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息

三哥发短信来的时候，我正在大山里流连。秋气渐深，眼前的群山层林尽染，晨昏之际，山巅的云雾须臾变幻，让我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人间。

三哥并不关心我所谓的“闭关写作”是怎么回事，一听我无端滞留外地，他就劝我早点回家去。他说他正在大连金州，参与跨海大桥修建，连日阴雨，施工停顿，但又无法请假回家。我想到苦雨凄风，工棚里想必潮湿阴冷，便问他有电热毯没有？三哥说冷倒是不冷，就是想家。他说他是不得已在外面打工，有时想家想得直掉眼泪。他说在家千日好，“你怎么没事总往外面跑？”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三哥姓郑，是我儿时的邻居、同窗兼玩伴。在老家郑屯，三哥家和我家之间，只隔着另一户人家的一座院子，直线距离 不会超过二十米。我从小就叫他三哥，直到六岁那年，我自作主张报名上学，和八岁的三哥同在一个班，才知道他大名叫作郑吉。我个头矮小，理所当然地坐在第一排，而三哥的座位在教室后面。与我同班的还有我三爷爷的小女儿，我叫她三姑，并不觉得这样的关系有什么怪异。我的这个堂姑同学也年长我两岁，到了十八岁，因为恋爱遭到父母反对，她喝下了一整瓶“敌敌畏”。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已是在多年以后。我想起她生活在那样一个兄妹众多的家庭，越是生性温柔淳厚，也就越是动辄得咎——这一场爱情或许是她渴盼多年的逃离的可能……但是我，竟然怎么想不起她的面容。

那时我们的教室里有长排的木头课桌，大约是村里的木匠草草打制的，粗粗笨笨，印象中几乎无法移动。桌面下方没有桌屉，如果书包带子够长，当然也可以挂在桌边上，但我的书包是我母亲用碎花布拼接的一个长方形布口袋，带子很短，

当然也不能调节，只得放在座椅上。但是说来奇怪，郑屯小学并不为学生提供座椅，每天早上，我们必须从自家扛一只杌子到学校，放学后再扛回家去。

想来那时候，一只杌子，也是农家的一件重要家什。

人小力微，我压根拿不动木头疙瘩打制的笨重的杌子——后来读《红楼梦》，发现贾府里也有杌子，是一种小凳。但吾乡的杌子四条腿高而峭立，供人坐的长方形平面依原料丰俭宽窄不一，但都尽可能做得极厚。为保持重心，四条长长的杌脚向外箕张，在接近地面处，复以四根粗实的木条进行加固。这种杌子虽然做工粗糙，却极为结实耐用。平生第一次自作主张，我哪里料得到我竟会被一只杌子挡住去路？祖父也被这个问题难住了，他家里家外转了几圈，告诉我可以带一把竹椅到学校去。

我们家有一对蓝漆的竹椅，我至今不知它们的来历。北方不产竹子，而它们的做工，显然出自专业匠人之手。即使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也隐约知道它们非同寻常——邻居们家里都没有类似的物什。后来我们举家迁离郑屯，它们又被带到了城市里，直到在岁月的消磨中不知不觉失去踪迹。

竹椅的重量虽然比杌子轻，但尺寸阔大，又有靠背，而我那年只有六岁，个头比同龄的孩子还要矮上半截。每天早晚，我抱上这件远超出自身体积的庞然大物，磕磕绊绊地行进在村路上，途中还要翻过一道沟渠，再穿过一片玉米地。走上一段路，手臂酸麻，只得放下竹椅，围着它左转右转，试图找到一个省力些的点。理论上，这个点肯定是存在的，只是我始终没能找到它。竹椅的四条腿和它的靠背共同 构成了若干个维度，它们纵横交错，让我的上学之路变得异常复杂。据说，女性天生就缺乏对于空间的精确把握，因而很难学好立体几何。必须感谢这只竹椅，正是它，为我开蒙了最早的几何学功课，让我在后来的学业中力克强敌——看吧，它弧形起伏的靠背包围了三条侧边，剩下的这条边长，就紧紧抵在我的肚子上；它的四条腿画出的线段悬垂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凭借想象，我必须确切计算出它们与地面的距离，避免二者之间发生危险的碰撞。然而纵使我小心翼翼，这些线段仍然有可能突然延长，爆发出锐利的吱嘎声响——这把椅子显然并不那么结实，万一哪天它突然散了架，那可怎么办？

