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育赛事报道中竞技性与娱乐性的均衡

/ 葛艳明 米珊

“泛娱乐化”是当前互联网媒体时代的特色，适度的娱乐性开发有助于传播体育文化传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的文化消费需求，扩大该产业市场规模。而当前的过度娱乐化现象也普遍出现在体育文化传播尤其是体育赛事报道中，不仅导致体育文化发展脱离正常轨道，也极大地削弱了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长期以来，针对传媒领域“适度娱乐”的改良呼声大而效果不足，笔者认为，就体育赛事报道来说，对“竞技性”和“娱乐性”的有效平衡是关键。

并存原则：体育赛事报道中竞技性与娱乐性与生俱来

溯源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体育竞技性一直呈现出弱化趋势，无论着力内容的嬗变还是形态的变化，人类社会似乎都在力图摆脱原始体育形态中“野蛮”“血腥”的特征，致力于更为文明的体育方式。相应的，娱乐性元素的融入能够淡化人们对赛事紧绷的神经，以轻松愉悦的情绪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由此演变为体育文化的特征之一。然而，体育竞技性不可能消除，更高、更快、更强始终是体育发展的目标，由此导致体育文化在自我价值上呈现“竞技 性”与“娱乐性”之间的冲突，且这种冲突已经脱离了“体育运动”本身，上升到体育文化产业层面，两种意识不断更替，在不同时代各领风骚。

“金牌至上”“胜利第一”“赢代表一切”等体育理念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体育赛事报道中对竞技性的过度关注，源于经济理性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以物为本”的理念。以此构建的社会关系框架下，无论是体育运动员或是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上升渠道都十分有限，如在“金牌本位”的狭隘观点下，媒体对于胜利者的赞颂无以复加，而对于失败者的关注鲜有见闻，这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丧失。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体育事业”逐渐转型为“体育产业”，市场经济环境下“体育资源”不再处于一种被垄断的状态，“以人为本”的社会关系结构得以重塑，尤其表现在传媒领域，具有娱乐性的经济发展动力开始从体育竞技性领域攻城略地，加之互联网文化氛围下， “去中心化”“去精英化”“强调个性”的消费认知形成，体育新闻受众的关注度也不再单纯集中于冠军和金牌，周边元素的娱乐效应得到充分挖掘，也可以认为“娱乐化”是“大众娱乐”时代体育赛事报道的必然趋势。

当今，“娱乐至上”的标签已经深深烙在体育赛事报道形式之上， “媒体造星”花样百出，完全不需要依赖体育竞技性的结果——冠军不一定是媒体报道的宠儿，而体育赛事争议事件、突发状况、运动员场外生活等，甚至与体育赛事毫无关系的“花边新闻”，成为体育媒体竞相关注的热点。这些原本不受大众关注的边缘消息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体育赛事报道中占据大量篇幅，无疑与过度娱乐化密切相关，如国内一些媒体经常报道某些运动员的“癖好”“恋情”“恩怨”等内容，甚至不惜刻意夸大、无中生有来吸人眼球。

客观上，体育赛事报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模式，它存在确保自身独立性的底线，无论体育赛事报道如何创新，体育范畴内的“竞技性”和“娱乐性”都不可能只保留一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质上“娱乐”是一个中性词，它与“竞技性”元素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冲突，正如布鲁斯·加里森所说：“赛事报道并不是体育新闻报道的唯一内容，但它却一直是大部分体育版的基础”，一个体育赛事的举行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娱乐性挖掘，但始终要基于一个客观的“竞技性”事实；而体育赛事中

“竞技性”为“娱乐性”服务的特征更为凸显，包括原始体育形态中通过竞技手段而达到的结果，也是为了赢得荣誉、欢呼和尊重；进而，如果在体育赛事报道中忽视了竞技性和娱乐性的并存原则，也就丧失了体育赛事报道的基本价值。

