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语言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
语言和文字都是重要的文化符号，语言的成熟和发展又为汉字文化水平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汴京语言在公元1千年后逐步担当领衔文化发展主演，把中国文化推向多个领域的延伸，并得到重大推进和突破。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国学大家们都没有去涉及研究，成为学术憾事。
一是说唱艺术的兴起为汴京语言奠定了重要基础。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方式在我国曲艺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整个开封城在汴京语言的推广普及下，继承发展了唐代小说（不是供阅读的文字著作，是说话表演艺术，也就是后来的评话、评书的前身）、俗讲变文等单向艺术，并由市民文化的迅速崛起、奠基构筑成繁盛的说唱艺坛，从整体上确立了更加成熟的曲艺文化。史书资料显示的“游棚”就是当时开封城里说唱活动的重要场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除有街头说唱场景外，还有艺人在勾栏中表演、观众围听的形象场面；《水浒传》第72回“李逵元夜闹东京”写开封城，也用了“黎庶尽歌丰稔曲，娇娥齐唱太平词”来反映当时的汴京盛况。据有关资料
记载，开封的说唱场所瓦子勾栏，说唱艺术不仅有小说、讲史、商谜、合生、说诨话、嘌唱、诸宫调、唱耍令、说经、鼓子词等多种形式，并且讲史的有“史书”可依，小说有“话本”可说，出现有职业专业分工的说唱艺人：讲史的艺人有孙宽、曾无党等5人；专说《五代史》的艺人尹常卖；评说汉末魏、吴、蜀三国三分天下的霍四究；说小说的有杨中立、赵世亨等6人。北宋汴京说唱专业队伍的形成，在中国的曲艺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汴京语言走向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是汴京语言为宋元杂剧新言体的形成创造了语言环境。经过两宋朝代在汴京语言基础上的锤炼发展，经历了生活艺术化的实践运用，到了元朝杂剧作家时代，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创作剧本至少在五六百种以上，保留到现在的也还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作品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其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已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描写一个善良无辜的童养媳窦娥的悲惨遭遇，反映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和贪官污吏的徇私
枉法，深刻地揭露元朝社会的黑暗现实，歌颂了被压迫者感天动地的坚强意志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全剧以争取婚姻自主与专制社会恪守“父母之命”的矛盾为主线，以崔莺莺、张珙和红娘三人之间的误会和冲突为副线，时张时弛，时动时静，时喜时悲，时聚时散，挥洒自如，色彩斑斓。从“惊艳”“联吟”到“赖婚”，充分表现了崔莺莺对爱情的渴望，由于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束缚，又有“闹简”、“赖简”的曲折和反复。在“听琴” “佳期”“长亭”几折戏之后，崔莺莺终于走上叛逆的道路，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剧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和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语言的一个作用在于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它是元杂剧创作成功的重要生活基础。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中对元杂剧高度评价：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又说：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三是汴京语言开辟了明清时代从口头故事向文字小说体裁转化媒介作用的新天地。应该看到，朝代语言的变迁和文学主流体裁紧密相关，汉赋和汉文章把汉文字从篆体向隶书与楷书的转变中，将文化内涵升华到了很高的层次；唐诗、宋词和元曲由于语言的进步成为朝代文学的标向杆；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为古典小说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文学经典，流传广泛，影响深远。需要指出，这四部宏伟巨著，只有《红楼梦》属于原创作品，其他三部都是在民间故事传说、艺人说唱和文字流传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思想性和文学性明显带有时代特征的痕迹，但它仍属于历史阶段的超越、突破和基础积淀，因而才使得到了清代打造出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代表中国文学的扛鼎极品。这其中的“三国”故事，魏晋时期在民间就有流传，有关的人物故事便在人们口头上讲述。当时已有曹操、袁绍、诸葛亮、司马懿等人的传说，晋人陈寿将“三国”大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写于《三国志》中。后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又收集补充很多有关三国人物的传说故事，很显然在民间早有“口头文学”的流传。至宋仁宗有“谈三国事者”和北宋后期的霍四究“评说汉末魏、吴、蜀三国三分天下”，更为深入人心，妇孺尽知。苏轼《东坡志林》卷六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当时褒刘贬曹意向，已成为平民百姓的心理定势。至于北宋广为流传讲说的社会根源，鲁迅先生在《中国小史略》中指出：“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这里鲁迅先生“宜于讲说”就有汴京语言表达更加动听和吸引人的意思。《西游记》和《水浒
