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与解析新时期小说和影视之关系的力作
——评《新时期小说与影视传媒》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中，新时期小说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中国文学在经历“文革”之后的真正复兴，便是从新时期小说开始的。实际上，当今学术界对于新时期小说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如果将视野从文学界推向影视界，便能获得另一种新发现，即新时期小说很多被成功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中不乏有仍活跃于荧屏的力作。这便牵涉到新时期小说和同题电影的关系，即文学与影视的交集。李红秀先生独著的《新时期小说与影视传媒》一书便专门梳理并解析了二者的关系。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作者以非常清晰的逻辑和科学的分类，探讨了新时期小说与影视作品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合理的分类保障了研究的全面性。在绪论中，作者
脉络的同时，作者对数以万计的新时期小说进行了合理分类，这些分类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合理划分，又是基于新时期小说创作实况的有据之谈。这确保了全书研究思路的正确性，同时也保证了该书所研究的新时期小说的全面性。
作者通过对新时期小说的整体把握，将其分为以下九种类型：反思类、改革类、知识分子类、知青类、文化寻根类、先锋类、婚恋类、新写实类、主旋律类。毫无疑问，这是整个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九条脉络，同时这也成为该书的基本框架。全书的每一章研究的都是不同类型的新时期小说与相关影视作品的关系，很有层次感。
但是毕竟新时期小说的创作极为繁盛，所以作者虽然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分类，但并没有面面俱到地讨论每一类型的所有作品，而是选取了最能代表这一类型的小说和影视作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例如，第二章论述的是改
革小说与影视作品的关系。作者先做了理论的铺垫，探讨了改革小说对于改革理想的呼吁与传播，并追根溯源，探讨了改革小说产生的根源与轨迹。这种理论铺垫可以使读者预先了解作者的研究方法，对于随后的具体论证不感到陌生，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即理论与个案相结合。
在选取个案时，作者并没有举出很多作品来论述，而是选择了最能代表改革小说总体成就和特点的几篇小说，如《乔厂长上任记》《新星》和《野山》。因为在作者看来，《乔厂长上任记》最能代表新时期改革小说呼吁文学改革和时代改革的精神，《新星》则体现了较为深刻的改革与守旧的较量，《野山》表达的则是发生在当时农村改革方面的相关情况。这些小说代表了当时改革小说的三大母题，很有代表性，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自然很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以个案研究来分析材料，不仅可以避免长篇大论式的无必要重复，而且可以凸显每一类型优秀作品的代表性，使读者能够更好地领会这类小说的精髓所在。
该书第三章对知识分子类小说的研究也堪称典范。作者首先进行了理论铺垫，让读者了解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类小说的显著特点，分析了社会环境在知识分子选择人生道路时所施加的影响，还有知识分子类小说在刻画知识分子命运时所体现出的哲学思考。随后作者以《人到中年》为个案进行探讨，作者尤其重视这些小说在讲述故事背后所隐藏的哲理，作者认为这体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劫难过后敢于担当的品质，虽然他们曾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生活，但对于重建文化的责任感，却丝毫没有降低。
可以看出，作者对新时期小说的整体把握是非常精准的。作者不仅能够对缤纷多彩的小说进行类别划分，还能够在同类别小说中选出范本进行探讨。这极大地保障了该书的全面性和论述的完整性。
详实的材料确保了研究的可靠性。如果说在对新时
期小说进行分类时，体现的是作者对新时期小说的全盘把握，那么当具体的研究深入到个案时，则可以看出作者对每一部代表作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从全书附录长达14页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作者每一条结论的得出都是架构在详实的文献材料之上的。可以说，作者极少表达自己的主观论点，而是让材料自己说话，可靠的材料推出的结论自然也更具可靠性。
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对于文献材料的甄伪与收集，正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该书恰好体现了这一方兴未艾的学术思潮。全书九大章，据初步统计，每一章参考的文献材料均在80部（篇）左右。其中，不仅有学报上发表的短篇学术论文，也有像《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的大型丛书。尽管作者仅使用了论著中的某几句话，但这种引用却是建立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的。例如，第八章讨论的是新写实小说与电影传媒的关系，作者引用了余乐天的《影视传媒中的文学》一书，借以评论电影作品对文学作品的改写。余乐天的书出版于台湾成文出版社，是今天市面上很难见到的，而且该书多达1700余页，作者引用的分别是第117页、第893页和第1677页，跨度非常大，可见作 者不仅能够广泛参考各种市面稀缺的书籍，而且对此类容量极大的书籍，他都能够耐心读完，从中找出自己认为合适的论据，最终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
重视文献材料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全书对引文的严谨对待上，还表现在作者能够在文学研究之外，广泛参考哲学、史学和心理学著作中的精华，为我所用。在作者的眼里，文学属于人学，而人学则不可避免地与哲学、史学等学术扯上关系，只有将这些学科的精髓吸收进来，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丰富文学研究。作者广泛参考各类学术领域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些论据都为全书结论的得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如第六章“先锋小说与影视传媒的关系”，作者借用的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科洛奇《叛逆的代表与先锋的意义》一文来探讨新时期小说创作之所以会出现先锋派的原因，作者证实了先锋派的出现是对沉闷许久的现实社会的有力冲击，他们虽被当时的人视为叛逆的代表，实则蕴含了先锋的革命意义。有了这一层哲学分析，作者的文学研究结论便有了理论依据，也就比那些泛泛而论的著作更加有力。第七章对于婚恋小说与影视传媒关系的讨论，作者借用的则是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相关理论，力证婚恋题材中的婚姻失败往往是正常的欲望在现实社会受了压抑，从而转化为一种扭曲的心态，最终指向了婚姻的失败。而婚姻失败之后的双方，都努力寻求现实中的第二个配偶，以期继续满足被社会扭曲的欲望。正是在这一认识下，婚恋小说才进入新时期的文坛中。作者在这里借用了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同样具有可靠性。
可以说，在目前学术界讨论文学与影视关系的著作里，该书是参考文献材料最丰富的著作，作者重视材料的广泛引用，以及跨学科文献的深刻领悟，最终才促成了书中文学研究的成功。
总之，该书是一部全面性和可靠性并重的著作。既有宏观的学术视野，能够对汗牛充栋的新时期小说分门别类而无所遗漏；又能够广泛参考引用多学科的文献材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并得到很多新颖可靠的结论。该书也为当前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经验，它说明了一个亘古不变的治学规律：既要有宏观的学术视野，又要有踏实的文献功底，只有兼具这两个方面，才能保证著作的全面性与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