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语电视的中华文化表达策略
057 ——以马来西亚华语文化节目《籍宝乡》为例
2018年8月21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展形象”的重要使命任务，明确了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工作要求，提出要在新形势下推进外宣工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华语电视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海外华人所接触的华语电视，既有中国对外传播的内容，亦有海外华语电视频道生产的内容。本文的研究对象《籍宝乡》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语电视频道8TV（八度空间）新闻及时事组于2017年12月推出的文化节目，节目以籍贯文化为主题，以纪实拍摄为手法，讲述马来西亚华人与其籍贯原乡的故事，以“满足”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创下马来西亚本土文化类电视节目收视率之冠的成绩，节目首播的每一集作品都获得了50万以上观看人次的收视热潮，可以说，该节目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华语电视文化节目的典范。
马来西亚华语电视产业背景与《籍宝乡》的文化传播
马来西亚华语电视的受众基础与平台格局。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马来西亚近3205万人口中，有666万华人， 占马来西亚人口总数的20.8%，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马来西亚是除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大专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华裔学童就读华小的比例在2000年时已达到92%，2011年更高达96%，华人的母语基础使马来西亚华语电视节目没有被马来语及英语节目“边缘化”，华语电视是马来西亚华人电视受众在众多语言媒体中的首选。2018年4月1日，马来西亚私营媒体集团Media Prima （首要媒体）根据“一台一语”的战略思路，将旗下NTV7华语电视频道除部分华语新闻和电视剧时段外的其余节目转移至旗下8TV华语电视频道播出。根据Media Prima 2018年5月在其官网发布的数据，8TV自2018年4月1日改为全华语频道起至2018年5月12日，短短5周内，华人收看人数提高了42%，达到242万。目前，马来西亚各个华语频道中，8TV的市场占有率为46%，占绝对优势；其次是Astro集团的ACE和HuaHeeDai （欢喜台），两个频道的市场占用率均为11%；再次是Astro集团的Xi Yue HD（喜悦台）、Quan Jia HD （全佳台）和Shuang Xing HD（双星台），这些频道的市场占据率在2%~4%之间。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与《籍宝乡》的文化传播。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基本是继承华人原乡文化而来，以原乡籍贯为主要分支的方式，闽南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州文化是最主要的籍贯枝干，按照内容又可以分为高层文化、表演艺术和民俗宗教，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是本土化后的中华文化。根据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廖文辉的分析，高层文化方面包含马来西亚各学术机构和民间研究机构、华人文物馆和博物馆等，文化内容包括华文教育、华文期刊、中华传统思想等；表演艺术一般是民间积极推动的舞龙舞狮、华人音乐、书法、水墨画等，主要以闽南文化和广府文化为根源；民俗宗教即生活礼俗，是马来西亚华人的草根文化，包括盂兰胜会这一类节庆文化，也包括妈祖这一类宗教文化，都与籍贯有着紧密的地域文化关联。马来西亚的商业电视台对文化节目创作一直持保守态度，一是由于文化节目的剧本创作和节目拍摄过程都投入较大，二是由于文化节目在吸引广告商的层面不具备优势。《籍宝乡》的原创团队秉承强烈的文化传承与责任担当，力求在节目中传承中华文化，记录中国人下南洋所留下的“活历史”痕迹，节目把握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独特性，紧扣代际演变
