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少数民族纪录片文化传播研究

——以《我从新疆来》系列为例

摘要：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已成为传播不同国家与种族间文化发展最生动和不可或缺的形式之一。在“一带一路”宏观倡导推动下，少数民族文化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渐显现。在塑造形象和传播文化时，更是以纪录片为媒介方式作为切入点，通过记录来充分表达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并作为纽带把少数民族文化输向世界。本文探讨了文化认同是记录少数民族文化的话语基础，纪录片是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IP”开发是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创新趋势。

关键词：“一带一路”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纪录片 IP 《我从新疆来》

自2013年“一带一路”构想被提出至今，中国已与多个国家建立了互利合作的文化交流机制。在贡献世界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在提升我国各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而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新疆，也正处在这条黄金线路上。作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用纪录片作为其传播的媒介，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形象全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以多元文化中的突出性和包容性为其创作提供崭新的角度空间。

基于上述文化建设的大背景，由中央电视台领衔摄制的大型民族文化纪录片《我从新疆来》应时而生。该片的推出，不但从传统的意义上颠覆了大众对新疆的惯性浅层认知，而且还增强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受众广度与内容深度。在紧贴时代脉搏的共同发展主题下，更为其他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创作打开了新的探索方向和创新途径。该片由资深新疆媒体人库尔班江·赛买提担任导演及策划，热播后主创人员更受到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亲自会见。

一、文化认同是记录少数民族文化的话语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中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只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把“文化认同”提高到“最深层次的认同”，“根”和“魂”的高度，既是意味深长的，又是非做不可的。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等所进行的一种文化确认，即不同民族的人们用最有意义的事物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其体系也是由不同层次的内容组成的民族认同，它源于社会成员对于其民族身份的认定，并包括民族认同的个体和群体两个部分。

从民族认同的个体来看，其解决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即在确立本我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本我存在感的找寻，对其所处的社会身份、地位和角色进行接纳和认同。从民族身份符号的认同与传播的关系来看，民族身份符号的认同是传播其民族话语的重要基础，而传播话语本体又是构建民族身份符号的重要途径。两者互不分离、紧密契合，通过由内的生发方式来寻找彼此的共同

点。在《我从新疆来》中，主创团队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把原有生硬刻板的印象减到了最弱，使其回归到最初释放的阶段，并用“普通人”的身份定位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善良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民族身份符号的认同与跨文化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民族认同的群体来看，群体认同涉及民族和地域两个层面。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而地域认同，则是指人们在属于自己地理与文化范围内的共同情感归属与文化精神方面的集体性心理结构。《我从新疆来》中的群体认同就展现了这样的关联性：曾经人们对新疆的正面认知居多，后来随着一些负面资讯的蔓延，一些不好的标签被贴在了“新疆人”身上。这种狭隘的误读不但破坏了其外部形象，更撕裂了地区间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身份认同的偏见。因此在塑造新的身份认同时，主创团队着重从个体入手，抛开地域身份差异，建构的是一群可以触摸的、立体的“新疆人”。把他们身上所经历的故事讲给社会听，回归“人”的本质，重新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当这些相同的经历和情感发生碰撞时，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就会重新归类和认同，从而构建起新的民族身份符号。经历这个过程，不仅重新刻画了新疆人的“自我样貌”，也纠正了大众的传统认知，做到了真实意义上的“双向身份认同”。

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的实施，新疆具有向世界开放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的独特优势。新世纪的新疆，既地处“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又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大片区。以新疆为聚焦，而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影像创作脉络上，也应着重表现当代语境下的新疆故事、新疆声音和新疆特色，突出“新”字；在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要不断提升本民族认同的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进一步向全世界展示少数民族的无限魅力，树立良好的形象，激发少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对接的自信。

二、纪录片是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

从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开始，纪录片就是来源于现实的生活场景。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它是对客观现象的记录，且能够较为真实地再现和反映生活。而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也正是在这种媒介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话语载体。借助这样的媒介载体，不断编译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宗教、信仰、观念等传统。时至今日，以纪录片作为媒介载体的传播方式，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文化的感知力和传授力。

在国内以往的关于少数民族的纪录片中，我们很少见到少数民族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展现他们的文化生活与民族精神的。在创作上，少数民族纪录片更偏重于人文、历史等宏大的题材视角，在制作时也趋向于创意简化。虽然大多音像效果制作精美，终因缺少“人情味”甚至不接地气，失去了其最本真原初的价值。而《我从新疆来》以系列纪录片的形式，向大众展示了一个与以往脑海中完全不同的新疆，其以崭新立体且富有生命力的姿态出现——镜头将不再对准传统审美的新疆歌舞，而是由新疆人自己来讲自己的新疆故事，进而达到全面审视多角度认知的效果，让“人物”的表现更加立体与多样；内容也更为微观细致，打动人心引发共鸣，这些内容和形式上的“陌生化”真正令观众感到耳目一新。毋庸置疑，这种纪录性的传播媒介可以让观者精准地把握艺术文本所要传递的文化内核和情感价值。而导演库尔班江，也不再仅仅以一个普通的新疆人身份出现，而是成为新疆文化对外传播的最有力推动者。因为其本身所展现的新疆精神和国人气质就拥有巨大的感召力，也增强了整部作品的宣传推广效应。

