个问题。
邻居兼朋友赵昔写的陈布文传略中说她：秉性刚直，洁身自好，即便被误会，亦不屑争辩。是的，对于自己的退隐，她就是这样的态度。多年之后说起，她仍不愿事后诸葛一般显示自己的智慧，只是说：我不想以假乱真，我想多支持张仃，我想好好看护孩子，我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啊，我喜欢做饭与擦玻璃。你不在意让污渍一道道的玻璃变成全然的光明与透亮吗？为什么越是简单得如同一加二等于三， 明白得如同吃饭喝水一样的事情，你们越是觉得捉摸不透呢？
她的“坦白交代”，可以由儿子张郎郎的话得到旁证——她非常理性，上世纪50年代，我父母面临的选择是：家中两人必须有一个作出牺牲，否则都会一事无成。母亲毅然辞去工作，专做家务，自称为“伙头军”。
陈布文的重大转折没有故事，就是一个明白的选择而已。但，没有故事的往往
更加益智，正如真正开启民智的不可能是没完没了的肥皂剧。
风轻云淡的通透，使她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强大。她不纠结，所以举重若轻，那么重大的转折，轻而易举就完成了。或许她的书法里，渗透的就是这种底蕴？有的人，是努力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简单的人，而她是省心省力地遵循简单。她要的就是“让污渍一道道的玻璃变成全然的光明与透亮”的简单，她就以最简单明快的姿态来面世，不会故作高深莫测，也不会把自己涂抹得多么复杂。这样多好，自己不累，别人也不累。当然，简单所具有的力量，只有达到通透境界的人才可以驾驭。从原初的意义上来说，简单是一种天然；但人被社会生活裹挟过之后，简单就成为一种境界了，所谓大道至简。王蒙奇妙地赞叹：你光明、透亮、清晰，过分的正常、常态，所以你太奇怪了。张郎郎也说，妈妈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她好像未经世事，烂漫天真。
回到王蒙和陈布文吧。陈布文给王蒙的信末附上了自己家的电话。那个年代，电话是一种高级待遇，不是有钱就能享受的，陈布文家的电话得益于张仃的位置。王蒙打了过去，陈布文说，王蒙同志呀，现在已经找不到像我这样多事的人啦。然后大笑。
王蒙与陈布文之间的交道，就是这些了。此后他们的人生再无交集。
四
从社会回归个人生活的陈布文，回到了赤子阶段，恢复了她如初洗婴儿般的率性和干净。她离开的，是国家机器，是体制秩序。别人所迷恋的，她衣袖都不挥就 抛在身后了。她的果决的理性，使她删繁就简地成就了最大限度的美好人生。
王蒙评点：有两种珍惜。一种是因为珍惜什么都不放弃，一种是因为珍惜，什么都不要。而都不放弃的，终于丧失了所有，都不要的却还勉强过得去。
无疑，陈布文就是因为珍惜而放弃的，放弃了该放弃的，才能珍惜该珍惜的。放弃之后的陈布文，开始更纯正地活着。有评价说她是一个“安于诗书家务、同时又纯真地执着于理想信念的女性形象”。其实，家务不可能使陈布文沦陷，她家一直是有保姆的。她相夫教子，却并非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即便不是李清照式的，至少也跟《浮生六记》中的沈芸属于同一女性脉络。她是一个主妇，还是一个书香女人。理家持家之外，她学唱京剧、写日记、写信，她的生活不可能枯燥。与张仃夫妇都很熟悉的黄永玉在热烈颂扬过张仃之后，提到了陈布文：“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和丈夫从延安走出来，却显得十分寂寞。”黄永玉真的是没有看懂陈布文，在大开大合的酷烈之后，她进入风轻云淡的生活，是多么自在安适呀。黄永玉还说：“可惜了她的头脑和文采。”她自己可能真不认为这是可惜，她写作是为了活着，而非活着为了写作。如果她已经活出了生命的价值和光亮，写不写作还有那么重要吗？
王蒙就懂得陈布文，他说她：不但超凡入圣，而且超圣归凡。你是最文化的家庭妇女，最革命的母亲，最慈祥的老革命，最会做家务的女作家与从不臭美的、不知何为装腔作势的教授。
事实上，说陈布文从此成了一名全职主妇是不恰当的，应该说，她是一名自
由职业者。她并没有闲下来，据张郎郎回忆：“50年代起先是《新观察》的特约记者，写了许多报道，后来也给《人民文学》写了小说。60年代给儿童剧院写了剧本《害群之马》（未上演），给木偶剧团写剧本《黑风洞》，这个戏上演了，爸爸为这个戏做的舞台设计和人物造型。”如果不是“文革”，她可能还会继续写。而在“文革”当中，还有谁能写作呢？她因是化外之人而未被直接搅进运动机器，已经使自我的人生岁月幸免于被糟蹋了。