三哥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出现的。那一天放学，他从后面超过了我，又折回身来，接过我的椅子，径直把它送到我们家里。后来他干脆每天早上来接我一起上学，他用一条手臂紧紧勾住他家那只沉重的杌子，另一条手臂环住竹椅的靠背，让它紧贴在他身体的一侧，有时还索性把它顶在头上。而我呢，左右肩膀上各挎一只书包，满心欢喜地跟在他的后面。

必须承认，在此之前，我与三哥之间的情谊，并不比与其他的伙伴更为深厚亲密。但上述的剧情日复一日地上演，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一年级上学期结束，我考了个全班第一，三哥却名列倒数。那个寒假，二大娘开始打发三哥来我家写作业，他不会做的地方，由我随时讲解。这样到了下学期期末考试，三哥取代我成了全班第一，他得到的奖品是一支价值一块多钱的包尖钢笔。而作为第二名，属于我的奖品是一支裸尖钢笔，售价七角钱。

二年级下学期开学之前，我转学进入

城市。又过了几年，我的外祖父母和祖父母也相继进城定居，我的假期回乡之旅，基本就此中断。

只是断断续续地，我得知三哥的消息。小学毕业，他未能考上初中，只得回家务农。他成了家，媳妇是外村人。再后来，我祖父和外祖父相继故去，葬入郑屯村西的鹤阳山墓地。于是情势逆转，我又在特定的某些日子里，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至于我们当年就读的郑屯小学，也迁了新址，老校舍折价卖给村民们。三哥买下了其中的一座——无巧不巧的，正是当年的教师办公室。

那一年清明，我到三哥家坐了坐。三嫂质朴温和，他们的儿子刚满两岁。屋子正中那根古铜色的原木柱子，让我一时有点恍惚。我怎么会忘记呢，因为有一天放学后去外祖父家玩，我没有写作业，被班主任郑老师叫到办公室。我小时候自尊心极强，当着多位老师的面，我竭尽全力，忍住不哭……抬起眼，二十年光阴呼啦啦瞬间飞散。我起身告辞，三哥说他正要到前街的父母家里去，与我顺路。那天刮着很大的风，我裹紧风衣，一边小心地倒退着走，一边问他过得好不好。他说：不好，没有钱。我一下子笑出来。但见他皱着眉头，赶紧打住。他说这次去父母家，其实是去借钱，因为买房子的钱是借的，债主正在催要。我问二大娘有钱拿给他吗，他说他也不知道，说着，神色焦虑烦恼。那时我虽然生活无忧，却属于月光一族，眼见他被生活如此煎迫，唯有默然。临别时他托我在城里的装修队帮他找份活计做，我倒是认真记下了，但最终未能帮到他什么。

再后来，郑屯村的学龄孩子越来越少，不得不并入镇上的小学校。那座几乎 是崭新的校舍和操场，也没有派作他用，就那样荒芜了下来。它的对面，是气派的郑屯村委会。每次回乡，车子经过村委会和校门夹峙的主干道，我好奇地向两边张望——村委会的黑漆大门总是虚掩着。而透过校门窄细的铁栏杆，我看见那些教室蓝漆的门窗，操场上的花坛里，杂草疯长……这是一片我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如同这个叫郑屯的村庄，村路上迎面走来的人们，我已经叫不出他们的姓名。模糊，隔阂，陌生，仿佛彼此存在于不同的维度。我怎样才能让自己相信：这里，就是我今生出发的地方？

二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对方说他是郑吉，正在营口一家工地上干活。工地的位置，在城北的近郊之地。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骗子。有一次，我收到一条短信：“刚才发的消息收到了吗？”我回复：“没有啊。”在按下发送键的瞬间，我猛然记起几天前看过的一则新闻，某先生只不过回复了一条不知谁发来的短信，致使手机在不知不觉中被植入木马软件，银行卡中的数万元旋即不翼而飞。一念及此，我惊出一身冷汗。但是新闻并没有给出这种情形下的补救方案。如何自救？完全来不及细想，我当即关闭WIFI和移动网络，并且关机。而后开机，检查手机是否安装了不明软件，同时启动杀毒程序。确认未有木马植入，我把包括微信、QQ、手机支付等等在内的所有密码全部修改了一遍。此后多日，我不得不反复翻查记事本，那些急切间杜撰出的密码纠结成一团乱麻，每天我都要拆开这堆

