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评《转型社会中的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
随着全球化趋势在信息领域的发展，公共利益在当今社会的实现必然要借助大众传媒进行，一些特定的公共利益需要在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下，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些方面都牵涉到两层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前者是后者实现的必经渠道，而后者则为前者的合法性提供支撑。如此错综复杂的现实，为传媒学者提出了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由西南政法大学刘必华教授独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转型社会中的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一书，针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及矛盾冲突的尖刻化，提出了建设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新大众传媒思路，深刻阐述建立二者间平衡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专业可行的建议。
研究公众传媒关系的拓荒之作。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
的职能，与每个社会人的行为息息相关。因此，探究二者间的关系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然而，就目前新闻传播学的相关著作而言，似乎还没有对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作品，该书可以说填补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
从书名即可看出，公共利益是全书论述的两个核心之一，该书在对“公共利益的考察与界定”的概念描述方面，表现出了专业著作的严谨性。一般而言，公共利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核心要素：其一为公共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利益诉求，其二是所有个体凝结成的集体所进行的利益诉求。前者侧重于个性表达，后者突出群体范围内的共性。所以，必须对公共利益概念做出严格的界定，否则便容易混淆适用对象，使理论研究流于宽泛，缺乏具体的切入点。
作者将公共利益的概念一分为二，并以此为起点，对其进行了具体内涵上的考察，采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考据
方式，对我国历史上的理论及相关材料进行了梳理。引入的古代典籍多达14部，时间横跨多个历史时期，从年代久远的汉唐遗风，一直延伸到清末的公车上书，这种对大量相关材料的梳理，证明了公共利益问题强大的延续性，也为后文分析二者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探析新舆论环境下的媒体转型。该书从材料印证入手，
在澄清“公共利益”的相关情况之后，便将关注点转向了公共利益视角下的传媒发展，并结合转型期社会的特征进行分析，增强了主题的现实性。作者通过抽样调查和绘制表格等方式，对当前民众在社会转型方面的意见加以汇总统计，概括了当前的主流民意——人民需要的社会转型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体制变革。这实际上是对人民权力的尊重与持续发展，只有将公共利益放在体制变革的核心位置，才能迎合民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该书分析了传媒转型的方向，论证了以大众传媒的方式发出百姓声音的重要性，进而提高社会公共文化水平，可谓层层深化。
该书将媒体转型纳入社会发展进程中，使其成为文化结构基础上关键的一环。大众传媒的宣传导向作用，能够对舆论风向产生重要影响，在以往的舆论世界，充斥着不少无谓的商业推销与暴力画面，这些负面信息只顾金钱上的短期价值，却站在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作者认为，只有对这些要素进行有效管制与清除，才能迈出传媒转型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从各渠道信息中遴选出能够代表大众思想的内容，便可实现传媒转型。作者对社会转型和传媒转型的从属关系进行了梳理，并表明这两者都同时服务于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新大众传媒体系。
该书的另一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对大众传媒体系的建设进行了透彻分析，还提出了具体的运作措施。作者结合相关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术语，分别为“雷达站”“减压阀”和“整合台”。“雷达站”指的是优秀的大众传媒应该对公共利益的变化与动向有预判功能，从而迅速制定出合理优秀的传媒计划，服务于不断调整变化中的公共利益；“减压阀”指的是大众传媒发现公共利益得不到满足时，能够有效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为公共利益博取更多的空间；“整合台”则是对“雷达站”和“减压阀”工作的有机整合。这有助于读者明确三者间的关系以及有机整合的动态过程，其中，“减压阀”既保障公共利益得到充分的开展，又能协调公共利益受阻后的不满，复杂的运作原理可能成为理解的障碍，但生动形象的比喻巧妙化解了概念的艰涩，成为全书理念传达的润滑剂。
实际上，作者在这里提出的三个新名词，并非追求标新立异的效果，而是借助实物形象，向大众传媒新体系的建设工作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能够预判公共利益的动向，并做出适当的引导；第二，能够在公共利益诉求遭遇障碍后，积极寻求解决方式；第三，能够对公共利益的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做出有效的整合。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以及趣味性较强的词汇，是全书理论阐释上的一大特色，它使全书中的专业概念不再刻板，而是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印证了两个核心论点所共有的大众性。
注重实践调查的治学思路。在书中，作者对媒体服务于
传媒在服务公共利益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一结论背后是数以万计的问卷和广泛的社会论证，自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随后作者对这种进步的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正是由于当前媒体环境的开放，使得公共利益的声音能够在大范围内被大众传媒捕捉到，而大众传媒在获得了相关诉求后，通过其特有的优越性，能够完成对具体利益的推动和实现。
但作者对于目前大众传媒服务质量的不足也予以客观的评判，认为其最大的弊病在于“失衡的三角支撑”关系，也就是公共利益代言人、大众传媒、政策落实三个方面。代言人需以语言的形式，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传递给大众传媒，进而传播到社会范围内，政府再进行相关政策落实，唯有三方面都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完成公共利益的实现。作者对该问题给予充分重视，这凸显了该书广阔的社会视角，尽管核心论点在于大众传媒与公众利益，但实际论证中所涉及的对象囊括了各个层次，它们之间的协调联动关系，是二者平衡所必须的保护伞。
理论的介绍与分析往往只是成功专著的一个翅膀，另一翅膀则应当是如何结合理论去完成实践方面的创新。该书最后两章主要就如何平衡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实现了理论的落地。作者提出了五点中肯的建议，为进一步建设大众传媒新体系贡献良多。作者分别从媒体工作参与者、媒体管理者、传媒社会治理、新闻从业者、大众传媒等五个角度出发，形成了系统的因果联系。它们涉及公共利益诉求从产生到成为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再到最终落实解决的每个环节。
具体建议主要涉及政策建设、素质提升两方面，二者分别对应行动与思想，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并最终将责任落实到大众媒体肩上。作为公共利益在网络中的代言人，大众媒体必须确保专业伦理的正确性，确保时时刻刻传递给民众以正确的伦理和价值引导，只有这样，才能加速实现大众传媒的转型，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本书将大众媒体看作沟通两个核心论点之间的桥梁，并对相关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体现了利益诉求的循环过程，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实践与理论的联系。
总之，该书是近些年传媒研究领域的力作，也是系统研究大众传媒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新作，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该书综合了中西方的理论研究手段，通过时间的梳理、生动的比喻，为专业领域内外的读者均铺就了一条坦途。其中，既有缜密的理论分析，又有科学的数据调查，并将学术研究的课题与转型期社会的建设进程相连，是学以致用的传统学风在当下的延续，这必定会给传媒学术界带来蓬勃向上的良好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