过程中华人文化出现的传承危机这一背景，推出了该档文化纪实节目。根据马来西亚首要媒体官方平台2018年发布的信息，《籍宝乡》在2018年第一个季度的收视率排在马来西亚所有华语节目的第五位，是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收视冠军，仅电视终端的收视人数每集达 50万以上，鉴于该节目良好的传播效应，《籍宝乡》在2018年10月中旬开始在8TV重播。该节目的影响力不限于传统媒体，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及星洲网、《中国报》及中国网等报网及其融媒体平台都围绕《籍宝乡》的节目内容做了十余次长篇专题报道，节目亦在Facebook、Youtube、Netflix等社交网络和视频网站获得了超过20万人次的点击率。《籍宝乡》抓准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独特性，充分结合籍贯文化，突出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适用于马来西亚本土传播的中华文化的表达方式。
《籍宝乡》的中华文化表达策略分析
籍贯主题与系列节目的完整呈现。追寻共同体，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境况本然的一部分。海外华人虽与中国血脉相连，但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又处于分散居住的状态，共同体的追寻常常与语言、籍贯等紧紧相连。籍贯是《籍宝乡》的主题，作为早期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马来西亚的华人有着鲜明的籍贯特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以闽、粤、客三大籍贯为主要构成，不同籍贯背后的方言母语又形成了马来西亚华人社群汉语方言的多元景观。《籍宝乡》在阐释中华文化时“有主题，成系列”，围绕籍贯主干，延伸出马来西亚华人的高层文化、表演文化、民俗宗教多维的文化景观。
《籍宝乡》的节目标语是“籍 贯留痕迹，瑰宝待搜集，乡土永铭记”，从不同角度解读马来西亚华人与籍贯相关联的故事，记录并使受众铭记这些离散族群的集体记忆，其核心的籍贯线索围绕闽、粤、客这三大马华籍贯相关联的中华文化展开。从文化接近性的角度而言，《籍宝乡》的节目主题抓准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特质，马来西亚华人一方面背靠马来西亚土生文化，一方面与原乡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但随着代际变迁，年轻的马来西亚华人对籍贯的概念已逐渐模糊，代表着马来西亚华人祖先原乡的籍贯文化，也从一种习惯转变为需要保护的文化记忆。《籍宝乡》13集节目中，主题包括籍贯的意义、闽南人的籍贯原乡——金门、落番仔衣锦还乡的故事、乡音与方言广播剧、潮州人下南洋、妈祖文化在大马、方言流行曲、马来西亚的福建人、华人会馆等，内容设置成系列、有灵魂，起到了强化华人共同体的效果，也成了马来西亚华人视频版的“中华文化教科书”。
原乡文化与在地文化的深度融合。《籍宝乡》围绕“籍贯”文化主题，书写原乡文化在马来西亚的继承与发展，是原乡文化与在地文化的融合表达。马来西亚华人所传承和发展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在地特色，13集节目中涵盖广东、福建、潮汕、客家的传统思想、饮食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节庆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木偶文化，其文化表达既紧贴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又呈现出文化的丰富性特点。
以节庆文化为例，农历新年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一大节庆，而第二大节庆则属中元节，又称盂兰胜会。中元节的根基是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后，中元节在中国逐渐被冷落，早期的潮州移民把中元节带到了马来 西亚，马来西亚华人作为身在他乡的离散的少数族裔，有着更强烈的对祖先的缅怀之情，依托于潮州文化中元节的习俗，中元节在华人新的家园埋下根基。如今，槟城的中元节尤为热闹，节目第十二集于盂兰胜会期间赴槟城拍摄，介绍了中元节在马来西亚新的发展和演绎。马来西亚的华人音乐，亦有着浓郁的籍贯特色，《籍宝乡》第七期节目聚焦马来西亚中文乐坛的方言流行曲，从粤语歌王子郑锦昌，到福建创作型歌手黄一飞，再到唱客家歌的歌手余畑龙，节目通过对三位歌手的深度采访，讲述了其歌曲创作背后的乡音情结。