乱七八糟的铠甲，进入它们的内核，把我那点可怜的财产作一番检查。直到一个月后，它们仍未曾损失分毫，我才算放下心来。

时至今日，我仍无法确定，那条不期而至的短信到底是一场未能得逞的骗局，还是一支偶然飞错了地址的流矢？不管怎么说，它准确射中了我生活的靶心，那些新闻和传闻里一天天积累起来的负面信息，借由这个约等于一平方毫米的漏洞，蝇群般井喷而出……我甚至说不清，我更希望事情的真相属于哪一种。如果是前者，隐藏在暗中的恶意得到证实，身为蚂蚁般卑微的小人物，连平庸也不能保障安全，我又该如何防守？而按照概率学的定义，侥幸的一次脱逃等于加大了下一次被命中的可能——科学有时候就是这样让人绝望的。但如果是后者，所谓的急中生智顿时变得无限滑稽。风声鹤唳，我们要以一生的精血滋养幻觉中的天敌？

但是面对这条自称郑吉的短信，我竟然没有生出丝毫的警惕之心。是的，仅仅是这个名字，已经让我放下了所有成年世界的武器——这个名字，它最早出现在我混沌未开的岁月里，与那个我可以无条件信任的世界紧紧连结在一起。

我当即回复过去，问他什么时间下班，我要过去看他。他说别了，还是他来我家看我好了。我想他并不知道，在城市里，那个习惯以家庭为聚会场合的时代，早在二十年前就翻过去了。城市的蜂巢，一格一格封存起我们各自的秘密。至于那些共同的和公开的，是更为巨大的、不可言传的秘密。而乡村是秘密得以顺畅流通的地方。有一年回乡，我看到一张打印在八开纸上的“大字报”，不由得心惊肉跳。那是一首 七言长诗，或曰“顺口溜”，备数现任村长兼支书的种种恶行，细节历历，连贪污的公款都有具体数字。这样的事情，在城市里简直无法想象——城市的利益链当然是存在的，但它如同皇帝的新衣，很难捕捉到真实的长度和体积。那一刻，我忽然想见面后一定要问问三哥，关于这张“大字报”上的一切，是真的吗？

我们最终约在一家西餐厅里。那是我和闺蜜常去的一家店子，牛排和比萨都烤得不错，还有大份的薯条用以消磨时间。更关键的，卡座沙发宽大舒适，人陷在里边，身前身后，绿植环绕成一个自如运行的微型宇宙。

提前在短信里详细说了西餐厅所在的方位和行车路线。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三哥仍迟迟不见踪影。终于他说他到了，在外面等我。顾不得诧异，我快步下楼，远远见他站在一根路灯灯柱下面，神情古怪不安。这是八月，他穿了一件长袖迷彩服，迷彩裤的裤腿挽到膝盖，赤脚穿一双黄胶鞋。如果这套衣裤小上两个码，一定很酷的。

在座位上坐定，服务生送完餐就消失了，三哥的神色慢慢舒缓下来。我们说到那一年，也是这个季节，二大伯因为有事要办，吩咐两个儿子上山替他看守生产队的果园。于是三哥急三火四跑来招呼我跟他上山。半路上，他悄声告诉我，果园里有棵树上的梨子非常好吃，他已经踅摸好久了，但一直没有机会给我摘一个。到了果园边上，他让我在原地等他，万一二胖哥午饭吃得快，提前上来了，我就谎称他去拉屎了，同时给他打暗号。不用说，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早就配合默契。三哥把跨栏背心的下摆三两下掖进裤腰里，一溜烟消失了。不多时，他再次出现，背心里鼓

鼓囊囊地装了足有六七只硕大的梨子。不料恰在此时，二胖哥的身影远远地出现在山路上——这可怎么办？三哥突然捂住肚子，蹲了下去，等二胖哥走得近些，就听见他弟弟在哎呦哎呦地呻吟。我以为二胖哥一定会起疑心，但是他背转身，弯下腰去，要背着弟弟上山。三哥说不用，他蹲一会儿再拉泡屎就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两个人都笑不可抑。三哥的下巴尖，鼻头也尖，像扑克牌J的那张脸。这是人到中

年的三哥的脸，除了多了些皱纹，什么都没有改变。

三哥说他是最近几年才做回木匠老本行。在此之前，也就是2000年到2006年，他养了六年船，在与郑屯只隔着一道鹤阳山的北海。当时亲友们帮忙凑足了三四万元，他打了一条小渔船，雇了两名水手。水手的工资按当天出海所获的销售额进行分成，各得百分之十二左右，剩下的归他这个船主。扣除税款、保养船只、购买机油等等，在这六年间，三哥纯收入三四万元，刚好还上了当初买船的钱。我说：啊？！每年初春，海边的冰凌还没有化尽，大小船只开始准备出海。先要捻船，将桐油和石灰调制后加入麻丝搅拌，填补进船身的每一道缝隙。然后检查发动机、备网，租用船坞轨道下海磨合。早春的海风冷峭如刀，海天之间一片苍茫，小船上无遮无挡，只能听任削割——带舵楼的大船造价一百多万，哪里敢想？收网的时候，手指上如同刺满万千钢针，不过很快也就冻木了。如果收获尚好，心里总还有股安慰的暖流；收获差的时候，身冷心寒，整个人就是一块散发腥气的冰。在大海上颠簸了一天，回到岸上，脚下的大地仍然软绵绵的，摇摇晃晃。