她纯真的理想信念，也传给了自己的孩子，这等于乘六了，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建树吗？张郎郎在《大雅宝旧事》中写到，母亲挂在儿子床边的是诗人拜伦像，母亲还给儿子朗诵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在监狱里写下的诗：医生，我的心不在这里，它现在在黄河之滨……每次到这句，母亲声音就哽咽了，儿子心里也涌起热流，对母亲的朗诵百听不厌。这是多么美丽的人间图景！
陈布文不重物质生活而重精神生活的基因也传给了孩子们。张郎郎在回答从小的艺术氛围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本质上都影响着我们家六个孩子，好像都不食人间烟火。过去叫理想主义，现在叫云里飞，生活在自己的抽象世界里，社会属性特别差。不知道官的重要，不知道钱的重要，不知道怎么营造自己的地位，你关心的东西，你觉得你是精神层面的无冕皇帝，那是最珍贵的，但社会并不那么看。所以你跟社会之间有一个互相不理解的鸿沟。但我们这些人自己活得还挺高兴。
陈布文的理想之光，一直保存在孩子们的灵魂中。张郎郎后来到了国外，依然承认自己是一个“残剩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放逐者的心态，还是文学的情结，都源 于这个理想主义病根。有人调侃道，这是你们心中无法消灭的魔鬼。”（《宁静的地平线》）他读雷马克的《流亡曲》，受到流亡文学的蛊惑，对于苦难和流亡总是赋予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解。
陈布文并非只活在文艺之美中，生活中对人对事，她也奉行着自己的真善美，令儿子深深感念：“哪怕只有两屉菜包子，她也要让寥寥给扫院子的吴妈送去一屉，那时吴妈家吃的都是野菜。母亲去世的时候，吴妈用野花和青草编织了一个花环，花朵上洒满了感激的泪水。”她的真善美也许很平凡，但她保证使自己远离了假大空。
生活中有诗，孩子们自然会写诗，王蒙引了她的三儿子张寥寥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我跳上通向生活的马车。王蒙写：“我至今弄不清，这是一首啥意思的诗，但是，我哭了。”我没有哭，但我心里很肯定地想：果然是陈布文儿子的诗！诗有北岛的风格，质疑又悲壮，有忧郁的花岗岩的质地。
写诗更多的是张郎郎。他在《宁静的地平线》中写，写诗，朗诵，组织秘密文学沙龙。而且，沙龙的形成就得益于他的母亲陈布文。“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与其中几位经常长坐恳谈。”因为她自己年轻时创作，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希望自己的遗憾在下一代弥补。她亲手帮孩子们改诗改文，也常在读书上给他们忠告。
她喜欢与年轻人交往和写信，像林徽因，但比林徽因的风雅更加朴素本真。张郎郎写：“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周末，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她的教书生涯很短暂，却给她留下不少年轻的朋友。
她认识也喜欢自己孩子们的诗友，比如食指，她喜欢食指的诗，并对爱诗的儿子说：年轻人的诗，更好。又说：读你们的诗，比我自己写还好。“说这话的时候你流出了眼泪，你想到了些什么呢？相信未来。当然，那就是相信儿子与女儿，相信下一代。”——当然这是王蒙的想象，但我相信这就是真实的陈布文。
甚至张仃的学生，也跟她走得很近。丁绍光写：
她是个很特别的人，张仃很早就是党员，但她不是。……后来干脆在家，非常低调。她的文笔很犀利，对世俗看得很透。我跟她的交往很密切。
真的对我帮助很大的是陈布文。她的思想，她的为人，她对人类的同情。她心怀慈悲。不像我们一般画画的，仅仅因为会画两笔画就自我膨胀得不得了。
丁绍光写到了她的低调，是的，她的高傲都是低调的。
陈布文一直肯定自己的快乐。透明的人是快乐的，跟年轻人在一起的人是快乐的。张郎郎写：
