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民间网络话语的传播转向与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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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民间话语根植于民间舆论场，或彰显社情民意，或实现集体话语表达，或重塑“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社会价值取向和权力构建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研究后真相时代民间话语的传播转向与意义建构，有助于我们拓展认知，了解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与切身利益诉求，为有效引导舆论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后真相 民间网络话语 传播转向 意义建构

1992年，史蒂夫·特西奇在美国《国家》杂志上首次提及“后真相”，旨在说明统治者在相关事件中竭力压制令他们蒙羞的真相，封锁坏消息。2004年，拉尔夫·凯伊斯正式提出“后真相时代”这一概念，并指出“后真相时代”既有谎言与客观事实，也存在着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现实”，即信息内容不完全虚构但也不完全客观，是一种包含个人情绪化的现实。2010年，大卫·罗伯茨提出“后真相政治”的概念，认为真相受政客左右，公共舆论与新闻议题偏离于真实的事件。2016年，“美国大选”“英国脱欧”两大极具争议性的新闻事件促使英国《牛津词典》将年度热词评选为“后真相”。“后真相”开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后真相”的显著特点即是情感大于事实。其实真相并没有被改变，而是情感凌驾于真相之上，让真相看上去变得次要。之所以现在引发广泛关注，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当下社交媒体的较高普及率与频繁使用率，促使信息生产与传播圈层化，人们逐渐形成依赖圈层化的渠道获取信息的习惯。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个隐形的“信息茧房”。“茧房”里面的人们往往价值观相 似，兴趣相投，感性冲动，对信息的解读很多时候经过情感过滤与立场筛选后，消弭相左意见，形成合意，对事实真相的阐释让位于情感与立场。主观认知经过情绪共振、情感共鸣后形成强势意见，占领上风，形成表面上的合理性与认知上的正当性，真相被掩盖，“后真相”时代来临。

一、研究的问题提出

“话语”最初属于语言学范畴，具体指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用来表达思想情感或实现意图的口语或书面语言单位，比如，词、短语、句子、语段和语篇，或是图片和图像。随着哲学家与社会语言学家们对话语研究领域的不断探索，话语从语言学被引入至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福柯提出权力要通过“话语”去实现。结构主义符号学代表人物巴赫金强调，在“对话”关系中的话语，“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

民间网络话语根植于民间舆论场，既是现实社会的映射，也是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写照。民间网络话语或彰

显社情民意，或实现集体话语表达，或重塑“事实”，一定程度上成为对社会价值取向和权力构建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研究后真相时代民间网络话语的传播转向与意义建构，有助于了解民众生存状态与利益诉求，为舆论引导与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新视角。

二、“后真相”时代民间网络话语的传播转向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赋予民众更多话语权力与话语空间。通过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事务的积极参与，超文本话语表达方式改变了传统书面文字时代的话语权力格局，以往的“看客”变成了言论与行动的主体。民间网络话语在传播发展中，尤其是“后真相”时代，出现了转向。

1．由社会系统信任向圈层人际信任返流。社交媒体

以用户关系为信息传播途径，不同的社会成员基于地缘、业缘、血缘、趣缘等形成相对独特的社交圈层，这些圈层所具有的嵌套传播结构既是“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的技术基础，也是促进社会系统信任向圈层人际信任返流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讲，信任产自两个渠道：一是依赖理性的选择，二是基于道德情感上的判断。当人们置身于社交网络情境彼此发生复杂关系互动时，面对超出理性经验的网络人际关系，信谁的问题常常取决于尤斯拉纳所说的“道德共同体的包容程度”，而这一共同体和人类情感密切相关，是社交网络人际信任的基础。正是基于社交网络承载各种信息、情绪，包容多元价值观念，同时交织着多种线下信任关系，所以人们对其寄予信任厚望。面对虚假信息甚嚣尘上、碎片化新闻遍布网络、大肆横行的网络谣言以及各种难辨真假的轶闻，在充满不确定性、偶然性与风险性的网络空间中，人们往往通过优先选择信任关系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交互，以强化固有的认知与信念。