等到天暖再出海？当然也行。但对渔人们来说，上半年实在短暂。到了六月中下旬，渔政部门就开始通知封海，休渔期到了。

三哥低头，给我看他的秃顶，说，那几年，头发都愁掉了。

我笑。他说，其实即使是在休渔期，还是有人偷偷出海，因为人家有靠山。而如今的海滩也是承包给个人的，按照规定，每人只能承包六十亩海域，但有人用亲朋的名字变相承包，将承包区域连成一片，连中间未承包的海域也顺理成章地囊括进去。这样的海滩霸主有钱有势，普通渔民招惹不起，只能远远绕行。至于基层办事人员借机刁难，吃拿卡要，就更不用说了。

见我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他提醒我可别写这些，省得给自己惹麻烦。不过，他自己也去上面告过状，因为那一年清明有人烧纸钱引发山火，他家的果树都被烧死了。本来清明期间派人看山防火是村委会的惯例，如今出了事，村委会也没个说法，当然也没有补贴和赔偿。“逼到这个份上，连死也顾不得了。”

我问他在建筑工地上做木工收入怎样，他说他的工钱是按日计算，每天三百元。

我又“啊”了一声，忍不住心生艳羡——这一年，我刚离开一家文联下属的杂志社，在那儿，我的月薪是一千元。

可是，三哥说，有的日子不能出工，而且一个工地上的木匠活也就只能干两三个月，多数时候找不到活计做。他属于单干户，和另一个同乡结成搭档，自己找活做。我问他为什么不加入包工队？郑屯不是就有包工队吗？三哥说，那谁谁谁，有钱有势脾气大，在他手下干活，一个个孙

子似的，他实在做不来。单干倒没啥，糟糕的是，有时工程结束，工钱却拿不到手，虽说这两年国家不允许拖欠农民工工资，但这种情况还是会有。

一语成谶。过了没多久，三哥找我说，他在城北工地上的活计已经做完了，但眼巴巴地等了一星期，工钱迟迟没有结算，也不知道结算的日期，他和搭档困在这里，进退两难。

问清楚这工程归市公安局下属的某个处管，我开始四处探问。这日饭局，座中有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诗人，说起来也是相识多年。我试探着说了此事，诗人满口答应。过了几天，我问起，诗人让我等消息，但此后再无下文。

我想，三哥以为我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多年，还成了个“作家”，一定认识很多有能力的人物。他哪里知道，能力与能力之间，往往需要物理上的等价交换；而我，在现实世界里，偏偏是个一无用处的人。

最终，三哥自己找到公安局某处，拿到了他的工钱。

三

三哥找我借钱的时候，是在秋天。三哥的儿子——我只在他咿呀学语时见过他一面——去年考上了一所省内大专，学习汽车修理。新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三哥问我什么品牌的笔记本电脑比较好用？我咨询了两位电子行业的朋友，谨慎地向他推荐了两个国产品牌，并建议他到京东商城购买。我的推荐显然没有在这个家庭中获得一致通过，过了些日子，三哥让我帮忙查查联想某个型号笔记本的售价，说他在县城的专卖店买到了，五千元。我问：已经买了还要查吗？他说： 查。这款电脑在京东的售价是三千六百元——犹豫了一下，我建议三哥再去那家专卖店一趟，看看能不能找回些差价。他没有应答。

不久，三哥找我借三千元急用。那次在西餐厅，他说到他前两年在老宅前边新建了一座大宅，欠下了六万元外债。我当时问他既然有房子住着，为什么还要借钱盖房子？他说，政府在筹建北海新区，把郑屯也规划了进去，动迁时会有不少补偿款。眼下，作为债主之一的小姨也要盖房子，他手头的钱凑不上了。我说，我打给你吧。但他还是从老家赶过来了。一路上，他需要倒三次车，乘公交车又坐过了站，我跑了三个站点，才算找到了他。他说他搞不清网上打过去的钱怎么取得出来。他没有接受邀请到我家小坐，就在银行的椅子上和我说了几句话，把薄薄的一小沓人民币小心地塞进夹克里面的口袋。等公交车的时候，他说孩子还有两年就能上班挣钱了，那时他的负担会轻一点。车来了，我看着他天蓝色的夹克衫隐进车窗玻璃后面，慢慢驰远。