这一时期的文学沙龙活动，她差不多都参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当时，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都是向她借。
可以说，这个沙龙的精神导师就是陈布文。
陈布文在言谈中，“对官僚的蔑视，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直言不讳”，张郎郎从小就耳濡目染。例如说，“周扬是一脸死人白。”当时周扬如日当空。张郎郎知道，在延安的时候，陈布文就不怕周扬，敢跟他抗争。“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
张郎郎他们当时不懂一个简单的规矩：非政府的组织都是非法组织。他们成立的组织也是一个文学组织，除了搞沙龙，还想自己做手抄杂志。他们知道做手抄杂志是非法的，“所以，这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行。我父母也参加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也实在超前了。”
孩子受到的家庭熏陶和继承的精神基因，使他要用自己的脑袋去独立思考，要自由地发出声音。结果，张郎郎就被抓了。他说，“自己的最大过错，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自由的创作，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话语，自由地活着。”作为死刑犯，他被拉到父亲的单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批斗，而且父亲和弟弟要在台下陪斗。张仃知道儿子被判死刑后，一夜白头。陈布文怕张仃想不开，让孩子一定要陪伴在父亲身边。批斗完之后，张仃找了个地方，发出狼嚎一般的哭吼，然后擦干眼泪，对孩子说，不要让妈妈知道。父子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陈布文不问什么，只是在夜晚给张仃朗读，安抚他遭受重创的身心，激励他活下去。这样的一个在黑夜朗读的陈布文，这样的一种超度劫难的方式，是多么美丽！
张郎郎写：很久以后，我听说在同一天，我家的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万一有人想不开，会有更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妈妈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孩子犯了大事儿了，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你们家的人，可别胡思乱想，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我小时候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
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
她在一张椅子上眼神空空坐了一整天。最后总算得周总理相助，保下了儿子的命。当消息传来时，她说了一句话：好想去日内瓦，看看周总理住过的地方。丁绍光写： “文革”的时候我串连到北京，当时张仃被整得很惨……晚上我去看张仃。……我去，叫张郎郎买了一条鱼，一起吃顿饭。吃饭的时候，张仃拨了一点菜在碗里，蹲在旮旯吃。怎么拉他到饭桌他都不来。我感觉他当时的心态，我没有资格与你们坐在一起。我就端着饭碗蹲去他边上吃。张郎郎，我们三个，就蹲在旮旯里。陈布文脸上的表情我印象很深，那种说不上来的，高度的悲痛。就这样吃了一顿饭。
倒是陈布文比张仃坚强，她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因为她比张仃达观。张郎郎在《大雅宝旧事》中写，我妈早就告诉我：遇到劫难的时候，你要学会灵魂出窍，跳出来看自己的傻样，你就不那么难受了。所以，我的童话底子伴我度过多少长夜漫漫……