与人际信任相对应的是系统信任，它是对一般化的诸如法律、民主、市场等系统的信任，依赖于社会内部自上而下产生的制度共识。系统信任主要是通过制度规定与政治强力铸就。一方面，社会发展中公权力被偶然性事件污名化，人们将遭遇的失信与背叛的风险无限放大，于是对传统媒体和公共机构的权威性信任下降；另一方面，即便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真假参半，但因为它迎合了某种情绪、心理或者利益诉求，使一些人不做辨析就毅然选择相信，于是出现了由系统信任向人际信任返流的现象。

2．信任异化，理性化证据让位于情感化想象。信

任是社会发展的黏合剂， 维系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命运，是社会开放、进步乃至较高文明程度的象征。后真相 时代，系统信任被削弱，无形之中加剧了处于情绪化与离散化状态的人际信任产生异化的风险。

在互联网虚拟社会中，“后真相”的产生依然依靠信任为媒，然而信任的发生要让理性化证据对情绪化本能与情感化想象做出让位。社交网络人际信任源于道德，却脱离了道德，喊着理性的口号，却走向对理性的绑架。

在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痛点让网民因情感倾向产生无原则信任；或对共同对立面产生愤懑不满与情绪宣泄，进而因某种利益诉求进行短暂“结盟”，产生“对立认同”，形成强迫性不信任。在社交网络中，信任由一种理想的社会简化机制逐步转变为制造隔阂，形成对立认同，甚至产生网络暴力的权力资本，这一现象就是典型的信任异化。异化后的信任，被情绪与情感化的想象所驱动，忽视最后的真相与理性化证据，徘徊在支离破碎的表象和一次次情绪化的抗争中。这种信任行为呈现出了无原则倾向，比如，谣言被加以信任并优先占据传播先机，真相公布却反被曲解。我们也看到，在很多起网络舆论事件中，虚假信息深谙公众心理，利用细枝末节大做文章，比真实信息收获更多的信任，官方澄清事实、用第一手材料抵制谣言的行为却激起大范围社会成员的强迫性不信任，这些都是信任遭受异化的体现。

3．应激与健忘，网络言论与情绪共振缘事而起、随势而动。“后真相”时代，圈层里面的社会成员习惯于立即做出反应，然后又迅速遗忘。面对热点事件的发生，下意识地去关注，更多诉诸情感发泄却较少真正关注事件真相，不加思考便与当事人同悲共喜，愤世嫉俗，做出应激反应后又迅速遗忘，他们的注意力被不断涌现的新爆点与不断介入的新节点所牵引，甚至在此过程中，前后话语不一，态度截然相反。

2018年10月28日，重庆万州发生公交车坠江事件。从事件刚刚发生到11月2日警方公布公交车坠江原因，期间各种网络言论缘事而起、甚嚣尘上，甚至出现了极其戏剧化的新闻反转，舆论倒戈现象。直至警方公布视频的数小时前，都还有网民与自媒体纷纷转发评论、鞭挞、对女司机群起而攻之；在警方公布真相之后，大批网络大V、享有盛誉的自媒体和不辨真假的网友们一个个手忙脚乱，删帖的删帖，道歉的道歉，对女司机的谩骂和道歉很多来自于同个主体。

事件真相公布后，网络言论与情绪随势而动。从“心疼”女司机并为其遭遇发声到“质问其他乘客的袖手旁观”，舆论开始反转；针对酿成恶果的是女乘客的霸蛮还是司机缺乏专业素养，网民展开激烈争论；部分网民针对川渝地区展开地域攻击“川渝女生多泼辣”“重庆人脾气

暴躁”“民风不好”等言论不绝于耳；多个城市不同时段发生的抢夺方向盘事件的披露，让网络话题讨论开始向公共交通安全领域蔓延。

整个事态呈现出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的特点。

三、后真相时代民间话语的意义建构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无论是社会结构、发生的社会事件这些“外在世界”还是价值观、本能、意识等“内在世界”，都不是一种既定的存在，而是由相关行动者借助于特定的语言符号、话语、文本、理论建构起来的社会世界。在后真相时代中，民间网络话语对官方话语悄然进行解构与自我话语意义的重新建构。

1．对官方权威的一元化话语模式的解构。官方话语

在社会话语发展实践中，凭借角色地位与权力垄断，逐渐形成了自上而下依靠权力关系制约的相对结构化、稳定化的一元化话语模式。

互联网环境中，每个网民都成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节点，看似微小，实则点连成线，线连成面，实现了小节点传播力的大凝聚。