马来西亚华人社群有深深的原乡痕迹，而早年下南洋的华人衣锦还乡也在原乡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节目第九期，拍摄团队来到福建永定，主持人走进侨福楼，这栋马来西亚华侨在原乡建的土楼，寓意为“华侨的建设，家乡的福气”，节目借以此展开对华人回乡故事的叙事。节目第八期则走进福建泉州，讲述泉州南音、提线木偶艺人和惠安女子的故事，追溯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文化源头，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马来西亚华人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根源。
精英人物与普通百姓的故事交响。《籍宝乡》每集节目平均有12位出镜的受访者，他们中既有华人会馆总务、华人企业家、华人政客、华人明星、华人学者这样的精英人物，也有华人小贩、市井阿嬷、剧院艺人这些普通百姓的身影，关注的既有如“甲必丹”叶亚来、华侨领袖陈嘉庚、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伍连德、情系原乡的企业家丹斯里·杨忠礼这样的精英故事，也有坚守在吉隆坡老街的华人茶店老板、收音机前寄托乡愁的华人阿嬷、踏上回原乡寻亲之路的马来西亚客家人的百姓故事。如节目第十期关注马来西亚杰出华
侨，节目组走访陈嘉庚祖籍地，采访了厦门华侨博物馆名誉院长陈毅民和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人，从精英人物的讲述中提升了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华精神认同与文化自信；节目也关注留守吉隆坡老街区的华人小商贩，何九茶店的店主何九每天清晨准时开门，售卖各式各样的华人早餐，这个从英殖民时期开始营业的茶餐厅已成为吉隆坡华人的平民食堂，沉淀了几代华人的集体记忆，续写着中华饮食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乡愁故事，店主之所以风雨不改地坚守自祖父辈时代就开始营业的档口，是希望能把这份独特的华人口味延续下去。
中华文化既涉及精英人物的典范故事，也关乎普通华人的温情叙事，《籍宝乡》的关注点有华人精英、时代英雄，也有平民百姓、失落灵魂，对华人故事的真实呈现背后，从不同侧面深度写照中华文化精神。源自真实的故事，少了捏造的刻意，多了历史的柔情，节目“立体、真实、全面”地讲述华人故事的同时，也讲述了中国故事、南洋故事。
发挥平台特点，精准定位内容。就目前而言，我国华语电视对外传播媒体主要有国家级电视媒体和地方电视媒体，国家级电视媒体有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地方电视媒体有广东国际频道、江苏国际频道、浙江国际频道、福建海峡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国际频道等。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十分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其文化教育类节目占节目总量的37.04%，其中，主要传播中国文化的节目有《百家讲坛》《国宝档案》《文明之旅》《中华医药》等，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拥 有较为稳定的收视人群。然而，我国省级对外电视频道却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创办理念与具体发展措施不一致，如上述省级卫视的国际频道，其定位和初衷都是要通过传播带有本地特色内容，向世界展示中国，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而实际上节目的设置却鲜有突出本地特色之处；二是节目原创力不足且同质化程度高，以广东电视台国际频道为例，其播出的《万家灯火》《珠江纪事》《天眼追击》均是转自广东电视台其他节目，浙江国际频道的《中国梦想秀》《十足女神Fan》《我爱好声音》都是转自浙江卫视；三是节目数量少且重播率高，以广东电视台国际频道为例，根据该频道官方发的节目表，2018年9月，该频道固定播出的栏目仅11档，其中有7档节目每天播出4次或以上。
海外华语电视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我国华语电视尤其是地方电视台对外传播应充分发挥频道优势、准确把握传播对象特点，体现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设计内容方案，不能“重形式，轻内容”“重政绩，轻效果”。如广东电视台国际频道华语电视节目的定位主要是海外华侨和华人后裔，该频道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广东乃至中国和大中华圈特色的人文、历史亮点，但从其目前的节目内容来说，频道特色尚不够鲜明。广东是最大的离散华人的故乡，与海外华人有着最直接的“文化接近性”传播优势，应进一步抓准海外华人的实际需求，突出频道特色。
