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散文:先锋、锐度与潜在的危险性

——以60后散文家杨永康为例/

Mixed Accent - - 目 录 - 文/刘军

新世纪以来的散文界,持续了上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潮,热潮发酵的过程中,媒介和信息载体的变化深刻地制约了散文的生态和面目呈现。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在于新概念的标举及后续的空疏。“新城市散文也好”,“新媒体散文也好”,皆是这样的产物,不仅在理论自洽上出现了问题,就是在创作上,也不见与概念衔接紧密的作品。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充分展现了散文理论探索和文体建设的尴尬局面。即使对于“新散文”、“在场主义”两个相对成熟的散文概念,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只是问题程度没有那么明显 而已。查缺补漏,完善其间的理论疏漏,创作导向的指正等,皆需要极高的理论自觉和倡导者极好的耐心。这些问题能否细化并得到有效的解决,也许,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时至今日,新散文的落潮已经成为共识,具体表现在,丛书的停滞,刊物及主题研究性会议后续的缺失,理论倡导的无力等方面。但在创作场域,新散文的文体实验在更年青的散文作者那里,依然在涌现。其实,最早的一批实验者,即1998年《大家》杂志所推出的那批作者——格致、周晓枫、钟鸣、庞培、于坚、宁肯等, 在后续的文本写作过程中,文体之新,仍然作为一个凸出部而存在。后来的杨永康、塞壬等,写出了更具文本冲击力的作品。在主持新散文观察论坛期间,我注意到一批青年作者,对于散文的写法有着自己的理解,对于既有的写作秩序和散文传统则反叛性更突出,想象力、虚构性、心理流的因素甚至不再作为配料而出现,在确立自我写作个性的道路上,在传达自我对外在世界的理解上,他们自觉选择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解构的背后,文本具备了更深层的隐喻功能。当然,在与不同散文圈子的朋友的交集过程中,何谓新散文的问题,一直作为问题而存在,对此,我曾写过系列学术性文章,探讨新散文的来源、现状与特性所在。学院性的陈述难以将此问题明晰化,因此,在此处特以简化的方式回答何谓新散文的问题。摘要点来说,新散文的文体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条:其一是重建文本与读者间的审美关系;其二是作者身份的去群体化,回归到差异性个体之上;其三是话语秩序的重建,文学性成为第一选择;其四是叙述的转向,描写、抒情退出处理方式的主体地位;其五为结构上的并置与多元,打破了散文结构长期扁平的现状;其六是文体自觉与个性话语的拼接。

当下散文写作群体中,杨永康及其作品无疑是一种异数式的存在。无论是散文麻烦制造者的自喻,还是来自他者的散文破坏者这一提法,皆是对其所投下的精神倒影的某种指认。如袁中道所言,文章有必变之势,然以胆胜者始变之。这位来自西北已步入中年的散文作家,兀自在散文新文体的探索道路上步步深入,心无旁骛地往着偏锋行进,因为极致,因为形式上的异端性,他在刺丛中所开辟出的幽僻之路上,几乎没有同行者。

杨永康在散文领域内的先锋探索,根

植于文体上的突破意识与自觉性,从时间上来定位,始于上世纪末尾,《无法分辨》《咖啡馆渐次消失》这两部集子里收录的代表作品,比如《乌鸦》《春天,铁》《嘭地一声碎了》《咖啡馆渐次消失》等,皆完成于这个时段。其部分作品虽然被刊物编发,比如《福建文学》《延河》《黄河文学》《青年文学》《飞天》等刊物对其散文作品的推出,综合来看,却因其茕茕独行的姿态,并未得到散文评论界及学院的足够重视。作为新散文现象发轫之后的第二代写作群体中的一员,与格致、塞壬、阿贝尔、傅菲等一道,加入到由张锐锋、周晓枫、祝勇、庞培、钟鸣、于坚等开创的散文新文体的探索之路中来。与第一代新散文作家相比,第二代写作者从总体上看,更加注重个体经验的纯粹性和深入 性,他们拔出和切掉了散文文本中显在和潜在的社会学话语,家国的关怀,改造现实的欲求,性灵情趣的发掘等皆被涤荡一空,态度决绝地退回到个体经验和内心世界的层面之上。也因此,他们的文本凸显出强烈的封闭性特征,具体书写上更加自我,对于读者和评论者的因素体现出某种拒绝(仅就写作过程的自我意识而言,并非指的是作品刊发后产生的实际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书写散发出浓郁的精神写作的气息。两代之间,更为显明的区别在于个人性话语秩序的建设上,在剥离散文公共性话语的道路上,他们走得更为深远。诸如格致和塞壬,基于个体经验的言说比之周晓枫更为极致,附着于语辞之后的疼痛感和灼烧感,恰如乌云压城城欲摧般厚实和尖锐。

