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所有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决定教育起点公平的实现，也影响着更高层次教育公平的实现。在所有孩子都“有学上”得以实现后，让所有孩子“上好学”成为新的时代任务。”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义务教育免费，提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批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他们是一次次教育变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是其中一位。“让所有孩子都上得起学”，自2003年第一次当选人大代表开始，这就是周洪宇的心愿。让他欣慰的是，这个心愿实现了。多年来，他始终站在教育第一线，深刻影响了我国教育发展进程。
都有学上
孩子上学是很多家庭的“大事”。1978年，我国提出普及小学教育。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据统计，1992年全国小学入学率为97.2％，比1978年提高3.2个百分点。在校学生的年巩固率为98％以上，辍学率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经过多方面努力，到2000年，我国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普 九”的人口地区达85％，全国有11个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在义务教育普及过程中，学费成为很多家庭的难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很多孩子还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按照国际惯例，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由政府公共财政拨款。但在当时看来，我国实施义务教育免费遥不可及。“当时的基本观点是，义务教育免费在2003年至2013年这10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要实现，也是2013年
以后再考虑。”周洪宇说。
他记得，全国政协在2002年做了一个调研，发现在义务教育经费这一块，县城以下的经费78%是由当地筹备的，但当时很多县拿不出钱，乡镇更不可能有财政实力，因此基本上就是农民自己承担，通过向农民摊派、收费、集资等方式筹集。只有22%的经费是在县级以上，由省一级和中央财政提供经费，其中中央财政经费只有12%。
2002年9月，全国20个省份推行税费改革，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不许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这样，义务教育经费就收不上来了。
“不让乱摊派、乱集资，但中央财政又没有及时拨付到位，就出现了一个空档期，导致当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大为减少，教育教学情况急剧下滑。”2003年初，周洪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到农村调研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们在湖北孝感一所小学发现，教学设施很简陋，有几张课桌只有3条腿，另一条腿是用砖头垒的。在另一所小学，老师只能用粉笔头上课。农村教育的困境，让周洪宇很难受。
通过调研，他提出了一个义务教育经费的需求标准，就是人均GDP与生均财政经费比例的国际平均数。比如，小学生每年在义务教育阶段要花费500元，初中生花费1000元。
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城市学生数，周洪宇算出3笔账。农村学生要875亿元左右，如果农村和城市都算在内，大概需要1500亿元左右。
“200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共3875亿，用1500亿做义务教育免费显然是不现实的。”周洪宇说。
他提出分类承担和分布实施的思路，建议先在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施义务教育免费，只需要200多亿元。等有财力了，再逐步推到整个农村，最后到全国。
学费不用交了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周洪宇写出《完全 免费制应自农村始》一文，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引起很多代表、委员关注。当年3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温家宝来到湖北省代表团与大家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结束后，代表们到门外排队等候合影。周洪宇瞅了个空，挤到温家宝面前，递上了那篇文章。他记得，温家宝认真地看了文章，然后说“农村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你提得很好，很及时，这份材料是给我的吗？我会带回去研究处理的。” 2003年3月9日，周洪宇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3个多月后，他收到财政部办公厅对这份议案的答复，表示我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周洪宇没有放弃。他撰写了《关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工作的十点建议》，提出重
新定位农村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办学方向、尽快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制等建议，并于2003年9月10日写信寄给国务院。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周洪宇再次提出《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的再建议》的议案，同时提出《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建议》等。因为执着地呼吁义务教育免费，大家送给他一个雅号“周免费”。
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免除一部分贫困地区孩子的书本费和杂费，到2007年向全国全面推行。听到报告时，周洪宇非常兴奋，“这个表述跟我在2003年提的建议高度一致。”
此后，周洪宇一直继续呼吁真正的全免费义务教育，即免学费、免杂费、免教科书费，补助贫困学生伙食费（简称“三免一补”），他围绕这个写了很多文章，主持了很多活动。
2008年，全国城乡中小学全部免除学杂费，实现“两免一补”。到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也全部免费，“三免一补”实现。
教育均衡发展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出现一些新特征。一方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矛盾突出，小规模学校持续增加，乡村优质教育资源紧缺，教育质量亟待提高。
另一方面，城市教育资源配置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大班额问题严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差距日益凸显。
这让周洪宇很担忧。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周洪宇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深知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他至今记得，在1977年10月下旬，他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正在田里干活，十分激动，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抓紧一切时间复习，最终以超过重点大学分数线的成绩，被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录取。
“可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是当代中国改 革开放的先声，为亿万家庭改变命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重要途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今天。”周洪宇说。
他认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决定教育起点公平的实现，也影响着更高层次教育公平的实现。在所有孩子都“有学上”得以实现后，让所有孩子“上好学”成为新的时代任务。
2012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95%。
2016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确保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且优质发展问题的重视。”周洪宇说。
这也是他近年关注的重点。通过调研，他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坚持制度创新，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比如，通过实施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或学校联盟、均衡配置师资等方式，加大对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扶持力度，促进均衡发展，限制班额超标学校招生人数，合理分流学生。二是实施精准教育扶贫，补齐农村义务教育短板。比如，利用信息技术，建设农村教学点数字学校，解决农村教学点“开不齐课，开不好课”的现实难题。
周洪宇发起建立的长江教育研究院2009年发布《教育政策建议书》，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10条建议，包括统一城乡教师编制制度、实行教师合理流动制度等，后来都被纲要采纳。
全国各地的基础教育都走在均衡发展的道路上，虽然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依然任重道远。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实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的县（市、区）累计达1824个，占全国总数62.4%。其中，东部地区740个，中部地区556个，西部地区52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