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分化与合意共生：两个舆论场的互动传播思考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最早提出“场域”概念。他认为场域是一个包含不同利益主体及相对关系位置的客观关系系统，是社会成员按照特定逻辑共同创建的时空环境，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社会成员获得参与讨论社会事务的机会。舆论场作为场域的一种，是多种力量为了争夺对现实话语权而展开抗争的领域。
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舆论引导和调控都是建立在官方媒体主导自上而下形成舆论模式的基础上。新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迅速崛起，“三微一端”社交媒体兴起，赋予网民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舆论传播格局发生深刻改变，原来的隐形“民意”通过社会化媒体自下而上蒸腾形成以受众中心主义逻辑主导的“民间舆论场”，并在社会事务中逐渐凸显。官民舆论场在发展中有错位分化，有合意共生，呈现出不同场域之间的多元关联变量与复杂机理。
一、两个舆论场的特点 1．官方舆论场。特点一是形成过程自上而下，文风
表达正统严肃。官方舆论场依托党媒、通讯社、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通过议题筛选、框架设置等手段，积极发挥话语权，自上而下层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从而营造舆论氛围。在肩负新闻传播和政治宣传的责任的同时，显现出高度的权威性和强烈的引导性。主流媒体叙事文风大都严肃正统，以体现官方对待事实的严肃认真。
特点二是侧重价值剖析引导，话语审慎反应严谨。官方舆论场对社会舆论起着正面引导的作用。当一些热点舆情事件爆发时，主流媒体保持较高的政治敏感度，为保证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必须经过严格调查，层级式把关，针对细节变异与事态发展转型，剖析原因。在掌握真实信息后，才进行报道，舆论引导注重将对事件浅表性的关注转为更深层次上意义与价值的剖析上。与众声喧哗的民间舆论场相比，话语发布与事件反应都相对审慎。
2．民间舆论场。特点一是自下而上多平台联动，话
语表达碎片化。民间舆论场的主体是普通民众。随着热点舆情事件的爆发，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或意见领袖加入线上民间话语场。通过多平台联动带来信息增量，快速推动内容迭代。利益关联性使话题讨论形成聚合力，容易带动民间舆论的群情沸腾与持续发酵，最终由星星之火生成燎原之势，逐步形成舆论浪潮，进而引起主流媒体与精英阶层的关注，甚至影响上层决策，推动事件发展进程，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蒸腾模式”。
特点二是网络具有隐匿性，身体不在场导致民间话语表达脱离现实藩篱，往往比现实中更随意。形式上不要求完整，表情、话语、字眼甚至标点符号，都成为网民即兴的情感抒发和意见表达。有的只有观点无论据；有的只有情绪无论证；有的只有结论无推理，民间言论的这种碎片化呈现方式适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虽无法体现事
件的全局和价值，但碎片式话语的集纳整合，依然可以呈现出舆论场的大致走向。
随着热点事件的发展与推动，民间舆论还呈现出随动性，即随事态的演进在不同阶段进行调整，有的关注原因，有的关注进程，有的关注结果，有的关注更深层次的价值，言论呈现出随时而动、随势而变的特征。
舆论周期反复交替，情绪释放直接随意。网络的“记忆性”使任何事件都可能会被重新检索、公众对事件的记忆力随时可能被类似事件“激活”，进而使话题呈现出反复交替讨论的过程。网民的参与意识和讨说法的韧性使事件可能一直处在不断探究真相和反复被评价的状态，只要类似事件或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事件就可能永远作为一个参照系存在，网民随时都可以“翻旧账”，事件随时可以“死灰复燃”和重新被设置成公共议题，被放大和扩音。
图片、视频、虚拟设备等对事件的呈现，拉近了网民与事实之间的距离，现场几乎“触手可及”，大大激活了网民的感性判断与情绪体验。思考时间大大压缩后，网民情绪释放更为直接随意。既强化认同，也会因个体差异导致观念不同，形成同个舆论场的观点对峙与分化。
二、两个舆论场的错位发展与互动合意
