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文学与教育之间，找寻自我的身份认同
正如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文化研究学者保罗·吉尔特论证的那样，“身份既不是某种客观条件的天然限定，也不是
某种主观幻觉支配下的随意构设，它是一种被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行为”。叶圣陶既
是“五四”时期启迪民昧的文学家，又是推行教育改革的教育家，他的文学活动中渗透着教育，教育实践中也追寻着文学。可以说，作为兼具文学家与教育家身份于一体的叶圣陶，在文学与教育的转换交接中，也在不断地探求着自我生命的奥义，找寻着自我的身份认同。
探究其生平可以发现，叶圣陶最先选择的是教育事业。早年中学毕业，叶圣陶即进入小学从事教职工作。由于教师的布道者身份，叶圣陶需要不断学习充电。尽管叶圣陶并没有留过洋，但身处于“五四”思想大爆炸、外国思潮不断涌进的时代，他得以接触了一大批文学作品。他曾说过“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17]。在1921年发表的《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叶圣陶也说：“我是个小学
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
了来试一试的念头。”[18]此处的文学形式正是指叶圣陶当时阅读的一些安徒生、王尔德等人的童话。再加上当时郑振铎主编《儿童世界》，经常会向叶圣陶约一些稿子，无形中也督促了他的童话创作。就小说创作而言，叶圣陶也多是出于用文字来讽刺一下现实的目的来“聊以自适”，所以叶圣陶也会发出“对社 会会有什么影响，我是不甚相信的”[19]无奈感叹。对笔下的人物，叶圣陶始终抱着一种客观严正的态度，因为“不敢存着玩弄的心思”，所以“也就无所谓对谁最抱同感”[20]，由此，叶圣陶将目光多投射于自己身边的小市民身上，从最熟悉的教育界入手，小说创作反映教育界黑暗的作品居多。因此，不免受到“题材比较狭窄，作品还缺乏浓厚的时代气息”[21]的评价，即使后来获得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坛上的教育小说作家”的称赞，也不过是把他框定在教育小说的范畴之内。直到后期，叶圣陶推出短篇小说《夜》，作品中刻画的“由悲哀到愤怒，从懦弱到坚强”的老母亲形象出现，才把叶圣陶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推向一个新高度。可以说，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是他身处教育界中的无意之作，他的书写更多情况下是用来排遣心中的情绪，虽然不免有一些“言志”与“载道”的念想，但却并非执着于引起轰动社会影响的目的。
文学之外，叶圣陶始终处在教育之内。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他业余偶然为之的情绪书写，那么教育改革则注入了叶圣陶刻意为之的目的性。叶圣陶身处教育界，他面对的正是中国社会成长中的青少年。作为全力推行教育改革的旗手，叶圣陶深知教育对人的重要导向意义，他说“一个人在幼稚的时候，教育却闪
在一旁，不与幼稚的人见面：我认为这一点是教育的错失。不论方法是好是坏，有总胜于无，有方法而并不好，以后可以改
正，无方法就从根本上完了”[22]。所以，叶圣陶主张在教育改
革中倡导文学和语言思想的一贯训练，即“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写”[23]，致力于把技术的训练、把学习和掌握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语文教育的第一位，并始终强调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离不开‘听’‘说’‘读’‘写’”[24]。在叶圣陶从事教育事业的76年里，他参与了多本教材的编写，也实行了一次次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之前语文所称的“国文”、“国语”，也正是在叶圣陶1949年主持拟定《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率先提出“语文”才称这一名称的。可见，叶圣陶为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综观叶圣陶的文学与社会活动，笔者认为，在文学与教育徘徊中的叶圣陶自我更倾向于教育方面的实干家，虽有文学书写，但他的作品多是由教育界的现象而生发感慨。在书写之外，他的落笔旨归终在教育界。当然，“从来没有任何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已具备完整的意义”[25]。考察叶圣陶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以及文化心理的认同，还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出发，不过，就当前的资料汇总已不难得出结论：身处“五四”时期的叶圣陶，更偏爱自己的教育家身份胜过文学家身份。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叶圣陶选择了把自己置身于广阔的民族教育的大背景中，用教育来引导社会，建构着自己文学家之上的教育家身份。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