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道：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以《国家宝藏》为例

2017年12月3日，作为原中央电视台重磅推出的一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在央视综艺频道盛大开播。节目聚集了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9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展示了来自9个博物馆的共27件文物珍品，由观众投票评选出的文物最终将入驻《国家宝藏》特展。凭借对于传统文化独特的解读方式，节目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在收视和口碑方面均表现极佳。

电视文化节目创新之道

语态的创新：纪录式综艺语态。 国内最早的文博类节目主要是以新闻报道和资讯的形式出现在荧屏上的。1998年6月，在原中央电视台开播的第一个大型科普节目《走近科学》中涉及了文博类的知识，这为后来文博节目成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自那时起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文博节目主要以科普知识的纪录语态居多，目的在于给观众普及文博知识。2004年10月，我国第一档专题式的文博节目《国宝档案》在原中央4套开播，自此文博节目开始转向更加亲切自然的讲述语态。而2012年3月湖南卫视出现的《博物馆奇妙夜》更是在节目形式上有所颠覆，文博节目的语态开始具有戏剧化色彩。2017年年底开播的 《国家宝藏》打破了人们对于文博探索类节目内敛深沉、不苟言笑的印象，首创了“纪录式综艺语态”。正如《国家宝藏》总制片、总导演于蕾所说，“我们把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融合应用，属于全新创制的纪录式综艺，它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表达”。纪录的气质赋予节目文化的厚重感，综艺的外壳增添了节目的可看性，两者相辅相成，在节目中生发出美妙的化学反应。

纪录气质与综艺外壳的混搭模式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它采用了雅俗共赏的方式来展现深厚的中华文化，让有着厚重历史积淀的文物不再是高悬在博物馆展厅里的展览品，而是真正地“活起来”，成为历史的叙述者和艺术的代言人。例如，在第一期的节目中，故宫博物院邀请著名演员梁家辉作为国宝守护人，向观众展示了国宝“石鼓”。初识石鼓的人可能仅将其视作积满了历史灰尘的石头，从书籍中已得几分了解的人可能更熟悉的是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然而，当节目邀请梁家第三代故宫守护人梁金生先生讲述了石鼓的今生故事后，观众在欣赏石鼓时又增添了一份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日军侵华期间，故宫人为了守护故宫中的珍品，将包括石鼓在内的一万三千箱的国宝南迁。战争结束返回北京后，一批故 宫守护人跟随国民党将部分国宝运送到了台湾，从此与家人断绝了联系。国宝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节目利用石鼓祭奠了中华民族的耻辱历史，也展示了中华人民面对国难积极抗争、不顾生死的高尚气节。

同时，节目也为每位国宝挑选了国宝守护人作为国宝前世今生故事的讲述者，并邀请了文物专家、艺术家、讲解员等对与国宝相关的知识进行拓展。考究的史料、专家的参与，都凸显了纪录的特质，为节目营造了权威感。例如，节目在介绍故宫博物院推荐的《千里江山图》时，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冯海涛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的传承人仇庆年先生作为国宝今生故事的讲述者。国画专家冯海涛高度还原了《千里江山图》的画作并在现场为观众解析制画过程；颜料传承人仇庆年面对观众用阿胶、朱砂、雌黄、赭石等材料在现场进行颜料的研磨，这种亲临感增加了节目的真实性，也使节目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此外，节目在纪录气质的营造上还离不开翔实的数据。在说明釉彩大瓶的制作难度时，国宝今生故事的讲述人利用概率计算，得出釉彩大瓶的制作成功率仅为0.23%，可见釉彩大瓶在理论上几乎不可能完成。釉彩大瓶的“奇迹”让人们透过其华丽的外

壳感受到了来自清朝的工匠精神，深化了大众对于釉彩大瓶的认识。在展示曾侯乙编钟时，主持人张国立介绍了编钟的总重量为2567公斤，共有12个半音，还对编钟的种类、一钟双音作了知识普及，对曾侯乙编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介绍。正是节目中存在大量诸如此类的真实的数据和专业知识讲解，才使节目内容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题材内容的创新：选取文物作为

