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性概念的演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

摘要：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有关新闻工作的文献、著作、讲话，可以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其标识性的概念，每一个概念也反映着对应阶段新闻观的特点。以标识性概念演变为线索，本文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为“宣传本位”“新闻本位”“舆论本位”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标识性概念分别为“宣传鼓动”“新闻宣传”“新闻舆论”。

关键词：标识性概念 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宣传鼓动 新闻宣传 新闻舆论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新常态”“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理论的发展。对于某一学科来讲，标识性概念的演变就是术语革命，正如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所做的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金民卿认为，术语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术语，形成自主性的理论创造，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理论创新话语建构的特色。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高度概括，是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经验和传统的科学总结，其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政党组织的文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著作、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讲话中有 关新闻工作的论述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中国新闻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在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有关新闻工作的文献、著作、讲话过程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其标识性的概念，每一个概念反映了对应阶段新闻观的特点，这也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理论创新方面运用了术语革命这一重要方法，因此，以标识性概念演变为线索，就可以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的脉络以及核心观点发展的过程。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不同，分法也不同。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李良荣把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30年，前一个阶段的特点是“宣传本位”，后一个阶段的特点是“新闻本位”。梳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可以发现，与“宣传本位”和“新闻本位”相对应的标识性概念分别是“宣传鼓动”和“新闻宣传”。从标识性概念演变的角度来看，2016年，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采用了“新闻舆论”这个提法，并对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进行了全面阐述，本文认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舆论本位”。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也具有明显的宣传鼓动特点，完全可以归入“宣传本位”阶段。因此，整体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可以分为“宣传本位”“新闻本位”和“舆论本位”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标识性概念分别为“宣传鼓动”“新闻宣传”和“新闻舆论”。

一、“宣传本位”下的“宣传鼓动”

新闻与宣传作为信息传播活动，是两个相互交叉的概念，二者无法完全区分开，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就有新闻、宣传、新闻宣传等诸多提法，无论概念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新闻报道作为面向大众宣传的一种重要手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历经革命和建设两个大的阶段，组织和发动群众是完成当时历史任务的关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具有鲜明的“宣传本位”特点，新闻工作的重点就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

“宣传本位”的宣传作为一个外来词，它是一种目的性十分明确的主体行为，宣传的研究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宣传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商业领域的常规做法。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在《宣传：态度的形成》一书中把宣传分成“鼓动宣传”和“整合宣传”，他认为，鼓动宣传主要是激起人们的感情，造成立即的行为，适用于短期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宣传本位”阶段的宣传，具有明显“鼓动宣传”的特点，主要就是利用各种宣传工具，鼓动群众参与、支持革命和建设，只不过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常常使用“宣传鼓动”这一概念。

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发挥报刊的宣传鼓动功能，克服诸多困难，创办了《红星》《新青年》《解放日报》《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群众》等一大批报刊。1927年，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专门指出：“党报是政治宣传和鼓动，乃是党调动群众、领导群众兼以训练党员之必需条件。”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要求：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 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嚣，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上述决议和讲话说明：中国共产党已把党报定位为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作为一种斗争的武器。在建设年代，虽然1950年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确立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闻工作方针，1956年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提出了“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三个重点，但是1957年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新闻工作被深深打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烙印，新闻媒体沦为政治的工具，新闻工作不仅有鼓动而且有脱离实际的鼓吹，已经从鼓动宣传演变成了“浮夸风”。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党报党刊作为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进行宣传的有效载体，虽然发挥了鼓动宣传政治动员的优势，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发动组织群众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过的反“克里空”运动、反客观主义运动也说明：在“宣传本位”下，重视新闻的政治宣传属性，忽视了信息传播属性，从而出现“浮夸风”，由鼓动变成了鼓吹，这既有当时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与没有很好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开展新闻工作有直接关系。

“宣传本位”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是“党性论”。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1842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指出：党派的名称对政治性报刊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范畴。1849年，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一文中指出：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随后又指出：“党的报刊无条件服从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上述观点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决议中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

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1942年，在给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毛泽东提出：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1959年，毛泽东与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吴冷西谈话中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报”观点的提出，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也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特色。

二、“新闻本位”下的“新闻宣传”

