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媒体融合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2016年1月，香港《大公报》与《文汇报》合并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并于同年3月开始进行转型，8月成立全媒体新闻中心，是我国传统主流媒体在新时代进行转型和革新的又一次创新性尝试。由于所处香港地区的独特性，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媒体融合呈现出与内地主流媒体不一样的特色和问题，因此对其媒体融合实践效果进行个案式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实地调研来看，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媒体融合尚处起步阶段，主要存在机制体制落后、评价体系缺失、人员配置趋同等问题，在推动媒体融合深入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在概念、机制体制、人员、资源等方面不断完善与加强。关键词：香港媒体 媒体融合 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以下简称：大文集团）作为权威解读中央政府政策方针，增进香港与内地互相了解的重要桥梁，所具有的特殊定位决定了集团整合《大公报》《文汇报》两报后所进行媒体融合的一系列尝试，并不能与国内其他主流媒体所进行的媒体融合一概而论。大文集团在媒体融合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与其所处的香港媒体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一、融合背景 1．新闻媒体行业竞争激烈。在新闻生产与媒体发展
方面，香港与内地最大的区别是政府对于媒体治理的程度不同。在内地，针对传统媒体，国家新闻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政策法规来保障新闻生产的规范性、权威性与真实性，规定只有新闻机构具备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权限，其他商业媒体不具备独立的新闻采编权。进入互联网时代，面对网络媒体，国家网信办也出台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明确规定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的单位和组织必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严格的新闻生产资质审查和监管使得内地新闻媒体生态环境相对稳定有序，新闻媒体发展规模和方式可控性较强，确保了国内新闻信息服务行业虽然竞争激烈，但总体上趋于理性，并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而与国内不同的是，香港政府对于新闻生产审查的力度较内地宽松许多，除色情与暴力外，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来限制和审查媒体从事新闻生产的内容、门槛和权限。因此，在香港人人不仅能够成为自媒体，而且同样可以创办新闻媒体，这在内地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香港主流新闻媒体包括《大公报》《文汇报》《镜报》《明报》《苹果日报》等14家报纸，其中12家中文报纸，2家英文报纸，还有超过600家以自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机构。在700多万人口的城市拥有超过600家以上的新闻媒体，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2．受众阅读习惯改变。近年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
外，受众阅读方式的改变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对此进行的
研究和分析也不胜枚举。随着人口年龄迭代，通过传统方式接收新闻信息的群体不断减少，互联网原住民逐渐成为新闻信息服务的主要用户群体。有专家指出，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打开社交网络——浏览新闻”的方式来进行新闻的消费和内容的获取。Parse.ly披露的数据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目前Facebook和Google是各类文章主要的流量来源，占所有文章推荐流量的77%，其中Facebook占了40%。同时，相较于传统文字形式的新闻，在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方式下，民众也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来获取新闻资讯。
据不完全统计，在香港700多万人口中有500多万网民，其中18岁以上网民400多万。同时，香港民众对于手机应用程序的使用习惯也与内地大不相同。香港民众对于细分市场APP的需求并不敏感，与国内民众动辄在手机上装载十几个、几十个不同功能的APP不同，除Facebook、Instagram、等在内的少数几个常用APP外，并不会大量装载其他种类的APP。而从Facebook高达72%的使用率也可以看出，香港民众对于Facebook的依赖程度和使用时长要远远高于其他同类产品。因此，随着Facebook不断推出新的功能和模块，通过这一平台提供新闻服务无疑更易触及目标受众群体。