在张仃被红卫兵揪斗时，陈布文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丈夫。面对淫威，她毫无惧色。当自己受到张仃牵连而受辱时，她也是凛然面对。她的儿子张寥寥深感到母亲的定力是多么了不起：母亲在受尽屈辱时高昂的头，在被造反派剃光头之后仍能镇定自若生活、上街，毫不理会旁人的非议，让他深刻体会到坚强和毅力对一个人有何等重要。赵昔写的陈布文传略中说她：“颇能领悟鲁迅先生之精髓，这使其做人态度、文章风格、精神气质都浸透着鲁 迅精神。”是的，她身上正是有鲁迅先生所赞叹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五
陈布文只活到65岁，但她迎来了曙光，配得上她的生命的曙光。“文革”结束了，张仃解放了，她也解放了。张仃重新风光，而她不需要风光，她的风光在她心里。她活得明朗而惬意，她组织过京剧雅集，她的风雅终于不折不扣，为时代所允许。她的晚年，有许多人要她的书法，她爱写“快乐”二字。她给去了美国的女儿的信中说：“从照片看，你的服饰，还是很简单朴素。——当然要有选择，有标准，但，不必找便宜的，要上等的……总之，我们只希望你过一阵快乐的、美好的、有情趣的生活……”这是多么美好的、永远年轻的妈妈，她绝不会像九斤老太那样唠叨，她只会鼓励儿女去过更美好的生活，享受自己没有享受过的。年轻，就是一种明亮而干净的心境，如她这般。
她也在写作，张郎郎写：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也给香港《大公报》写稿。稿子也都是用毛笔抄写，似乎成了她的特有名片。
据王蒙所写： 1985年11月一场早来的大雪中，你一个人去了景山，你说漫天雪花里疾走让人想起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你说下着雪上山，让你懂得了另一个世界。你说你这次才想起来早该好好看看景山。你说对不起景山、故宫、北京。你说北京真好。回来后你就病了，你不要去医院，斩钉截铁。你愿意安安静静在家在亲人身边走。你说：我对我的一生满意，没有冤屈，没有懊悔，没有遗憾。你苦笑着说，你明白，
到时候了，你将像立冬后的树叶一样地凋落。你说你大雪天去登景山，就是为了告别。
你写下最后的书法作品：让我自由自在地凋落吧！
读到这句话，我感觉有一枚重锤，砸开了心中的金蛋，胸中豁然透亮。从陈布文身上，我平平静静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欣悦的尾声，一种脱离尘世的满意的走法。她启示我一个风清月朗的晚年，她在我心里铺开一场为了告别的漫天大雪。
陈布文的凋落，让我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句话：连死亡都已经死亡了。
王蒙写：你对家人说：“我的一生过得很好。我没有不好。我只是想去一趟日内瓦，看看当年周恩来总理开会的地方。”
在瑞士旅行的时候我为什么会那样确凿地想起你来？当知道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会突然提起日内瓦，我几乎叫出声。
我是1996年首次去的日内瓦，其时你已经仙逝十一个年头。
如果说，《女神》的开头，王蒙在日内瓦湖边由一个女人蓦然跳跃到陈布文，你还会觉得他太任性的话，这时候你该明白了：如果有所谓冥冥之中，这就是了。在王蒙还不知道陈布文生前有去日内瓦的愿望的时候，就已经在日内瓦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陈布文。王蒙的草蛇灰线如老狐狸一般狡猾，但他不会是无端。王蒙写：写布文老师，这是我59年前的一个约定。为了写好这篇非虚构小说，老王蒙2016年又特地去了一次瑞士。他想找回曾经在日内瓦触动他想起陈布文的那种风景与氛围。结果却是失望。
我得到了许多感想与图画，除去20年前的场景与对你的忽然想念。
我终于发现，已经失去了， 59年前的来信。20年前的日内瓦强烈思念。
读到这里，我心里是一片汪洋。时空漫溢了，世间所有的篱笆，似乎已失去作用。时空无界，生死无界，宇宙是一片混沌，一片令人激动又令人安宁的混沌。我向前辈致敬，向人类绵延的精神山脉致敬。
王蒙写作《女神》，是在虚实之间。他为陈布文而写，也为年青的自己而写。通过59年前烛照过他的陈布文，他要与年青的自己相遇。这是一次理想人格的寻访，也是一次青春故园的寻访。重走青春，一个情结，一幅图画，终于打开了。它让我想起了了英格玛·伯格曼巡回和穿越一生的电影《野草莓》，它是一部只巡回和穿越了生之美好、人性之美好的《野草莓》。