不同特点、立场和利益关系的正面交锋，导致两个舆论场形成了错位发展之势，既疏离又交集，既妥协又和而不同。在博弈互动中，也凸显了通融社会舆论场的现实需求。
1．两个舆论场的错位与断裂。关注问题与设置议程
角度的错位。两个舆论场各自坚持的利益立场即内在逻辑不同，导致事件发生时，关注问题的角度可能有所错位。
官方舆论场往往遵循“政治宣传”的内在逻辑，弘扬社会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注重舆论引导，有意识地强调和凸显某些议题，减少杂音和噪音的可及性；而民间舆论场本身带有草根色彩，更注重还原事实真相，注重维护知情权倾向于批判。两个舆论场之间因为缺乏交集而产生碰撞。例如，在对雄安新区的宣传中，传统媒体更注重传播雄安新区的布局对国家、对社会的有利影响，弘扬党和政府布局雄安新区这一决策的高瞻远瞩；而民间舆论场则关注这一变动对百姓切身利益有何影响，例如，周边房价、教育资源分配等变动。此外，二者在议题选择上也有明显不同。官方舆论场主要以能舆论引导为议题选择标准，比如，重大国家政策解读、重要事件发布等；而民间舆论场中绝大多数的议题来自于个性迥异的个体和社会化媒体，议题选择标准既围绕切身利益、热点话题。
两个舆论场惯习的差别，在舆论场中惯习等同于语态。官方舆论场惯习表现出单向度的自上而下倾泻式的宣 传、语气相对保守生硬，或对重大事件保持审慎发布的特点，宣传与现实差距拉大，有些不当表达容易引起民众对官方舆论场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产生对抗性解读。而民间舆论场在进行信息内容生产时具有“开放性领域中的意见多元”“匿名性传播中的自由表达”“平权性语境中的话语狂欢”“同质化社区中的群体极化”“合理表达诉求中的理性缺失”等惯习，在追求公平正义的话语场中，众声喧哗、群情激愤，致力于相信与自己信念一致的“事实”，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难以保证信息的完全真实与完整，信息在裂变传播的过程中，夹杂大量噪音与认知偏见，可能产生群体撕裂，破坏社会共识等，需要官方媒介介入。
2．两个舆论场的冲突与影响。民间舆论场产生隐忧，
官方舆论场关注并疏导。民间舆论场内容生产呈现UGC模式，信息流看似自由流动，实际上也受到参与主体个人把关，当信息符合个人兴趣时得以被接受，反之被拒绝，这样一来，个体将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包裹在惯性建构起来的信息茧房中。每个参与体不同程度的自我信息茧房让强势意见得到无限膨胀，公众很容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同伴，形成拥有相似意见的群体，群体内成员与外部世界交流就会大幅减少，并且伴随着群体间同质特质越来越明显，当情绪化的信息得以强化汇聚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导致群体极化。如“格斗孤儿”事件爆发初期，民间舆论场的矛头直指俱乐部与民政部门，攻击性话语占据制高点，引起了官方舆论场的重视。事件爆发第二天成都警方以及相关部门就开始调查并且及时发布调查结果。官方舆论场回应及时，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从信源上避免了公众猜测和制造谣言的可能性，呈现出质疑—回应—追问—疏导的官民舆论场良性互动。
民间舆论场倒逼官方发声激活参与意识。在社交平台上只要普通民众上传的内容能引发网民的情绪共振与价值认同，就可能被层层转发，凝聚为社情民意，通过话语诠释抗争，倒逼官方舆论发声。传统金字塔式的话语权力结构被打破，边缘话语在新的语境中获得尊重、实现价值，这进一步激活了民众的参与热情，人们对信息的消费逐渐从低层次的“我知”阶段向“我思”高级阶段转变，更加注重参与意识与在场意识。
民间舆论场响应官方舆论场。突发事件发生后，针对模糊性细节与有争议的问题，公众的认知渴求被唤醒。如果认知渴求被满足，公众在意见领袖带领下，也容易获得共识，对官方作为点赞。在“格斗孤儿”事件中，当政府安置孩子进入体教结合班的新闻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 “梨视频”在2月2日采访了已经回家的孩子，孩子开心地过着校园生活，网民也感到欣慰和喜悦。民间舆论场开始响应官方舆论场，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做法表示肯定。