3．政治博弈形势严峻。新闻媒体作为政府机构的监
督者，通常被称之为除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因此，出于长久以来的习惯和传统，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任何与政治相关的内容也都会引起民众的关注，甚至获得民众的支持。香港不少政党深谙其道，有时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和诉求也往往会借用支持自己党派的媒体制造事端吸引民众的注意力。比如，2018年8月，民主党议员林子建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传自己被内地两名操普通话的执法人员绑架，并施以酷刑，此事一经报道便在社会上迅速发酵，引起轩然大波，好在大文集团及时进行调查报道，还原了事实真相，化解了一场危机。虽然事件最终以闹剧收场，但从此事可以看出，随着当下社交媒体及自媒体的快速发展，目前在香港地区已然出现了特有的“政治媒体化、媒体政治化”倾向。因此，《大公报》《文汇报》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不言而喻，两家媒体只有联手才有可能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扭转不利局面。为了确保在激烈的媒体竞争格局中抢占舆论制高点，大文集团对两报进行合并，并尝试媒体融合转型。
二、融合现状 1．媒体转型初步完成。为了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
补、错位发展，香港《大公报》与《文汇报》于2016年1月合并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两 份报纸所面向的目标受众不同，《大公报》主要面向香港精英及中产阶层人群，《文汇报》主要面向香港大众阶层人群，因此经过整合后的大文集团能够构建更加全面立体的传播体系和格局，能够从统筹全局的角度出发，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经营策略、传播策略和内容生产策略，减少两报在经营层面以及内容生产层面上的不必要的竞争，彻底改变两报过去相互争抢资源的情形。对此，集团领导以及《大公报》和《文汇报》的各位同仁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并为转型的最终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来看，通过媒体转型，大文集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两报合并后在港日均发行量近20万份，牢牢稳固了其在香港主流媒体第一梯队中的地位。同时，通过转型，两报在内容供给能力和工作效率方面也均获得了一定的提升，对于内容资源、广告资源的占有也从过去双方的恶性争夺逐渐转变为良性协调，使得两报在香港的传媒生态格局中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竞争力、影响力、传播力和公信力。
2．媒体融合尚处起步阶段。为了进一步顺应媒体融
合的发展趋势，大文集团于2016年8月成立全媒体新闻中心，并打造了“中央厨房”，积极尝试将新闻内容向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端进行传播和覆盖，进一步影响更加年轻的群体和受众，并在这一过程中生产了诸如《点新闻》等在内的新媒体产品，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和效果。目前，全媒体新闻中心下设视频部、数据新闻部和社交媒体部。其中，视频部主要负责全媒体新闻中心实拍类短视频的生产工作，精心策划制作了包括生活、时事、政治、体育等在内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短视频内容，类型多元、内容多样，基本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数据新闻部是全媒体新闻中心内容生产的重要部门，主要生产动画类短视频、H5、“懒人包”、漫画等，同时该部门还负责《大公报》和《文汇报》两微的运维工作，并开设有“早安香港”“晨读香江”等微信公众号。社交媒体部则主要负责点新闻在Facebook上Page的运维工作，而这也是香港与内地媒体存在的显著区别之一，在香港Facebook的使用率高达72%，远远高于微博、微信在当地受众群体中的影响力。
从集团整体新闻生产流程、模式及实际运行效果来看，两报与新媒体新闻中心的融合度明显不足。在日常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三个媒体基本相互分离，没有形成媒体融合中通常意义上说讲的“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发布”的内容生产和分发模式。具体来讲，虽然大文集团采用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的发展模式，从物理空间上在集团总部明确设立了融媒体中心，但大多数时间里，这一
办公区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并未实现常态化运行。《大公报》、《文汇报》、全媒体新闻中心每天的新闻选题策划、新闻素材采集及新闻内容生产均由各媒体相关领导和负责人组织各部门人员独立完成，并未实现媒体间的集中办公，或派驻专人到融媒体中心进行协调办公，媒体与媒体之间也并未有其他明显的交流与交集。大文集团内部并未能够形成常态化、系统化的体制机制对媒体间新闻生产融合提供支持。