携手海外媒体，实现优势互补。华人与原乡的关联性议题一直是海外华语电视最重要的主题，海外华人亦是地方电视台国际频道重要的传播对象，华语电视通过海外华人受众所在国和中国的多重合作往往能交汇出丰富的节目内容，展现多彩的大中华文 化。《籍宝乡》13集节目中，有5集主要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原乡地福建和广东完成拍摄，由此也能看出场地交汇和故事挖掘对于华语节目的重要性。地方电视台国际频道与海外华语电视的合作主要可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内容挖掘层面。如马来西亚8TV重播《籍宝乡》第一季，同时节目组也在考虑拍摄第二季节目，节目制片人表示，希望可以打通与中国大陆媒体的合作，由此挖掘更好的节目素材、实现更高效地采访与拍摄。二是资金支持层面。受困于海外华语电视的资金和受众规模，《籍宝乡》节目内容的延展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资金的限制，《籍宝乡》第一季的拍摄成本每集仅约3万马币（约合人民币5万元），资金的紧缺限制了节目拍摄方案的拓展，而海外很多华文电视媒体实际上也都面临类似的资金不足的困境，通过合作，可以加强资金的聚拢和有效利用。三是成果共享层面。以广东电视台国际频道为例，目前该频道的节目存在原创节目量少、节目重播率高、缺乏频道特色三方面的主要问题，倘若能抓准该频道特点，找准与海外媒体合作立足点，其创作成果在双方平台播出，将有利于实现优质资源的传播增值。
融合国际语境，促进文化传承。当中华文化传播的内容与海外华人所在的政治、文化环境相融合时，文化传承就会被推动，而倘若固守中国式表达，或中华文化传播与海外华人所在国的主流文化相冲突时，文化传承就会停顿下来，其文化也会不断地边缘化。《籍宝乡》正是通过融合原乡文化与在地文化，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中国电视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也应结合国际语境，根据异域受众的文化环境、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转化中华文化的话语表
达体系，做好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做到文化表达入乡随俗，推进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群中的传承与发展。 优秀的海外华语节目可以为中国电视节目海外传播提供借鉴。《籍宝 乡》的节目初衷在于延续中华文化中的籍贯文化，虽然其拍摄资金甚少，在选题和拍摄地上严重受限，在制作水平上或许不及国内电视台，但节目的表达范式合理地糅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外本土特色，在传承华人文化的同时促进了海外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地方电视台国际频道 依托良好的平台资源和政策支持，应进一步把握频道特点，找准内容定位，同时可借力“一带一路”政策与海外华语媒体合作，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化表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1991年，第一家私有商业化媒体肯尼亚电视网KTN成立，其持股者为当时在任的肯尼亚总统，KTN打破了长期以来KBC电视台在国内的垄断地位，作为商业性媒体，其主要营收来自广告和娱乐节目。1995年，第一个私营的广播电台Capital FM（经济广播电台）正式运行，第二年，KBC成立Metro FM交通广播台，专门播放娱乐节目。1995年之后，政府彻底放开私有广播电视市场，并为广播电视机构颁发营业许可执照，市场上开始出现更多私人控股的广播电视台，包括Citizen、NTV、KTN和GBS等，这些频道基本可以免费收看，电视台的重要营收靠收视率和广告。2009年，Kiss电视台、Classic电视台和GBS电视台开通广播节目，目前市场上知名的广播台有Metro FM、CORO FM、Classic 105等49个。私有广播电视更倾向于迎合受众口味，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与国家媒体KBC相比，其内容更具趣味性，频道、语种更多，娱乐性节目也更多。