拉锯演变：体育赛事报道中竞技性与娱乐性置换机制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体育的竞技性属于一种从较低需求演变而来的特征，如人类社会发展中，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而进行的自然抗争活动，以及种群、民族、不同政治势力等之间的战争，在平稳时期以体育运动形态呈现，也必然保留最基本的竞争、对抗属性，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也遵循这一规律。相应的，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平稳阶段，文化、艺术、科技等相关的要素，推动人们向更高层次进步，情感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不断升级，开始以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削弱体育竞技性，消解体育竞技性结果的“象征意义”，如体育赛事报道中对人性的思考，对“真善美”的精神宣扬，对挑战极限的审美剖析等。

然而，人类社会发展是不稳定的，历史“开倒车”现象并不罕见，这导致人们在需求层次之间不断变化，如自然灾害、战争失败、科技落后等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影响，折射在体育赛事报道层面，竞技性与娱乐性的成分变化是十分剧烈的，如20世纪以来笼罩在中华民族头顶“东亚病夫”的鄙称，在世界体育赛事中成为他国报道版面主要的“娱乐性”对象，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就出现讽刺中国代表团的漫画。相应的，中国体育赛事报道中基于“病夫情节”的刺激，长期以来不断强化体育竞技性的特征，这本质上是将体育竞技性演 化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诉求（如“女排精神”），直到1984年许海峰获得首枚奥运会金牌，国内关于体育赛事报道的经济性成分才逐渐“降温”，娱乐性成分开始增加，这正是实现一种“较低需求”基础上的进步表现。而就当今世界范围内而言，也不乏“体育强国”衰落的案例，如古巴、德国在奥运历史中曾经风光无限，由于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滞后，逐渐走下了神坛，这种从高层次需求向低层次需求的必然转变，也影响了体育赛事报道中竞技、娱乐成分的变化。无论是对运动员失败的谴责，抑或是对本国体育发展的质疑，本质上都源于竞技性判断结论。因此，体育赛事报道中竞技性与娱乐性成分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拉锯”，取决于体育文化在人们需求层次中的定位。

均衡校正：统一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引导

当前，体育赛事报道中竞技性成分丧失与娱乐性成分泛滥并存的现象是事实，但也不能单纯地视为体育产业要素“拉锯”的结果，仍需要结合宏观环境进行阐释。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体育文化的影响。发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抗理性的主义，它反对一切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推论过程及对终极真理的追求，纵容道德上的犬儒主义，推崇“快乐至上”的社会思潮，成为“娱乐至死”传媒形态的根源理论。国内体育赛事报道受其影响，为迎合受众娱乐需求，不断挖掘赛场外的信息，并以幽默、调侃、戏谑的方式进行新闻包装。

二是互联网媒体环境对赛事报道的影响。传统媒体环境下，一个赛事信息的获取需要较长的周期，有限 的版面资源用来应对竞技性要素尚不充分，很少为“娱乐性”要素预留空间，而进入互联网媒体时代以后，体育赛事报道资源与传播渠道的稀缺性发生了“置换”，单纯地关注“竞技性”内容，往往会陷入无话可说的局面，挖掘赛事以外的信息就成了必然现象。

三是体育新闻价值观嬗变对赛事报道的影响。赫伯特·斯宾塞认为，人类在完成了维持和延续生命的主要使命之后，剩余精力的释放主要是娱乐。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物质文明建设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应的精神消费领域却发展相对滞后，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丰富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主要在于不断扩展文化边界、挖掘文化深度，这一过程也引起了体育新闻价值观的嬗变。其中，“娱乐价值”作为长期以来未被开发的领域，在短时期内形成井喷状态。

因此，体育赛事报道中竞技性与娱乐性的均衡，无需专门提供一个制度约束框架，结合当前“媒体融合”的传播态势，可统一纳入文化舆论引导、监管和治理体系。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社会主核心价值体系提炼，可为“媒体融合”背景下的体育赛事报道提供符合主流文化要求的传媒语境、叙事范式，从价值观高度审视竞技性、娱乐性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