另一方面，《我从新疆来》系列作品的对外传播路径也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基本上覆盖了当前各年龄段的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多种语言版本的并行也符合了更广范围受众的需求。真正做到了用受众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受众易于理解的民族文化。其还有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对外传播模式：在传播路径上跳出了“官方外宣”的惯性套路，而是采用“地方媒体—国内主流外宣媒体—境外华文媒体—海外主流外文媒体”的垂直或水平传播模式。信息经媒体渠道流向“地方公众—国内公众—境外华人—海外公众”，从而使整个对外传播的过程呈现出了一个逐级扩散的传递路径，进而将新疆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新疆人真实的当代精神面貌向世界传输出去。

作为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的纪录片，其不仅仅具备记录真实的人文地理、传承民族文化的影像记录功能，还有着追述历史和服务大众的文化传播使命。通过对客观现实的冷静记录，让受众看到的是民族内核的根源之所在以及民族话语的意象和传承。与此同时，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又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强烈的关联性。显然，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通过对纪录片这一媒介传播载体的广泛应用，才在少数民族文化及其话语性的表达上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且有效的传播体系，并可能形成自己所独有的系列“IP”作品。

三、“IP”开发是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创新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前，反映少数民族类型的纪录片很少。

虽然在此期间创作者们一直也在尝试发掘新东西，但是由于当时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再加上纪录片拍摄技术的限制，使其在风格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建国60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纪录片走过了漫长且曲折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一定时间段内的纪录片有着相对一致性的创作倾向和价值追求，其反映的也是少数民族文化某个阶段性的典型特征。又因其视听语言缺乏参与感而显得不够生动亲切，以及制作团队水准也相对欠缺创意等，逐渐让大众丧失了主动关注和深入观察的兴趣。不仅没有形成一些话题热潮，也没有深入人心，更没有形成系列化的原生民族“IP”纪录片作品。

在当今文化产业大融合的趋势下，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识产权）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位置越来越突显。而《我从新疆来》先行于2014年出版了同名书籍这部“纸质纪录片”，紧接着才在2015年4月正式启动拍摄同名纪录片项目——选取了18个新疆人的生活轨迹作为故事的主线，以他们的视线和角度带我们走进一个崭新的新疆。一经面世，其传播的速度和接受的广度就备受注目：央视的一套、九套以及国外的美洲台、欧洲台都相继播出；网络点击量仅六天就突破2000万次，豆瓣更得到8.7的高分评价，微博话题阅读量甚至达到2.7亿，评论转发9.5万。上述数据已足以能够反映出《我从新疆来》形成的IP话题关注热潮。也正是因为第一季的大获成功，让创作者们看到了这部作品所自带的市场潜力。由此，打造原创民族系列IP作品的想法被提了出来。

作为IP话题热潮的延续，《我从新疆来》的第二季《我到新疆去》系列作品也将在年内首播。与第一季作品相比，在主题与内容的表现上又加入了更多真实的生活场景和普通人的心路历程，其分别以灵感、拓荒、相逢、探索、挑战、机遇、回家等主题词展开，让观者对新疆的了解继续更加全面且深刻；在传播形式上较第一季来说更是结合了时下最前沿的尖端数字技术，通过VR方式全画幅地展现全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风貌。这也是国内首部采用360度3D+VR拍摄制作的少数民族题材系列纪录片。在经历专业的数字后期制作后，《我到新疆去》不仅将最大程度地还原受众观看时的沉浸感和真实感，之后还将在天山云视频客户端VR专区进行首期播出，并将陆续在各大VR播出平台上线。未来还将通过VR+文化旅游这一科技与文化的结合、内容与用户的互动、线上与线下的创新，实现新疆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不难看出，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也为少数民族纪录片打开了新型的制作方式和传播平台，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蕴藏着很高的长尾价值。

IP价值的显现，是“互联网+”时代产业结合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内纪录片市场也将开启一轮新的比拼。在市场化和经济化的双重驱动下，受众即市场，得受众者得天下，谁能拍摄出打动观众的作品，谁就会赢得市场的实际回报。而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一直是吸引大众观看的纪录片题材，且这一类型的纪录片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本身就有很多的缺口。随着摄影技术的提升和叙事策略的改变，互联网的发展让更多的纪录片有了被观众所看到的机会。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则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素材。因此，创作者可以根据时代发展，拍摄出符合时代审美的纪录片作品，让更多的人借助这种媒介传播方式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和了解。

四、结语

《我从新疆来》通过“平等”和“共性”的描述，从小处入手，着眼于细节，通过平凡小事，将新疆的民族文化故事娓娓道来。其不仅更容易打动人心，还散发出不可估量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宣传价值。实实在在地讲好了新疆故事，用最真实的影像让观众看到了新疆人内心真实的情感和寄托。似乎新疆又只是一个背景，而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才是故事的主要线索，其融合现状的精彩和魅力，才是这部纪录片想要向大众传达的精神。

与此同时，正是因为有了这部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作品，也为今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创作和发展树立了一面旗帜，而这也正是“一带一路”下，我国少数民族纪录片文化传播探索的新方向。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本土漫画艺术创作群落研究”（项目编号：2015J028）、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动漫研究中心项目“动画表演学体系的中国化形成与构建研究”（项目编号：DM201707）、西安市科技局软科学研究项目“西安汉文化产业链的培育与优化研究”（项目编号：SF140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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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高峰，赵鹏．腾讯互动娱乐的IP跨媒介出版策略研究[J]．出版广角，201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