一家传媒集团往往有多个广播、电视频道。目前国内最大的两个媒体集团是国家传媒集团（National Media Group）和旗帜集团（Standard Group），其业务涉及国内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业，其中，国家传媒集团旗下有两个电视台和两个广播台，旗帜集团旗下则有KTN、Maisha电台。除此之外，较大的商业广播公司还有皇家传媒集团（RMS）和Capital集团。拥有16个电视频道、2家国内广播电台和2家国际广播电台的KBC是唯一一家实力雄厚的国有广播公司。
在电视的市场占比上，2018年肯尼亚拥有电视的家庭数约占全国的37%，其中，内罗毕等大中型城市 的电视拥有率远高于乡村地区，目前全国共有73个电视台，其中56个分布在首都内罗毕。在本地电视台中，KBC、Citizen TV、Nation TV、NTV、KTV等收视率均排名前列，各电视台同时拥有不同的频道和语种，比如音乐频道、新闻频道、儿童频道、电影频道，分别用不同的语言播放。不过由于本地电视台并没有强大的节目生产能力和影视剧制作水准，所以很多商业性电视频道的播放内容被西方的影视产品所占据，如西方肥皂剧、邻国尼日利亚的电影和流行音乐等，KTV有大量节目转自美国CNN电视网。
在广播方面，广播是目前受众覆盖面最广、使用最多的媒介，接触率高达90%。广播的普及同本国民族的多样性、语言结构的复杂性（68种本地语言）以及城乡发展差距紧密相关。目前全国有165个本土广播台，其中101个在内罗毕。由于肯尼亚国内很多低海拔地区接收不到电视的信号，广播或收音机则成为广大乡村地区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在所有的广播频道中，肯尼亚本土广播公司占据了主要市场，最受欢迎的前十名广播电台中，基本上是本地频道，如KBC电台可基本覆盖全国大部分偏远农村，皇家媒介集团则拥有多个广播频道。收音机以及带有收音机功能手机的普及推动了广播在乡村地区的扩散。乡村广播通常播放一些广播剧，其内容更贴近生活和本地新闻，因此受欢迎程度也非常高。
外国传媒进入肯尼亚市场。1998年肯尼亚市场对外开放之后，国际广播电台开始进入肯尼亚市场，BBC是最早在内罗毕建立东非分台的国际传媒公司，东非分台目前包括1个电视台、2个直播频道、2个广播电视台和5个编辑区，用6种语言播送节目，是目前海外最大的媒体分部，有300名 记者负责报道。其后，VOA、荷兰广播电台、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也相继进入肯尼亚。除了西方媒体之外，发展中国家的传媒也陆续进入当地市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 2006年在内罗毕开设频道，坦桑尼亚控股的东非电视台在向年轻人传播非洲音乐方面效果显著，卡塔尔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2012年在内罗毕成立分部。
国际媒体中，BBC和VOA是受众最多、市场份额最大的两大传媒集团，二者自进入肯尼亚起就开始争夺肯尼亚国际传媒市场的主导权，在多年的角逐中，BBC凭借殖民地时期的传统优势和优质的电视服务在肯尼亚的覆盖范围和受众均远超VOA。据市场调查显示， 8.8%的人倾向于听VOA英语频道，而BBC英语频道市场份额则高达30.5%；VOA斯瓦希里语频道的市场份额有6.9%，而BBC斯瓦希里语频道则有25.5%。
国际传媒公司进入肯尼亚后，付费电视逐渐兴起，受众可享受到更多高质量、更符合个人口味的娱乐节目，这类付费媒体有南非的DSTV、中国的Startimes、本土的有Zuku和GoTV。付费频道的出现不仅使得肯尼亚数字化进程加快，也让受众享受到更多本地和国际频道的内容，如中国的Startimes不仅资费低，而且有480个频道，其中440个频道是非洲本地频道和国际频道，38个是自办频道，选择不同的套餐可以收看不同类型和数量的电视频道。
从广播、电视到移动互联网的跨越。肯尼亚的互联网从1990年开始起步，1995年，国家邮政与电信公司开始关注互联网发展，第一个
正式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在这一年出现，但当时并未得到政府认可。1999年政府开始向运营商开放，肯尼亚成立了专门的通信委员会发放运营商牌照，之后肯尼亚市场有Telkom、Safaricom、Celtel等几个运营商互相竞争，宽带市场因肯尼亚本身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落后而十分有限，这些运营商目前主要提供手机上网服务。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网吧，不过主要的运营商和网吧都集中在首都内罗毕。2007年，通信委员会对国内互联网市场进行调查统计，共有270万互联网用户（大部分为手机上网用户），80%的用户集中在内罗毕，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国内互联网管理的落后、过高的上网资费和地方性网络基础设施的不完善。2009年起，由肯尼亚政府牵头， TEAMS和SEACOM公司推动完成东非海底光缆铺设，光纤电缆直通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之后东非海底电缆公司（EASSy）和LION2电缆公司进入国内市场，负责为用户提供宽带服务，这些大大降低了肯尼亚的上网成本。就目前来说，尽管市场上众多网络服务商在上网价格、3G网络推动上下了很大功夫，提升了宽带的可使用性，但是互联网发展仍然很慢，在首都内罗毕也经常出现网速慢、连不上网等状况，而在农村地区，电力的缺乏（2016年年底，农村地区的通电率为39.3%）也限制了网络的质量，肯尼亚的宽带接入率非常低。