代际的划分其实只是个模糊的概念,总会滞后于写作本身,大概因为写作总是立足于个体,尤其是对于富于先锋精神的探索者来说,基于个体性的独特言说很难加以归并,这个时候,代际划分的粗疏性显露无疑。在新散文第二代写作群体中,杨永康及其作品同样是个异类,新散文文体探索的基本标识,如长度、体例、物象并置的结构形式、语言的魔力、跨文体等因素,似乎与其作品的对接并不是很充分,与之相对,他的作品独树一帜地树立起两个旗杆,从而构筑了其个人风格的主体内容。其一是对散文真实性的彻底消解;虽然目前散文界对真实性问题争议甚大,对“真情实感”论调诟病甚多,涉及散文精神特性所取得的共识是个性的发现和自由精神(见于林贤治、谢有顺、孙绍振等的论述),但是就散文文体的具体属性来说,较于他种体裁,散文对真实性的依赖度更高,或者说学者们基本认可散文是一种偏于真实的文体的论断。

所谓散文的真实,主要针对写作主体的经验层面,是其笔下物理性因素(事件、 地点、人物、时间等)与自我体验整合后的一种效果,当然,这种真实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追求绝对意义上的真实,恰如周晓枫在访谈中所阐发的那样,必然是荒谬不堪的,因为散文所再现的经验或情感体验,基本上是过去时的,彻底还原历史隧道中的一切细节,那就只能借助上帝之手了。对散文真实性概念颠覆甚重的无疑是新散文写作这个群体,很多情况下,在除杨永康之外的其他作家那里,出于跨文体写作上的考虑,他们在部分文本中,或者文本的部分中引入了虚构和想象力因素,诸如格致的《转身》,祝勇的《旧宫殿》,张锐锋的《童年云烟》系列等,皆为其例。如果需加以判断的话,他们的颠覆所对应的是部分的消解,而在杨永康笔下,散文的真实性几乎是云烟俱无,被消解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使用已有的散文

观念去定位他的散文,基本上失效。

而颠覆的极端性乃是其散文写作的基本策略,具体到文本中,有两个要点体现出来,一方面他笔下的物理性因素趋向于他乡因素,雅克、繁哈尔、列兵、木梨、第三街、杰西等地名、人名、物象鳞次栉比,有诸多西方现代小说家如昆德拉等笔下的人物,被其直接挪移到散文文本之中,甚至像叔母、乌鸦、纱巾等看似熟悉的事物,所散发出的味道也是去本土化的。很显然,作家大量选取这些异域因素,主观上就是为了疏离本土化经验,也就是说,经验写作的模式在他这里是不成立的,而散文真实性的可靠基础恰恰就是个体之经验。也正是因为粉碎了个体经验与散文真实之间的逻辑链条,再加上大量象征因素的普遍植入,以及文本整体上的强烈隐喻气息,一种接近极端的陌生化美学风格被建构出来,也使得他笔下的文字倾向于梦境性的表达,叠压成一个梦游者的呓语。另一方面,出于彻底远离传统散文主体表达上的考虑,其笔下的叙述主体或者是位陌生的他者,对应第三人称叙述,或者干脆以极少见的第二人称叙述“你”为主体,即使出现了以“我”为主体的场景叙述,其中的“我”对应的也不是现实中的作家本人,而是类似于现代叙事学中作者与叙述者分离的情况。可以如此判断,他的所有的散文作品,作家本人扮演的只是个隐在叙述者的角色,也因此,他的散文写作不是为了追求个体经验的准确性和深入性,而是要将经验符号化,建构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至上的文本美学。