两个舆论场的合意与共振。两个舆论场虽然在议题选择、关注角度、奉行传播理念上不同，但在维护公众利益上，二者并无本质冲突。因此，在许多新闻热点事件中，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往往针对共同诉求，以传播合力裹挟着巨大社会情绪，以情绪共振形成舆论压力，进而对有关部门形成“倒逼”效应。以“山东非法疫苗”案为例，随着民间舆论对该事件的不断讨论，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加大对此事的报道力度，从客观上促使了媒体关注度的再次提升，最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作出重要批示，相关部门迅速出动逮捕犯罪嫌疑人并通报结果，至此舆情逐渐消解。在山东非法疫苗案中，官方舆论在初期抢占了舆论先机，官民舆论良好互动，尽管后期有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指责声，但两个舆论场总体出现共鸣共振，“倒逼”相关部门回应处理案件，对涉案人员进行追责，最后促进事件解决。
三、促进两个舆论场良性发展的建议 1．以认知共性凝聚情感共情，发挥两个舆论场参与公共意识建构的合力。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感、身
份感和归属感，它表征着个体对自我、他者和社群的一种认可和接纳程度。民间舆论场充斥着大量不同维度、不同标准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相互冲突，纠缠交错，受视角限制，身陷其中的个体难以从中判断取舍。官方舆论场唯有以认知的共性凝聚情感共情，才能促使两个舆论场成为真正地参与公共意识建构的理性力量，增加两个舆论场中间的“最大公约数”，显得重要而紧迫。
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深刻稳定的结构因素能发挥有效作用。比如，平等尊重法则、互惠性、沟通依赖、信息的价值属性、归属感、认同感、争议、良知、友爱互助等。在舆论场中，尽可能让这些认知共性发挥效能，进而在认同基础上激发情感。情感具有影响传播活动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情感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方式与处理问题的视角，会使人们在众多选择中给予某一路径的优先权。以认知共性凝聚情感共情，可以尽可能发挥两个舆论场参与公共意识建构的合力。
2．建立长效的公众“心理雾霾”疏导机制，推动两个舆论场“同频共振”。转型期社会矛盾渐显，扁平化的
网络社会结构比传统金字塔结构更不稳定，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易触发。公众心理像雾霾笼罩一样，无助、焦虑、恐慌、没有安全感。要实现两个舆论场的“同频共振”，就需要建立针对“雾霾心理”建立起来的长效疏导机制。在线上，利用大数据技术研究突发事件中公众发生的心理特点，建立相关的预警机制，突发事件一旦发生， 可以利用多种信息渠道进行心理干预，减少负面情绪的爆发，营造一定的社会安全感。在线下，树立起公众的主人翁意识，尊重公众的参与意识，切实落实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只有让公众自身参与到社会建设中，自己给予自己安全感，才会树立对社会治理的信心。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公众不但能为自己发声，而且能切实参与到社会事务中，调动其遇事与政府同心同力，协同作战的积极性，可以间接推动两个舆论场的“同频共振”。
3．尊重民间舆论场的多元话语，增强内群吸引与社会凝聚力。当前社会舆论场在价值判断、角色立场、诉求
表达、信息传播等方面都有差异。在关注场域之间如何沟通与交流，寻找不同场域之间可传释、可沟通的共同性与约定性的同时，也可以尊重不同场域自身的独特性与自主性。
首先，民间舆论场内部众声喧哗，不同个体之间可能产生共识，也可能发生争执。如果主观向善，官方媒体可以进行实时监测与技巧性引导，增加成员间的内群吸引。内群吸引事实上就是群体成员当中的人际吸引，而人际吸引能够导致群体归属，增强群体凝聚力。
其次，尊重官民舆论场之间的差异。民间舆论场以点面交织的网状信息传播模式，循序渐进地争取着自由自主地表达意见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并尝试构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共权力”话语。在对传统社会结构与媒介权力进行解构时，也将之塑造为更多元、多变、拥有更大民主空间的新型舆论空间。融通两个舆论场，一方面，政府要走下“神坛”，放低姿态，可传释、可交流、可沟通，为舆情事件爆发奠定信任基础。另一方面培育公众理性思维，在喧嚣嘈杂声中寻求理性的发声和利益平衡，避免过激行为的产生，降低民间舆论的风险认知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