王蒙始终没有见过陈布文，打听过，但不得其详。1983年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后，“如果认真寻找，一定能找得到布文大姐的。是的，我没有停止寻找，但是当我得到了答复，你是谁谁谁的夫人的时候却找不到任何感觉。”“什么都有可能，例如找到了，却没能见着，我想象，那时候你未必愿意见我。”
写作《女神》时，王蒙看了陈布文的照片，评价是：“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清爽、清纯、大方，尤其是本色，我行我素，道法自然。”“傲气十足与随随便便。”“饱含解放区女干部的质朴与高尚简洁的发型，恰到好处。”“目光坚定，对不起，有一点较劲，可以想象你具有坚强的性格。你的目光还有一种深邃的思想范儿，肯定读过柏拉图与笛卡尔、《道德经》与《周
易》。你会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倔强。”“全身透露着一种随遇而安的高贵。”
王蒙和陈布文之间，好像什么都没有。然而，写出《女神》，一切都有了。这是黑白照片、时光深处，时代之子的灵魂对话。正如王蒙所写：
最期待的狂欢是失去的一切复活在文学艺术中。
复活，从而更加确认了也战胜了失去。文学的力量是使得没有对应办法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生成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动。
这“复活”，既是指陈布文，也是指他自己的青春——《青春万岁》的作者的青春。王蒙说，他早已不再相信“青春万岁”，可是，《女神》的巡礼，不正是青春万岁的证明吗？终究还是有一种东西，让他惦记，让他回望，让他怀想；可以“复活”的青春，自然是“万岁”的。
曾经，“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样的诗句，会让我热泪盈眶，可是现在，我只会问：需要眼药水吗？
曾经，“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这样的句子，会让我热血澎湃，可是现在，我只想说：若是能改变地球引力就好了，女士们就不必为各种下垂而困扰了。
——可是，读《女神》和陈布文，我确是正色正容地感动了。我走近了王蒙在自传中所写的听芭芭拉·史翠珊的《回首往事》时的那种怀旧怀恋的感动与冲动。我再次确认了：青春万岁。青春，可以是每年一度的春天，也可以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和品性。后者，必将因抽象而永恒。
王蒙写《女神》是虔诚的，为了写好《女神》，他甚至去读了些京剧书籍，并爱上了梨园谚语。对比《青狐》中王蒙对于另一位女性的辛辣，你更加会懂得被王 蒙“女神”之不易。
写作《女神》，王蒙几乎把自己的玩世不恭、嘲讽自嘲之能事统统收敛了起来。对于陈布文这位“陌生亲人”，他唯有崇敬。我是看了《女神》，又回头仔仔细细地去看萧军延安日记中的陈布文的。这个过程中我心里始终有疑问：王蒙有没有读过萧军日记？萧军日记有没有改变他心目中的陈布文的女神形象？我甚至恨不得直接去问问他。我当然没问，而且想通了：萧军日记和《女神》中的陈布文的基本精神是没有变的，所不同的是延安时期的陈布文尚处于修炼期磨砺期，那么，就算天真，就算莽撞，就算迷恋，就算冲动，又怎么样呢？证明她年轻过，没有什么不可正视的。我想就是陈布文自己，对此也会坦然。
张郎郎说：如果不是王蒙先生写这篇小说，很少会有人想起她和她的字。其实，就算写了，可能仍然不会有很多人记住她。但那又怎么样呢？我想，她不是为了让人记住而活过，她只是要自己的生命该有的那份美好。我感谢并庆幸，在需要精神支援的时候，这位清纯又超拔、我行我素又不“秀”清高的、如永恒春天一般的女性，出现在我面前。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愿意以她为比照。人类的精神是无界的，愿人格之美复活并永存。契诃夫笔下的“三姐妹”永远渴望着：到莫斯科去！那么，自由，就是我们的“莫斯科”，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也想去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