相比于宽带上网，肯尼亚90%以上的网络连接依靠移动数据服务。肯尼亚的智能手机拥有率高达89.4% （见表1），但是高达4.9美元/GB的手机上网资费同样阻碍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2011年，肯尼亚15岁以上的年轻人有87%拥有手机或SIM 卡，32%的手机拥有上网的条件，但只有25%的人使用过手机上网、社交等，到2016年，使用手机上网的人口比例增长至44%，仍有一半人口拥有手机但无法上网。在使用过移动互联网上网的群体当中，民众使用最多的搜索引擎是谷歌、雅虎，社交网站是脸谱、推特、whatapp和Linkedin，其中，脸谱网日活跃用户达200万，信息娱乐类有wiki和YouTube。这些网站也成为他们了解世界、沟通外部的主要通道。
智能手机的普及，使肯尼亚民众经历了从电视广播时代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跨越，给肯尼亚的新闻生产和消费带来了变革。互联网增加了受众获取新闻的信息源，由以往依靠电视、广播、报纸了解本地新闻到依靠Google、Yahoo、社交媒体等获取信息。智能手机对广播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成为同广播相抗衡的主流媒介，为民众获取信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转型。电视媒体数字化在互联网技术兴起之后已经成为各国电视转型的重要方向，数字化可为受众提供高质量节目内容和宽屏服务，给受众带来更好的观看体验，同时也能催生更多新的电视频道。国际电信联盟（ITU）2009年曾发起倡议，推动全球电信产业的共通、共连，要求欧洲、非洲、中东和伊朗地区在2015年7月完成广播电视的数字化。肯尼 亚政府也制定了“数字化工程”国家计划，由信息通讯部负责监管。该数字化工程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实现电视的数字化转型。为推动该项计划顺利完成，2009年国家财政部投入180万美元用于实现电视从模拟信号到数字电视的转变，KBC在内罗毕成立了数字电视地面视频中心，该数字平台拥有16个电视频道和4个广播台。经过6年的发展，到2015年，肯尼亚的数字电视频道覆盖了66%的电视收看人数，并 在23个城市逐步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除此之外，肯尼亚还有两个数字地面付费电视提供商GoTV和Startimes，它们主要提供数字频道服务，其中，Startimes因其便宜的资费受到市场的欢迎，大大助推了肯尼亚数字化转型。
针对受众向移动互联网空间转移的态势，本土的广播电视公司采取了两种方式应对。一是在生产方式上，广播电视公司在受众经常访问的社交媒体上注册账号、发布信息，此外要求本公司的记者掌握多样化的技能，如提升自己使用数码相机拍摄的技能、网络使用技能等以适应不同平台的新闻写作。二是在传播渠道上，主流的媒体公司通常会创办一些新闻网站，将电视的新闻或节目视频放到网络上，但这种改变并没有真正实现网络和电视媒体的融合，很多本地电视媒体无法即时更新其内容，线上线下信息的传播依然脱节，可以说，肯尼
亚国家本身的互联网发展造成了电视媒体与网络的断层。本地的新闻网站同Google、Yahoo相比并不占优势，在民众最喜爱的手机新闻网站前十位排名中，除了NTV处于第十位外，其他的主要媒体都是欧美网站，而KBC国家电视台网站只排到了552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肯尼亚电视产业的转型主要体现在数字电视的发展，而与互联网的媒介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且需要等到肯尼亚真正实现互联网普及化的时代才可以观察其未来的走向。
在广播上，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并未给这一部分受众市场带来大的冲击，手机反而助推了国内广播市场的扩大。在拥有智能手机的群体中，很多人是无法享受手机联网服务或者没有支付高昂资费的能力，无须联网、自带广播功能的智能手机同国内广播台实现了无缝对接。广播作为智能手机本身的附带内容，使得受众在接受广播信息时更加便捷，手机成为除收音机之外的信息传播的另一个通道。手机联网获取信息的方式并未真正代替智能手机自带的广播功能，因此，像KBC这样的国家媒体并未在广播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创新突破。除了手机和广播的天然结合，为了满足部分上网用户多样化的信息需求，肯尼亚建立了国家广播网站（www.radio. or.ke），基本上最受欢迎的广播频道都集中在该网站，用户只需点击每个广播图标即可收听到实时播放的广播节目。