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节目正是根植于传统文化，选取了承载丰富的历史和人文信息的国家文物作为节目的内核和传承的载体。

一方面，文物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的珍贵财富，具有历史、艺术、文化价值，承载着国家的文化发展与继承。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气势磅礴的千里江山图、色彩艳丽的釉彩大瓶、命途多舛的石鼓，都见证了中国辉煌的历史，反映出中华民族卓越的智慧。《国家宝藏》在对文物的挑选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九家博物馆从上百万的藏品中，经过多层面考量，选择了其中最能体现各自展馆特色，具有深刻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27件珍品，涵盖了书画、武器、乐器等多种文物类别。节目中，国宝守护人通过演绎国宝的前世今生，展现了不同历史时代的风云故事，刻画了鲜明生动的历史人物，这无疑也赋予了节目传播历史知识的审美教育意义，增加了节目的意义和价值。

另一方面，节目引发的社会关注将有助于推动文博产业的发展。2016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加强文物保护，让文物活起来，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政策的 鼓励和支持下，加上《国家宝藏》这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引发的眼球效应，如今国内的文博产业可谓是真正迎来了黄金时期。2018年3月6日，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别小组讨论的间隙，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家宝藏》的热播带动了河南博物院观众人数增长，河南博物院观众量比平时增加了大约1／3，很多观众是冲着节目中播出的三件镇馆之宝来的。节目巧妙地借助文物这个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发了当下的“文博热”，彰显出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

文化节目创新表达的误区警示

对创新节目的模仿易陷入同质化尴尬。因为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 特色和鲜明的地域属性，文化节目多起源于自主创新。然而，当一档成功的文化节目在社会中引起良好反响时，跟风模仿的现象便会接踵而至。2013年，央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播出在电视领域引发了一阵“文化热”，随后各大电视台纷纷效仿， “同款”节目层出不穷。

《国家宝藏》在节目表达手段上有所创新，从目前看来，这种创新应该是成功的。然而我们也可以预见到，收视和口碑双赢的《国家宝藏》必将很快成为文化节目新的模仿对象——文物题材将受到热捧，综艺手段在文化节目中的应用也将成为常态。要避免同质化尴尬，就要拓展题材范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样式繁多，除了汉字、诗词和文物之外，有海量的题材可供选择。文化节目要把握时代需求，回归中华文化沃土，在琳琅满目的文化果实中寻找灵感，参透文化精髓，拓宽题材。文化节目还要丰富节目的表现手段。《国家宝藏》给行业提供了新的经验，但仅仅看到综艺手段和纪录手段在节目中的适用性未免过于狭隘，《国家宝藏》证明了 在节目中成功融合差异化表达手段的可能性，文化节目可以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尝试新颖的、配适的表达形式。 避免盲目创新陷入低俗化误区，偏离文化节目的初心。《国家宝藏》 的成功，不止在于表达形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对多种表达手段分寸感的拿捏。在全民娱乐的浪潮中，曾有不少文化节目剑走偏锋，将侧重点放在了综艺效果上，让传播中华文化的初心被湮没在过度娱乐的氛围中。《国家宝藏》在展现国宝前世故事的环节中，演技精湛的表演者搭配着专业的舞美灯光，俨然将现场变成了一个话剧舞台，引领观众走向审美的高峰体验。节目通过观众票选的形式决定最后进入“国家宝藏”特展的文物珍品，利用综艺手段调动了观众在节目中的参与感，增强了节目的趣味性。无论是戏剧化的方式还是综艺的手段，节目都是点到即止，仅将其作为节目辅助形式帮助节目锦上添花，没有反客为主，掩盖文化节目的本质。

结语

随着《汉字听写大会》《朗读者》等节目大获成功，电视行业掀起了一阵“文化浪潮”。《国家宝藏》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灵感源泉，凭借创新的表现形式，在如雨后春笋般复苏的文化节目市场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为后来的节目提供宝贵的经验。当然，在学习借鉴优秀经验的同时，要避免肤浅的模仿和盲目的创新，学习《国家宝藏》之“神”而非“形”，践行正确的创新表达之道。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粤语海外传播与族群认同研究”（项目编号：GD17XXW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