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太宗容纳错谏
唐太宗虚怀若谷，魏征直言敢谏，一直被认为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楷模，但是受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影响，魏征的意见并非全都正确。
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唐太宗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武德九年（626年）九月，他初登帝位就表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后来更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名言。他主张用武力反击游牧民族的侵略，同时恩威并施，积极经营边疆，建立多民族和谐相处的统一国家。
然而，魏征受“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儒家思想和西汉主父偃“尊华贱夷”论影响，结合唐初“疮痍未复”的国情，认为游牧民族居住的边疆乃荒蛮无用之地，强调内地人力物力财力维艰，不可以蛮夷之事“劳弊中国”，主张采用汉初和亲之策，向唐太宗提出“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政策主张。这一主张防止了唐朝在元气未复时盲目对外用兵，在处理边疆事务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630年唐太宗攻灭称霸东亚的东突厥时，魏征没有认识到唐朝国力日益强盛，坚持保守的边疆政策主张，便与唐太宗产生了分歧。
灭掉东突厥后，唐太宗将九万多归降的突厥人安置到放牧条件较好的河套南部，保全其部落、风俗和生活方式，封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北开州都督，统领所部，突厥部众深受感动，倾心归附。639年，唐太宗根据阿史那思摩的请求，命他率突厥降众北渡黄河，重返旧地，成为唐朝与薛延陀汗国之间的屏障，并册封他为突厥可汗。薛延陀本是唐朝的附庸国，在东突厥灭亡后大肆攻伐周边游牧部族，势力迅速膨胀，视阿史那思摩所部为眼中钉，时常对其进行攻伐，经唐太宗斥责后表面有所收敛，暗地却在积极备战。
641年，唐太宗东巡洛阳，为封禅泰山作准备，众将前往跟随，边境守备薄弱。薛延陀可汗夷男认为时机已到，命其子大度设率兵二十万进攻突厥。阿史那思摩仅有四万兵力，被 打得节节败退，紧急撤入长城，大度设穷追不舍，侵入唐朝境内。唐太宗命大将李绩统领十五万大军分五路反击。李绩率本部兵马率先出击，以六千精骑迎战大度设率领的三万先锋军，连战皆胜，杀得大度设溃逃至漠北。
捷报传来，唐太宗打算让李绩乘胜追击，荡平薛延陀，消除北疆威胁，但魏征认为薛延陀仍有相当实力，而且惩戒薛延陀的目的已达到，还引用汉武帝贪求边功虚耗国力的历史教训，反对继续用兵。魏征是朝臣中直言进谏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一再坚持己见，唐太宗只好命令各路唐军班师，同时加强边疆守备，严防薛延陀进犯。
果然不出唐太宗所料，魏征去世后的第三年（645年）夷男病死，其子拔灼自立为可汗，趁唐太宗远征高句丽之际大举进犯，在夏州（今陕西靖边）被唐将执失思力（突厥人）击败，狼狈逃入回纥境内，不久被回纥人所杀。薛延陀余部窜回故土，为争权夺利相互攻杀，各族人民深受其苦。
646年，唐太宗派李绩统一指挥灭薛延陀之战。李绩感慨道：“当初薛延陀犯边，我们都想乘胜追击，可惜被魏征苦
苦劝住。如果那时灭掉薛延陀，可保边境五十年和平，哪会有今天的祸患！”唐太宗说：“如果当时不采纳魏征的谏言，必定会堵塞言路。你看重的是作战之机，我看重的是治国之道啊！”李绩引兵北进，只用一个月就灭掉了薛延陀。
唐太宗将广开言路看作治国理政的关键，他对魏征错误谏言的容纳和对薛延陀的防范，体现出他的宽广胸襟与务实作风，确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