新闻活动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在“宣传本位”阶段，注重新闻的宣传属性，忽视了新闻的传播属性，从而出现违背新闻规律的诸多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后，在新闻宣传战线上就开启了以报道事实和传播信息为追求的新闻改革。新闻教授童兵认为，1978年之后，新闻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信息”概念的引入，全社会对信息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新闻媒体将提供信息作为传播的重心，使得“宣传本位”让位于“新闻本位”。在“新闻本位”下，逐步出现了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回归，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时效性不断增强。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历任主要领导人中首次谈到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人。2002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胡锦涛指出：“要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坚决反对弄虚作假。”2008年，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视察人民日报社和人民网时，胡锦涛指出：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以上两次讲话中，就新闻时效，胡锦涛先后指出：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善于捕捉信息，进一步增强宣传报道的敏锐性和时效性；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2009年，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锦涛指出：“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胡锦涛的上述讲话，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开始迈上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轨道，“新闻宣传”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之中被频繁提及。之所以会出现从“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的转型，推力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社会对信 息的需求急剧膨胀，促使新闻媒体的工作重心由政治传播向信息传播转移；二是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不仅打破了过去党报党刊一统天下的媒体格局，而且媒体的功能在不断拓展，除宣传教育、信息传播功能外，娱乐功能、经济功能逐步凸显；三是传播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后，运用理论指导新闻工作实践的意识逐步增强；四是国门打开后，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日渐频繁，新闻传播需要与国际社会接轨。

“新闻本位”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是“喉舌论”。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新闻事业性质的观点，1849年，马克思在驳斥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时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同年，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以马克思、恩格斯上述两段论述为代表的系列论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喉舌论”。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中，“喉舌论”起源于1929年，成熟于1989年。1929年，创办于上海的《党的生活》在出版启事中说：“《党的生活》与其他刊物的区别，不仅在于它要讨论党内的问题，而更在于它是一般党员的喉舌。”第一次提到了“喉舌”的概念。1989年，江泽民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该讲话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喉舌论”以新的内涵，不仅把“喉舌论”的适用范围由党报拓展到了大众媒体，而且把党、政府、人民的喉舌三者统一起来，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一致的，与这一阶段新闻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全党和全国大局服务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

三、“舆论本位”下的“新闻舆论”

舆论作为一种公开的群体意见，具有赋权功能。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词典》将舆论界定为：“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是某种公共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罗素在《权力论》中提出：“舆

论万能，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都导源于它。舆论是社会事业中的主要权力”。上述论述充分说明了舆论的性质和影响，由于新闻在反映舆论、传播舆论、形成舆论、引导舆论方面有着基础性作用，无论是官方舆论还是民间舆论，新闻媒体都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来形成和引导，新闻媒体成为舆论的一种常用的、重要的载体，因此，重视舆论工作就要从新闻媒体抓起。马克思指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张友渔在《报纸与舆论之构成》一文中提出：“大众好像是田地、报纸好像是耕农，舆论好像是耕农在田地里所种植、所收获的谷物。没有田地固然没有谷物，没有耕农，谷物也不能很容易地长成。”两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新闻媒体与舆论的关系。正是由于新闻在舆论反映、传播、形成、引导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新闻传播机构的媒体格局变化会对舆论有重要影响，人类互联网时代以后，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社会影响力巨大，使得舆论变得纷繁复杂，丁柏栓认为，“舆论变局的表现是，社会舆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众声喧哗，公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非常方便第参与形成舆论或成为舆论的焦点，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边缘化。”随着互联网带来舆论形势日渐复杂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逐渐由重视“舆论宣传”转为重视“舆论导向”和“舆论引导”，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全面阐述新闻舆论观，标志着“舆论本位”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鲜明特点。

“舆论本位”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点是“导向论”。导向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历任主要领导人中，最早提出“舆论导向”这一概念的是江泽民，1989年，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江泽民指出：不少新闻单位在这次风波中“考试不合格”，最大的问题便是它们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后来，江泽民还提出了“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学者将该论断称为“祸福论”。对“舆论导向”进行全面拓展的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 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分析讲话内容可以看出：舆论导向处于新闻舆论观的核心位置，较之以往舆论导向的论述，范围有了较大、明确的拓展，将“讲导向”的要求覆盖到全部舆论空间，李春华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舆论导向的阐述称为“全面导向论”，“全面导向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导向论”已趋于成熟。

从标识性概念演变的角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虽然被分成了“宣传本位”“新闻本位”“舆论本位”三个阶段，但并不意味着三个阶段是可以很清晰的划分，更不意味着“宣传本位”阶段不讲新闻和舆论、“新闻本位”阶段不讲宣传和舆论、“舆论本位”阶段不讲宣传和新闻，宣传、新闻、舆论在三个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某一阶段以某一方面为特点而已。与各阶段对应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是同时存在并不断发展，以“舆论本位”阶段为例，虽然“导向论”是核心观点，但是“党性论”“喉舌论”同样是该阶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而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标识性概念的提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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