“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新媒体技术赋权使民间网络话语得以冲破现实角色的藩篱与时空限制，以消解权威与彰显自我为特色，通过话语标签、隐喻戏谑、自我调侃的多元表达方式，对官方话语进行巧妙解构。

比如，“广西政府官员宴请吃穿山甲”事件中，被称为富二代的当事人@Ah_cal迟迟未归案，引发网民愤慨，直观的标签式表达“穿山甲公子”，折射出公众对背离社会价值观行为的抨击。由于社会表达禁忌的束缚，话语表达在各种规制中被形塑。网民用蕴含自己独特话语意义与后台话语属性的“隐喻”——“穿山假”“穿山乙”等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抗争与内心相对剥夺感引发的无奈情感。

而类似“P民”“草芥”“屌丝”“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等话语文本，是很多网民在社交网络中常见的自我调侃方式，是不同话语情境中丰富的社会心理与复杂情绪的折射。

2．超文本话语表达方式对话语权力的建构。后真相

实际上是社会分化下群体焦虑的产物。一些涉腐、医患、违反公平、涉官等敏感事件往往戳中民众痛点，激发大范围的话题讨论。很多网民其实不完全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个体类似生活体验，将过往感受与负面情绪“代入”或“迁移”于此，进行简单粗暴的言论发泄与情绪宣泄。从 理性层面的“认知源于事实”转变为感性层面的“认知即是事实”。这些话语与情感逻辑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借力于网络超文本。

非线性超文本话语表达改变了书面文字所遵循的围绕具体主题延续展开与逻辑论证的线性特征。超文本否定了终极解释的必要，它为所有不同的解释创造了生存的话语空间与意义价值。尽管基于身份的阶层分化在网络世界里并未完全消失，但区别于建立在物理身份之上的现实世界，网络创造了新方式进行身份识别与权威赋予，人们依据他人在网络空间里使用超文本话语、符号的能力与媒介应用技巧，以及所传递资讯的重要性、解读信息的深度性来进行网络世界中的话语权力建构与身份赋予，而这些与他人在现实社会里的性别、所属阶层、职业、社会地位等并不产生直接关联。

3．从关注事件浅表到意义价值与社会原因追溯的情感建构。社会发展变迁引起社会成员在认知与行为上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反应体现为普遍的社会浮躁。社会变迁是因，社会浮躁是果。它不是人为可以消灭的。与浮躁心态相对的就是冷静、理智与平和心态。当民众破除浮躁进入理智层面时，他们对事件的思考便可层层深入，追本溯源。

热点事件平息后，兴致盎然的民众在情绪上回归平和，对事件不再满足于浅层次的“信息获取”，而变成了“价值判断”的思考。从对事件与行为的好坏评判，转变为发展态势的合理性探讨，从起源经过结果到价值或者行为的意义建构，甚至从理智层面对深层社会原因进行探索。

民间话语意义与价值建构彰显出多向性与冲突性特征。从建构内容上看，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伦理价值；从建构意义上看，既有积极的正向意义建构，也有消极的负向话语建构。这种多向与冲突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基于危机管理的社会文化理论视角，并不建议将危机事件与突发性事件看作是线性的信息传播活动，而更倾向于认为是话语冲突和矛盾调和的动态发展过程。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转危为机，建立较大范围的社会合意与共识。而在此过程中，大部分的冲突与矛盾调和都应该包含于凝聚的社会公约数之中。

从关注事件浅表到价值意义的情感剖析，再到深层次社会原因的理性追溯，反映了民众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社会变革的期许。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民间网络话语的传播转向与意

义建构，并不以达成社会公认的或形成唯一的结果为目的，而在于展示不同社会群体对同一事件话语文本的不同理解与解读，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认知，修复完善社会价值体系，帮助不同的话语主体实现平等对话与良好沟通，促进社会公众对时代发展与社会事务的多元化表达，也可以为我们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新视角与新方法。

作者单位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舆论场结构的动态观察——‘两个舆论场’的互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5YBCB055）、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校级项目“两个舆论场的动态结构分析”（项目编号：KY201517B）、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研究成果。 [1]曾庆香．大众传播符号：幻象与巫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2]全燕．“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现象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