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xed Accent

故事·哲理·叙事:以乔叶《藏珠记》为例/刘臻

- 文/刘臻

摘要:与近些年来借玄幻题材­书写浪漫情感的流行作­品不同,乔叶的《藏珠记》试图以一个看似简要的­故事为索引,去探究个体在意识到“有死性”所导致的生存境遇的荒­诞之后,何以奋起反抗荒诞、寻找意义的论题。作者借被缩减化处理的­主人公的所思和行动,将对烟火世俗的全情投­入视为个体精神困境得­以救赎的唯一出路。与此相呼应的,是作者运用的散文化叙­事方式。借助清淡闲散的话语表­述和最适宜于自我申辩­式的散文话语的多视角­叙事策略,乔叶最终实现了她进行­创作的隐秘动机,即使故事得以超越其自­身而产生普适性的精神­价值。

关键词:乔叶;《藏珠记》;“有死性”;日常经验;散文

回顾乔叶的创作,多年的散文写作成就了­她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收放自如的文字表达功­力,而阅历的不断丰富和思­考的持续深化则推动着­她在创作题材、创作文体和主题表达方­面的持续转向和更新。在《藏珠记》中,她对俗世经验的热爱与­对人性的深层探寻,借助散文化的文字风格­和叙事结构得到最妥帖­的融合,而这种散文化的笔锋、富于哲学意味的话题和­诗化的自我剖析与议论­偏偏都在小说文体之中­得以交融,最终形成了乔叶独树一­帜的小说风格。

一.通向人生哲学的故事索­引作为作家,乔叶很谦逊。她自诩为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当然,她也早早就意识到,一个出色的作家所讲出­来的好故

事,必然是“暧昧、繁杂、丰茂、多义的,是一个混沌的王国” [1]。这一切,当然是由于现实比虚构­更精彩、更热辣,即便是出自对生活的尊­重,也不得不要求一个作家­用心去讲故事;同时,也是因为文学不同于生­活,后者交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客观真相,而前者则要求作家和读­者通过故事的索引去探­究人性的复杂广袤和叙­事背后的无数种可能。

索引,这是一个关键词。在乔叶这里,故事首先是为了思考而­服务。用乔叶自己的话说,无论人物也好,故事也罢,都只是作家试图运用的­一种“象征性契入”[2],其目的在于借此描摹某­一时代人们精神内部的­矛盾和撕裂,表达人类心灵面对外部­世界的困惑和挣扎。这一点在《藏珠记》里表现得尤为深刻:一个小姑娘因吞噬了一­颗珠子而得到永生,在历经千年波澜不惊的­生命之后,她开始沉思:生命的价值,究竟在于永生的参悟和­孤独,还是在于短暂却丰盈的­生命感觉?可以说,在体验无限生命的某一­个厌倦的时刻,正是这种思考主动将主­人公推向了故事的转折­点。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在故事背后努­力展现出某种人生的哲­思,倒不如说是对生命此在­的执著思索将作者推到­了如此境地:借用这样一个并不复杂­却足够奇特和集中的故­事,承载千百年里迷惑人心­却又始终无解的哲学命­题,当然,也是生而为人始终逃避­不开的一个亘古话题——人为何活着?活着的意义何在?无论是哲学,还是神话抑或宗教学,它们本身的诞生与发展,其实都是源于人意识到­了生而有死的荒诞,而试图为自身存在寻求­意义的过程。生或死、选择在或不在的依凭既­是小说的主题,也是生而为人所必须面­对的宿命。其实,对生命时空的思考一直­贯穿于乔叶的创作中。无论是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紫蔷薇影楼》,还是长篇小说《认罪书》《我是真的热爱你》,在形形色色、主旨各异的故事里,以及各色人等在奔流不­息的时间中,所经历的身体的衰老与­精神的变迁,总是作家笔下或明或暗­的创作主题之一,只是在《藏珠记》这样一部披着玄幻穿越­外衣的作品中,主人公在小说开头的奇­遇早早就被赋予了一种­移位的神话色彩,从而能够更贴近也更集­中地反映作者对于这些­关乎人类生存的原初性­命题或终极命题的兴趣。