媒介畸形化发展。与中国经历广播、电视、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线性发展的历史不同，肯尼亚的传媒发展似乎是非线性的，智能手机的普及化先于网络互联网时代到来，社会直接从电视传媒时代跨越到移动互 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并存，智能手机、电视、广播、报刊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每一种媒介都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就目前来看，肯尼亚传统媒体并未衰落，新媒体也没有替代传统媒体的迹象，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哪一种媒介在社会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数字鸿沟差距加大。数字鸿沟
首先表现在城乡之间获取信息的巨大差异上，互联网运营商、电视台、广播台等都聚集在内罗毕和蒙巴萨等几个重要城市，为城市的民众带来了更便捷的服务和更丰富的信息，然而人数众多的乡村却只能依靠收音机来接收信息，尽管智能手机的普及有望打破这种信息鸿沟，但是肯尼亚互联网建设的落后和经济本身的不发达，阻碍了信息普及的进程。其次，广播电视产业的数字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越来越多付费频道的产生，商业化竞争使得国内、国际等很多的私营电台、电视台越来越倾向于提升自己的节目质量，为实现盈利需求，它们一般推出套餐打包服务，有支付能力的用户可以轻松购买电视节目，同时通过互联网连接也可以直接看到相应的节目内容，但是大部分乡村家庭并没有电视，其接通外部渠道的主要方式是移动互联网，高额的上网流量费用使其不能随时遨游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之中。
西方媒体数量少、影响大。肯
尼亚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语言和媒体消费习惯受原属国的影响较深。独立后，虽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广播电视网络，但是由于国内私营性的传媒公司制作能力并不强，因此许多内容和消息源来自西方主流媒体，尤其是BBC、美国电视台等频道，这就使得受众接触信息的大部分内容来自西方。为避免信息的过度垄断，肯尼亚电信委员会规定本地电视广播频道的 节目不少于40%，以避免大量西方内容充斥本土市场。此外，由于本国各媒体并未在海外设立分台，民众外部消息的获取严重依赖西方主流媒体，再加上部分上网用户的信息来源也多是西方社交媒体和传媒公司，从这一方面来说，虽然国内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多，西方媒体数量少，但是西方媒体的影响却非常大。近年来，随着非西方国家传媒公司进入肯尼亚市场，提供了与西方媒体不同的样态和信息源，这也为当地民众平衡各种观点、认识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建立了有益的通道。
结语
肯尼亚传媒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在之后长达30年的发展期间，全国只有一家电视台且隶属于国家所有。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私有广播、电视和国际传媒公司的进入逐渐打破了原来国有传媒垄断的格局，形成了以私营为主、公营为辅的传媒现状。2005年后，肯尼亚的广播电视开始面临网络和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冲击走上转型之路，然而受制于国内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广播、电视的转型之路异常缓慢，数字电视的推进和智能手机端的融合成为当前广播电视发展的两大亮点，这一方面推动了肯尼亚传媒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让国内数字鸿沟日益增大。未来，广播电视传媒的转型还需依托于更加成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