之后几次回乡扫墓，车子经过三哥的新宅门前。那道院墙裸露着水泥本色，紧闭的大铁门，也始终没有上漆。我不知道三哥一家是不是已经搬到了这座新宅，还是仍旧住在以前的老房子里。

四

我在山里的那段时间，连着下了几场秋雨。三哥时有短信发来，问我的书写到哪儿了。他说等他有时间把郑屯的事情写下来给我作素材。他说孩子开始进入实习期了，不再需要他寄学费和生活费。有

一天，他说，要不，我把那三千元还给你吧？我说，我不急用的。他说，谢谢你相信我。我说，我不信你，还能信谁呢？我想我说的是真的。总有些人和事，你必须把他和它放在一个可以信赖的世界。并且必须，永远如此。

五

我的手机越来越卡，并且在第二次刷机时出了问题，保存在手机里的通讯录因此丢失了一部分。

再然后，我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又换了一部新手机。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发现，我丢失了三哥的号码。

三哥的那部老掉牙的小屏幕手机，可能也坏掉了吧。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再一次，他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我忽然想起他来找我借钱的那天，不知为什么特意说了一句，他没有赌博，让我放心。当时我颇感诧异，因为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赌博吗？酗酒吗？对他的日常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那么我凭什么理所当然地确信，这世上所有的坏习惯都与他没有关系？如果不打麻将，他靠什么消磨乡村里漫长的冬季？为什么我从未设想过他成年后的生活，好像我们仍活在十岁以前的岁月里？为什么我没有想过，童年以后，我们各自进入的轨道，几乎是平行的——除了延续的童年情谊，再也没有可能产生另外的交集？

我想起有一天，我母亲很自得地说起，如果当年她和我父亲不是当机立断， 赤手空拳地进入城市，我们姊弟三个可能不会有今天的生活，甚至多半无法摆脱做农民的命运。当时听了也就听了，现在想想，相比于三哥，我在智商、情商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又具备什么优势？所谓龙门一跃，不是每一只鲤鱼都有那样的勇气和好运——多数的鲤鱼终生只能是鲤鱼。屈服于生命巨大的惯性，我们所能做出的改变，往往是有限的。

什么是应有的命运？而命运之外，是什么在摆布着我们？

我想起那一年寒假，我回到郑屯——那大约也是我最后一次在郑屯度过假期——是我刚到的某一天的下午吧，三哥满脸神秘地来找我出去，并示意我不要告诉别人。他带着我，潜入南坡的果园，沿着一棵棵果树仔细地找过去。我莫名其妙地跟在他的身后。隆冬的果园覆盖着厚厚的积雪，那是一整个冬天的雪，前一场还未及融化，后一场已经降临……他到底在找什么？

终于他低低地欢呼一声，踮起脚尖，从一根树梢上，摘下一枚小小的干枯的苹果，宝贝一样塞到我的手里：“快吃！”

我犹豫了一下。手中的这枚果子，在秋天的采摘季，想必是长得又瘦又小，看上去还没有成熟；或者，在叶子的遮掩下，它被摘苹果的人忽略了。尔后，它就一直孤零零地悬挂在这里，被风干、冰冻，又在有大太阳的日子里，融化、变软，而后再一次牢牢冻住……它越来越皱，越来越小，小成了一枚枣子的模样，表皮呈现褐色，上面还有一个虫洞。

我的犹豫大概只持续了两秒钟。风从果园的树隙间呼啸着跑过，三哥满脸欢喜地望着我。

我把这枚小苹果举到嘴边，咬了一

口。

啊！它是这样的甜美！浓郁到不可思议的果香，是许多许多只苹果，浓缩成小小的一滴，奔跑着，赶来犒赏我的味觉。

我永远记得那样的时刻。那个蛰居乡 村的少年，他把他隐秘的发现，慷慨地送给了我。

那是大地以白霜洗过，以大雪封存在岁月深处的——另外的一个世界。

作者简介：

沙爽，作品散见《诗刊》《散文》《钟山》《天涯》《大家》等刊。出版有散文集《手语》《春天的自行车》《逆时光》《拈花》，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桃花庵主——唐寅传》，历史随笔集《味道东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