三、存在问题 1．机制沿袭传统。传统媒体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
索，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运行及生产机制。如今，随着新兴媒体在人员、产品、渠道等方面的融入，需要新的机制在生产、发布、研发等环节给予支持，但由于传统机制沿袭多年，惯性一时难以彻底打破，因此直接影响了媒体融合最终实现的效果。从目前各媒体融合的实际情况来看，机制层面的彻底革新也是媒体融合过程中最令从业人员头疼的一环。正如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玉林提出，如果没有机制的保证，没有先进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恐怕整个事情都难以推动。因此，大文集团在推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重点进行了机制方面的改革与创新，需要集团领导、两报人员、全媒体新闻中心员工达成统一的共识，以制度化的形式培养、强化、约束各部门间协同策划与生产工作。
目前，国内媒体在机制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以《人民日报》为例，自2014年开始推进媒体融合以来，报社对传统的采前会会议机制进行了调整，每天早晨9点由白班副总编主持召开全球新闻融合中心采前会，报纸、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技术等各个部门主要负责人同时参加，共同进行选题策划、稿件安排及采编对接活动。
2．评价体系缺失。从目前来看，针对新闻内容及传
播效果，大文集团尚未建立客观、科学、全面、系统的媒体融合评价标准和体系，两报及全媒体新闻中心在进行评价时往往从各自的习惯、角度和立场出发。《大公报》《文汇报》主要针对每天报纸的新闻标题、版面设计、图片质量等要素进行考察，并且绝大多数时间依据报社领导及各版面负责人多年从业经验进行主观评价，并未建立较为客观的媒体融合评价体系。全媒体新闻中心方面则主要依据粉丝数、触及人数、转发数、点赞数等新媒体指标对新闻内容和传播效果进行测量。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同一新闻事件为满足不同受众需求，其呈现方式有无限种可能，文字、图片、音频、视 频、数据可视化、VR等都可以作为新闻内容的最终呈现形式，媒体对于自身新闻内容及传播效果的评价应囊括各个维度，进行整体性评价。此外，还需着重强调和指出的是，媒体融合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设同样需要根据媒体自身所处生态环境及内部特点进行界定，测量指标的设立，权重的分配与媒体自身定位、使命及职责等密不可分。比如，BBC在对其融合性内容传播效果进行评价时，使用了以“公共价值”为核心要素的评价体系，主要包括节目触达率、品质、影响力、投资价值、传播效率、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评价体系完全与其作为英国公共电视台所应尽的职责相符合。
3．人员配置趋同。当下，媒体融合存在的另一误区
是传统媒体人应大范围、高强度的接受新媒体方面的专业培训，充分了解新媒体传播规律，并熟谙包括视频、H5、动图、长图、VR等在内的各种新媒体形式的内容制作，使每个传统媒体记者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导致传统媒体在推进媒体融合过程中从业人员带有一定抵触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媒体融合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职能岗位的消失，培养全能型媒体记者也不是媒体融合的最终目标。媒体融合的最终实现及融合型新闻产品的生产，需要记者、编辑、设计、开发人员协同完成，每个角色只需在与其他工种保持协同的基础上，将主要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即可。在内地较早进行媒体融合尝试的几家媒体对此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实践。比如，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拥有超过200名员工，其中纯技术人员超过半数，还有1/4是与内容生产密切相关的编辑人员和制作人员，剩下近1/4是市场、服务和管理团队。
四、对策建议 1．理清概念，明确定位。如前所述，媒体融合没有
单一的、一劳永逸的路径，需要大文集团结合所处外部环境及自身特色进行创造性探索和实践。在融合过程中，不仅需要集团领导对此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和强烈的热情，同时也需要各个部门具体员工对于媒体融合也有着一致的愿景和支持。媒体融合不是媒体改革的最终目的，而是重要手段。大文集团进行媒体融合实践时，需要在新闻生产层面、信息传播层面以及商业运营层面设立明确的，甚至是可量化测量或评价的目标，从始至终确保媒体融合朝着预定目标前进。此外，《大公报》、《文汇报》、全媒体新闻中心在集团媒体融合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样的职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也需要有明确清晰的定位。
2．内容充分共享，部门间协同作战。当下，突发事
件的新闻报道往往由社交媒体渠道最先报道，这无疑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