传》也莫不过如此，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作为口语表达的明显进步变化，汴京语言形成之后便开启了新的历史文化长河，在汉语言的推进中举足轻重，对整个文学的影响尤为突出，非同寻常。
四是汴京语言实现从文学剧本向戏曲肢体艺术转化过程的人的个性展示和文化提升。“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特征展示了中国戏曲的无穷魅力。汴京语言把生活艺术化体现到人的肢体身上，把文学剧本的故事情节转变到舞台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人物特征从纸质层面变成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是中国文化一次划时代性的质的飞跃。它加深并提升了人们对文学剧情的理解、人物的刻画把握，实现人的个性艺术展现，形成文艺百花齐放的新格局，是历史朝代在文化进程中的意义重大的突破。对戏曲的语言要求，李渔在《闲情偶寄》“恪守词韵”中讲： “既有《中原音韵》一书，则犹畛域画定，寸步不容越矣”。意思是既然有了《中原音韵》一书，就好比划定了疆界，不能越雷池半步。李渔讲的实际上是戏曲语言的规范问题，地方语言可能不一样，但舞台艺术的语言表达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程式化的规范要求。可见，当时的戏曲艺术从自然口语走向规范成熟、和谐美感的过程中，汴京语言作为全国性的语言规范引导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世界文化的范围看，中国戏曲是较为成熟完整并有别于西方戏剧的表演体系。全国各地语言的差异性、多彩性和音乐性，都使得中国戏曲唱念合一的舞台特征，不像西方的话剧和歌剧是两种分离的表演形式。站在语言文化的角度上去认识中国的戏曲问题，过去有学者认为梅兰芳表演体系不代表中国戏曲的观点是片面的，需要学术上的重新认识。应该认为，中国戏曲的成熟、完整和规范只能说是近百年的历史，话剧艺术是舶来品，不能代表中国的本土文化。梅兰芳时代的京剧艺术真正成为中国最规范的戏剧表演体系，一个关键的标志，就在于语言文化的演变成熟和完全承担了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五是汴京语言为规范形成全国的语言新体系积累了重要的语言经验。我们现在推广的通用语言普通话，“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先生功不可没，必将永载史册。从语言本身来讲，全国的语系成千上万，不计其数，而在历史上就一直有语言规范的问题。《中原音韵》就是规范语言的重要标准，古人在本地讲自己的土语，但是通过学习《中原音韵》就会知道全国推行的共同语，有助于各地的交流和沟通。延续至今语言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是必然的，正由于历史的文化积淀才有了我们今天更加规范标准的普通话，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现在的普通话四声分明，抑扬顿挫，自然平缓，读音通顺而基本无造作，特别是朗读诗文会展现出更大的情感空间。人与人之间用普通话交流，相互沟通会更明白，不会产生意思表达上的歧义，这属于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很重要表现。
汴京语言是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常讲人说话和唱戏要注意分清尖团字，即普通话的舌前音和舌后音。在开封话中的j、q、x读音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被称为半尖音，普通话则为平声读出；开封话读音在声带上的位置明显靠上，在尖音之下，这样表达的词义可能在语气上略微饱满一些，其他的读音和普通话区别不是很大。这也是开封话和普通话接近，开封难以产生第三种语言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一种观点是应该纠正的，一些专家学者由于对语言研究缺乏历史性的认识、文化上的理解和生活中的体验，一直认为方言是在社会封闭、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地域隔绝的结果；把开放流动的现代社会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与推广普通话和方言传播对立起来，认为方言不利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交流沟通，应逐步淘汰。此说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要忘了，正是在封闭的社会中产生的语言特色才形成了色彩绚丽的民族文化，才显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特征上的与众不同和根源问题。建国已经快70年了，普通话也推广了60多年。除了社会生活交流方便外，在此语言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内涵又有多少呢？产生了多少个性文化呢？没有个性的文化特征又怎么去体现民族的精神状态呢？这一点更值得我们去深思，去认真看待我们的民族语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