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深度融合就是创新发展
媒体融合是当代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既是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解决中国传播力、公信力和文化影响力问题的治本之策，因而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传媒年会三次聚焦融合发展就是证明，第十二届中国传媒年会仍以“媒体深度融合”为主题，这是很有意义的。
就媒体行业而言，深度融合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发展的正确路径，深度融合的过程就是创新发展的过程，融合和创新是密切结合的，也是不可逆转的。把“融合”与“创新”对立起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2014年8月18日，中央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现在已近3年了，在这3年的时间里，传媒业的融合发展总体上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精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而目前媒体转型融合已经进入攻坚期，面临很多问题，如何破解这些问题，“深化”二字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
要深化首先要明确一个思想，媒体融合发展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缓兵之计，更不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的博弈，而是基于现代传播基础上的媒体深度融合，同时也是各种形态的多媒体创新发展。所以，要用互联网思维和新发展理念来谋划、指导、开展融合。目前的做法大多数只是单方面延长主流媒体的技术手段、规范新媒体的传播行为，这只是表面上的“靠近”，最多能称为“你中有我”，要融合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境界，还差之千里，一定要在“深化”上下功 夫、做文章。
深化技术融合，奠定硬件基础
媒体形态业态的巨变，是由技术支配，融合也要先从技术上入手。21世纪注定是一个以技术为支撑的产业大革命时代，正在进行的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经济模式，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200多年的工业化由此进入了新阶段，一切产业门类都将走上融合发展之路。
融合发展的进程是由人类生产能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目前的大融合、大发展实际是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单一产业向复合型产业的转变，是固化业态向多元业态的转变，是由民族市场向全球市场的转变。在纵向上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融合，在横向上是一、二、三次产业的融合，在空间上是地面、海洋、空中、网络的融合，在地理上是城乡、区域、跨国的融合，一个行业、一个门类、一个地区、一个业态已经不能特立独行，面对这种变局，各行业的领军者必须要改变股权人（所有者）的思维，转向利权人（受益者）的思维，融合更多的利益分享者和经济风险共担者，也就是共享发展。
实现高新技术支持下的融合发展，就要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社会生活的传统格局。要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食品、毛皮、手工业品交换市场，造就了大批的城市密集区，大工厂拔地而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催生了繁荣的城市商贸区，房地产融合金融业占据了城市的豪华街区；我们面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实现互联
网信息、物联网平台与新能源、新业态的融合，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到如家复归。中国的传媒业应当把握这一机遇，应当大有作为，应当成为强手。因为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已经经历了多项科学技术的突破和产业的革命，哪一个国家、哪一个行业抓住先机，就能引领世界经济前行，先后崛起的海洋强国是这样，法国是这样，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21世纪该是中国的时代了，我们也要这样做。
世界的本源是统一的，就是那么多资源，就是那么些人，就是那么多能量，每一次变革实际就是资源、人力、能量的组合、分配、使用方式的调整和变化。所以说融合发展，是全人类和各行各业的大趋势。
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说明：技术这个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不能阻挡的。不管媒体的老板是谁、资本是谁投入的，都得去创新技术，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H5、VR等新技术融合起来，运用技术的优势提升传播力。一个微信技术的发明就吸引了7亿多人参与信息大交流，这就是技术的力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它都是实实在在地发展起来了。所以深度的技术融合是媒体融合的动力和基础。传统媒体+技术、新媒体+传统模式，都不是实质的融合，而以现代技术为基础创造的传媒新形态、新业态，才能显示技术融合的真正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的新形态、新业态、新型主流媒体，这些关键词，都是着眼于技术这个决定性的力量，包含了创新技术和发展媒体的内在要求。
深化内容融合，提高传播质量
无论什么传播，内容都是它的灵魂。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信息源头没有融合，我们的传播内容在世界上没有分量，无力引导世界思想文化潮流。传统媒体有主流资源、主流价值、主流内容，而缺乏的是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传播艺术和受众市场，当今中国有80%的受众阅读和收看时间是花在网络终端上。但新媒体又缺乏正当的信息资源和内容产业的支持，因而出现了假新闻、网络谣言、文化垃圾和炒作负面信息的倾向。由此导致舆论环境混杂，多数媒体传播的内容质量不高，社会早已不满。
如何解决传播能力强而内容质量差的问题？我认为，运用大数据支持传媒内容的融合和质量优化，应当是媒体融合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互联网改变了传播空间和传播效率问题，那么大数据则改变着信息内容的生产方式和获取流程，使一切真相的传播成为现实。有五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大数据聚合功能可以提供超越任何个人、单位、媒体、机构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可以支持任何传播形式的 信息内容之需，是所有媒体源源不断的数据内容信息库。二是大数据汇集的内容信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可以比较、鉴别内容信息的真实性，链接、求证内容真相和判断是非价值，帮助媒体作出正确的传播选择。三是大数据重构了内容产生的链条，吸引许多人参与同一问题、同一过程，能集中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的智慧，形成高质量的作品。四是大数据可以精确反映大众传播中个性化、分众化、对象化的各类市场需求，帮助媒体精准化地传播，更好地服务自己的读者、观众和消费者。五是大数据能促进传播链条各个环节的大融合，把著作人、媒体人、使用者、消费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构成新的精神产品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实现本质上的融合发展。
深化体制融合，强化制度保障
