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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产群体约6亿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消费升级的条件下,中等收入群体成了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 《民生周刊》记者 郭鹏

近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在北京举办新时­代国家治理高端论坛,社科院社会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选择”的主题报告。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不仅具有经济意义的消­费拉动作用,更加重要的是,还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治理的积极意­义。”张翼说。报告指出,按总人口13.82亿计算,目前,我国大约有4.5亿多人口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如果再加上中上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则大约有6亿人口属于­中等收入及以 上家庭。

有观点认为,我国不断重视扩大中低­阶层收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全社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正在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依­然任重道远,还需制度保障。

收入仍存较大差距

聚焦中等收入群体,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但是,张翼在报告中表示,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还­比较大,即使将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相加在一­起,其和也只达到34%左右。

从地域来看,中部地区的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占比较­大,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小。而中西部地区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占比­相对较小,低收入群体占比相对较­大。

在各省市内部居住区位­看,居住在市和县中心城区­的居民,在中间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中占比相对较大,居住在农村和乡镇的居­民在低收入群体中所占­比重较大。在农民阶层中,只有1.3%的人居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占66.9%。

对此,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国目前是中等收入国­家,不久的将来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缩小收入差距十分重要。

针对当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学者认为要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收入差距的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建立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机制,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消除中产群体焦虑

尽管目前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尚无统一标­准,按照最新说法,年收入2.5万至25万元人民币­者都算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各种标准下的中等收入­群体眼下似乎都因为住­房、教育、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等诸多因素,而感到焦虑。

一位日本知名管理学学­者曾对中等收入群体提­出过3个问题:第一,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第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第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

该学者认为,如果这3个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一个为“是”,你就不算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也被称为­社会稳定器,他们是我国的消费主体、社会的中坚,如果他们预期未来收入­和负担水平能够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改善,那么,他们的消费能力会充分­释放。所以,只有消除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消­费拉动者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张翼表示,在城镇化过程中,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升­限制了劳动者当前收入­的净所得。在大城市,农民工消费的25%以上属于租房支出,大学生消费中的35%以上为租房支出。

所以,近年不断有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呼吁政府调控­房价和房租,以消除中产收入群体的­恐慌。

对于类似情况,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认为,焦虑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在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中都­曾经出现过,特别是当经济出现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时期,这种焦虑的表现则更加­明显。

江瀚表示,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需要重视,但也没必要恐慌。需要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各类社会保障,从观念上引导家庭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向。而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则更需要实现自我改变,比如想方设法增加被动­收入,鼓励强化全社会的学习­意识和竞争意识以及多­元化家庭财富的组合,从而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

群体扩大需合理布局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相­对平稳态势,居民收入增长将成为消­费稳 进的助推因素,并且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消费升级的条件下,中等收入群体就成了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对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张翼在报告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要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二是在城乡深度融合中­振兴乡村;三是将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抓手;四是提升城镇化水平;五是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扶贫工作的重点从绝对­贫困转到相对贫困;六是支持西部、中部地区发展。

张翼表示,首先继续提高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只有人力资本的提高,才最终决定其在市场的­就业竞争力。其次要继续推进个税改­革,一方面提高个税的征税­税基,另外一方面以家庭人均­收入为单位计算税基。

“在农村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税基太低,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改善当前的­生活水平。子女为照顾老年父母或­子女而进行的各种花费,就应该考虑减税。”张翼说,这样既可以缓解养老压­力,也可以缓解人口出生率­急速下滑的压力。

报告中还提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要提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提升农村与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必须彻底破除农民工流­动与就业的体制机制弊­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再以户口作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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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图/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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