其二就是其散文文本中叙事的碎片化处理方式。新世纪以来,传统的抒情、哲理路数日渐逼仄,叙事转向成了主要潮流。尤其是新散文写作群落,去抒情化、偏重叙述的策略体现得愈加显明。作为对比,杨永康对叙述的处理同样显示 出先锋性和实验性。在其笔下,场景、事件如诸多碎石块嵌入文本之中,相互间的关系呈现出跳跃性、异质化、非逻辑性特征,经过某种捏合和并置,它们之间的凸凹、粗糙如工业齿轮般磨合咬紧,形成一个独立的球体。比如在《无法分辨》这篇散文中,从多年以前拔萝卜的叔母,到正在树下静坐的叔父,再到更早喝茶的爷爷,再到小利以及当下状态中的奶奶和村庄,最后又回到多年前的叔母那里,叙述的进程时断时续,内部又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在此,时间的线性发展被打断,过去与现在相交织,各个场景之间根本找不到因果关系,它们互相暗示,最终指向那些隐藏最深的心理事件,这些心理事件是个体最初的世界体验,很难完整地还原到纸上世界中来,它只能被暗示。而我更喜欢的则是《乌鸦》这一篇,异质性事件和场景处理得可谓天衣无缝,整个书写过程如行云流水,尤为关键的是,在乌鸦这个偏于阴郁的象征性符号俯瞰下,那些关于纯真,关于童年的深沉心理经验生动且多维度地重现在纸张之上。叙事的碎片化以及文本中的拼贴、并置手法,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作为前卫小说的标签,在新小说派,在多丽丝·莱辛、博尔赫斯笔下,皆可见其影踪,不过在当代散文领域,整体上,散文内部场景叙事的碎片化却很鲜见,杨永康散文中的类似处理,显然受到了部分小说家的影响。

形式主义美学也好,前卫小说叙事的移植也好,这种冒险性的实验实际上具备两面性,固然在文体特性和审美效果两个层面上对传统散文写作形成巨大的冲毁,但是也有危险性因素的存在。这里的危险性针对杨永康来说,一是自我的迷失,形式至上带来的仅仅是艺术个性,而散文的本体则是基于写作主体的个人性,包括他自身的体温、文化人格、思想 发现、灵魂的深度。散文在自由和个性之间理应找到某种平衡,如果因为过度强调自由而严重伤害了个人性的建立,这种自由很容易成为无根的自由;二是其散文作品与普通受众间的疏离,熟悉其人的朋友们提及他的作品,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往往就是看不懂这三个字。伽达默尔曾经指出:“不涉及接受者,文学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好的作品当然应该具备反抗“虚伪的写作”的精神品质,但这种反抗更应该内在化,与读者间的精神呼应关系却不应该大幅度取消。

新散文现象延续至今,已有十几个年头,大约在2008年前后,渐渐有了分化和式微的趋势。陈剑晖、王冰、杨献平等纷纷对新散文写作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批评,不过,在理论回应上,祝勇作为理论代言人就此并没有做出更有力、观点更新颖的陈述。在理论建设层面,除了祝勇本人写于2002年的长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及林贤治《五十年: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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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不仅创作“新散文”,而且以编辑出版和理论主张倡导着“新散文”的方向,他的长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即使不被当“新散文”的“宣言”,至少也是其“新散文”观的完整表达,他写作的《旧宫殿》被认为是“新散文”的代表作品。

杨永康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2000年初散文引起文坛注意。论者认为其散文借助东方古老的汉字,创造了散文的奇异化之美。艺术地使日常生活奇异化,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势雄浑,创造了梦幻般的散文之境,激发了人们对散文这一文体的想象。

文学评论家林贤治回顾五十年中国文学,从人类自由精神出发,以树木为喻,从根、干、枝叶等多个方面,探讨散文写作的特性,时代的不同体制、意识形态、“有活力的组织”对写作的影响,现实环境中作家的言说方式及价值选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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