媒体融合发展是一个倒逼体制改革的举措，因为深化媒体融合必须打破体制障碍，形成新的体制。现在要做到“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不分彼此、一起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体制阻隔。一方面，我国传统媒体是党办国资，党和政府管理、运营，人员属于公务人员；而新媒体基本上是民营资本、个人资本和外资，专业团队管理、运营。两个轨道、两个规则，至今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我国传媒布局是以部门、行政区域为基础设计的，所以条块分割、力量分散、功能重复、效率低下是普遍现象。另外，我国传媒领域的立法、管理是以分业管理为主，各部门都有不同的权力，经常出现多头管理的现象。比如，目前正在整治的网络直播，就管理部门来说，工信部可以管，文化部可以管，网信办可以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可以管，公安部也可以管，管理体制和方法已经不适应传媒行业飞速发展的实践，这就使得媒体融合难上加难。不是媒体单位不想融合，而是体制不能融合。
传媒行业早就积极探索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的发展，探索传媒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如《北京青年报》10多年前就在香港上市，打破了所有制问题；华商传媒集团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了跨地区办报；大众报业集团投资有线电视网，实现跨行业的发展；很多地方组建了多业态传媒集团，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但这些探索都是以改革试点的方式推进，在现有管理体制和规定面前，遭遇到强大阻力，存在很多困难和很多问题。在融合发展方面，国家层面是大力推动的，但在具体执行方面，如资质、产权、审批、财务、投资、税收等各方面，体制阻碍太多，更没有融合方面的制度保障。所以，要融合发展必须深化改革，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首先要打破旧体制，推动形成一批多业态、多形态的新型主流媒体，实现
融合发展的新突破。
深化机制融合，激发行业活力
目前，我国媒体运行的机制仍然没有激活，缺乏统一、竞争、有序的规范，不仅国有、股份制、民营三种类型的运行机制不统一，就是一种类型的一个单位也多是“一体三制”。以人事制度为例，有所谓的长聘、短聘、临聘的不同机制，人的身份分为三六九等，不是同工同酬，也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凭身份享受工资待遇和各种保险津贴，造成内外矛盾重重，哪里能激励员工奋发有为呢？还有媒体单位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市场利益的机制等，国有与民营差距很大，有些甚至失去了公平正义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活力。在中央发出的有关文件里，就明确提出，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强化互联网思维、实现跨媒体和全媒体发展，就必须要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管理和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明确股份制改造的范围、股权结构。按规定已经转企的出版社、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网络、新闻网站等，实行国有独资或国有文化企业控股下的国有多元，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的前提下，探索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相分离的模式，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员工持股试点、完善激励机制，这些改革措施的目标，就是要使传媒企业成为全员职工的利益共同体，使参与者同呼吸、共命运。这种机制才是同心协力大发展的真正动力。有了这些利益机制，加上我们的理想、信念、责任感，就一定能办出高水平的媒体。可是，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真正落实。
一般而言，新媒体的运行机制竞争性强、比较灵活机动、得心应手，能凝聚团队力量、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创造活力。而传统媒体往往机制老化、套路死板、缺少竞争、原有激励的效能已经衰减，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都远低于新媒体，难以激发人的创造力。在深度融合中，要将创造新的机制作为重点，使得两类媒体在融合中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创新机制、增强活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内在力量。传媒是以人的创造力为核心的行业，没有一批有创造力的人，就不会产生有创造力的媒体，这是实践证明过的铁的规律。
深化政策融合，保障创新发展
我国的传媒产业可以说是政策产业，完全是依靠改革开放的政策培育起来的，直到今天，政策仍然是重要的因素。关于媒体融合发展、关于媒体深化改革、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给予了 强有力的支持。就2017年来说，国家开始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有大量的政策性规定。中央两办和有关部门也先后发出了关于实施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意见、“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规划、“十三五”时期文化行业改革发展纲要、“一路一带”文化发展行动计划、关于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还有培育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供给侧深化改革等方面政策性、规范性的文件。这些文件给文化事业的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成为支柱型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政策红利，是传媒融合发展的最有力的支持。
当然，这些政策是针对不同对象、不同问题出台的，不一定是针对传媒业的，但政策的价值是通用的，只要是中央出台的，对媒体行业都是适用的。例如，产权政策、股权政策、税收政策、开放政策、劳动分配政策等在文化行业都是通用的。所以，传媒业要加大政策的深度融合，运用政策的力量推动传媒融合发展。当前，我认为有三点是大家必须重视的：一是要深入学习研究这些政策，领会精神实质，结合传媒业的实际，融会贯通，变成传媒的发展政策。二是要打通这些政策联结点，使其前后、上下、左右互通互联，形成一个政策体系，解决传媒融合发展的问题，在政策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所谓先行先试的法律政策的特殊运用，这在经济方面是常态，在传媒方面很少用，这是政策资源的浪费。三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深化改革、融合发展的政策，为打造形态各异、业态多样的新兴媒体和发展中国战略性的大型传媒集团而奋斗。“坚定”就是不能搞听风就是雨那一套，出点问题就停了，谁说点什么就不干了，这种跟着风向跳舞的人干不成大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要看大方向大政策。既有的政策要落实，需要的政策要争取，媒体业也要学会把政策变成发展动力。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会议的多次讲话中，都强调加强新闻舆论工作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问题，中央出台了多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举措支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为什么呢？就是要贯彻好党的新发展理念，提高中国传媒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这也是我国传媒业的时代使命。我们传媒战线上的同事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战略部署，不负重托、不失时机、敢于担当、勇于作为，集中力量打好“十三五”期间媒体深度融合的攻坚战，为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传媒强国、文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本文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同志2017年7 月7日在第十二届中国传媒年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