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汴京语言的口语特点及文化比较

我们知道，人的声音在口腔里是最苍白无力的，只有变成共鸣音，才会具有语言表达上的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汴京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字音在口腔里的幅度变化大，有利于充分调动口腔内的发声器官形成共鸣语言，听觉效果为韵脚分明和清楚易懂。“韵脚分明”体现的是语言文化内涵的层面，“清楚易懂”则属于发声位置上的能力表现。汴京语言的形成属于典型的“主韵归流”的例子，它属于朝代京都大文化环境下语言群居融合的范例。

一个地方的语言形成特点与其所处地域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地域广袤，东西南北语言差异极大，即使在一个小区域也有“十里不同俗，五里不同语”之说。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据她回忆，当初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声乐老师在钢琴上竟然找不到她的高音区，因地制宜地让她保留藏族民歌的演唱风格；指导她通过科学方法把自然状态发挥到极致，使她练就了优美圆润、清亮委婉，具有浓厚藏歌韵味的好音质；把她打造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高材

生。正是全国各地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的民族音乐如此的与众不同和丰富多彩。

我们把现在的开封话和山西话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似点：基本上是语音不同而语调相同，说话字的调式大都在同一位置，并且在问候语中多夹带有儿话音。记得一次，我们到山西五台山旅游，在一家饭店吃饭，最后当地的老板问我们要主食时说，“你们吃几碗儿（wanr）？”开封话也是“碗儿” （wanr），并且儿话音很明显，洛阳说“碗”（wan）是（wo）,不带儿话音。山西平遥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和阎维文，平遥人说这两位歌唱家的名字和开封话感到明显的调式相同，但阎维文的“文”平遥人不说“wen”而说成“weng”。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明末清初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九州之内，择其乡音最劲、舌本最强而言，则莫过于秦晋二地。不知秦晋之音，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秦音无东钟，晋音无真文；秦音呼东钟为真文，晋音呼真文为东钟”。鉴于汴京语言和山西语言的渊源关系，这就是今天的开封话口腔吐字变化力度相对

河南其他地方语言较大的主要原因。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原音韵》音系无入声的争论就开始了，学者们分别从韵书的体例、序言、起例、作词十法、戏曲押韵等方面研究；之所以争论延绵达半个世纪之久，都只是在纸质书籍中寻找和破解答案，其实都忽略了汴京语言的形成过程，都没有从生活哲学中去研究和发现规律，概念说一万遍还是概念。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山西语言的特点，从事物的本源上去认识研究，就不难理解《中原音韵》音系无入声的学术争论问题了。

我们说郑州话是从开封话派生出来的，和开封话非常接近，语音语调都很相似。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口腔内字的变化幅度不一样，郑州话较开封话力度相对稍弱一些。但不是十分明显，如果不仔细分辨，感觉区别不大，实际是不一样的。有过一段时间流行的河南版《猫和老鼠》就是典型的郑州话。现在人们有一种感觉，豫剧的味道不浓了，那就是演员语言的训练过程中缺乏对戏曲语言的训练和把握，改用了和多用郑州话，而离开封话远了。我们说字是戏曲声腔的根，吐字变了，字音稍作变化字韵也就跟着变了，“戏味”就肯定不一样，艺术内涵的表达都会发生偏差。

和北京语言相比，北京话因为是满语的汉化，相对汴京语言形成的时间要稍长一些。满语汉化后土语成分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况且有些话说起来根本不押韵。普通话则是在北京话的

基础上经过汉语拼音的人工规范后才成为全国的通用语言，是一种人造语言，不是社会的自然语言，由此可见强势语言的扩张能力。汴京语言在口语的表达上一声自然平声；二声偏于下滑；三声由高向下滑，起点比二声高；四声则缓缓上扬。说起话来就显得重音多，少拖泥带水，干脆明了，更加贴近生活。比如豫剧现代戏《朝阳沟》中的人物语言表达，就十分注重剧情人物的生活气息，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和淋漓尽致。再如早在清代后期，京剧还被称为皮黄腔的时候，在唱腔上就是“咿咿呀呀”了老半天，人们也没有听明白唱的是啥字。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演员在演唱时，因为剧种在磨合形成期并不太注意吐字归韵的方法，老话上叫做“不吐字”。后来的皮黄腔在舞台实践过程更多借鉴了豫剧“先吐字、后行腔”的演唱方法，使京剧在戏曲语言的运用表现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汴京语言属于北方语系，和南方语言可比性不大，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不过有一点，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港台的一些歌星一开口都是满嘴的港台腔，可唱起歌来吐字一旦变成普通话，尽管不是太标准，但是大家还都可以听得懂的。港台语言形成的通俗流行音乐的歌唱风格，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时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成长。本土的语言文化越来越不被认可，离我们的戏曲文化也更加遥远，这种文化现象存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