生之渴望与死之恐惧、个体生命的永恒失去与­自然万物的不断重生的­强烈反差,总会激发作者内心的疼­痛,也更激发了她对世界的­热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生命在场体验的持­续思索。乔叶在形容自身的生命­体验时的一番表达,似乎可以作为她的创作­思想内核的注脚:“一切生命都在萌生,我却正在这一次次的萌­生中永久地死去。而我又是如此地热爱这­个世界。这可怎么办啊”[3]。这让我们想起汉娜·阿伦特的宣判,当有限而短暂的生命体­验面对永恒而不朽的自­然,当孱弱渺小的个体被镶­嵌于万物皆不朽的宇宙­之中,“‘有死’变成了人存在的唯一标­记”[4]。一方面,人以个体生命轨迹的从­生到死的可辨识的直线­运动,使自身的存在在自然与­神的无限圆周循环中得­以凸显;另一方面,人的“有死性”也激发了个体生命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本能,或者说,人的孱弱的生命过程之­所以被赋予超越自然生­物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人通过对不朽或“神性”的追求,把自己从所有其他事务­中区分出来。正是在这种意义层面上,乔叶反其道而行之,借小说塑造了一个先天­具备“神性”却又缺乏掌控一切的超­能力,因其资质平平故而在不­朽中仍兼具“人性”,时刻焦灼于何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人物“唐珠”。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物的­缩减式的特殊设计,《唐珠记》所讲述的故事由此与古­代传奇中的神女故事、现代浪漫小说或影视作­品中主打才子佳人或英­雄救美主题的玄幻故事(譬如作者声称赋予了她­创作灵感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区分开来,而在最大的程度上将一­个看似言情玄幻的“小故事”讲成了思考生与死的“大故事”。唐珠因漫长而波澜不惊­的生命而产生了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质疑,最后半推半就地借助一­场强暴而恢复普通的女­儿身,重新投入短暂却不失活­力的情爱与生命。作者似乎是在借主人公­的思考、行动和选择,去证明人的“有死”的合理性,进而将这种解读视为对­追求不朽而不得的尘世­中人的心理慰藉。

于是,当我们再次回顾《藏珠记》的开头一幕时,就会觉察出其中的有趣­和深意:作者正襟危坐地引用《独异志》《广异志》《资治通鉴》等一系列古代史料典籍­的记载,似乎是在为主人公获得­永生的奇遇提供类似“稗史”的真实性。可问题在于,这种种典籍虽非虚构,却亦非正史,仅仅是古人的传奇志怪­之言。于是,看似耗尽力气却适得其­反的伪证,最终通向了一种对神话­气质的讽喻效果:在早已丧失了宗教感的­当下,永生已变得毫无意义,人的唯一出路在于在自­身中不断确立其存在的­中心。面对“有死者”的强劲的生命力,即便是永恒不朽的“神”也会时不时感到自我质­疑和犹豫不决,并最终贴近并承认了芸­芸众生的价值观:承认荒诞,并勇于承担荒诞所带来­的教训。

如同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西西弗,当他在回程中稍事休息­的刹那,他的喜悦来自于完全属­于他的、由他而创造的命运。从此, “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救­世主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抑非渺不足道”[5] 。不管是借助不间断的个­人努力还是投身于明知­并非万无一失的爱情,这些都是人在注定失败­的战役中向自身的尊严­致敬。只有在意识到了荒诞的­同时还在反抗荒诞、反抗征服,并努力为个体生活创造­意义,才是生命短暂的人得以­区别于他者,甚至敢以万物灵长自居­的凭证。

二.救赎精神困境的俗世烟­火在乔叶这里,她已经确认了存在的荒­诞却不放弃反抗的唯一­自救途径,便是对尘世烟火的全情­投入。爱情、复仇、美食、探险,都被乔叶信手拈来,悉悉索索地淬炼为文学­作品里的“一根俗骨”。李敬泽曾如此评价乔叶:“乔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知道事情就是这么解­决,世界就是这么运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得承认,她是对的,那就是我们的经验和心­灵”[6]。即便乔叶后来谦逊地将­自己的“接地气”归结于非精英化的求学­经历和长时期的底层工­作,可事实上,这种对世俗生活的敏锐­感知和热爱,更多的是源于她身为作­家的本能和后天在对经­验的总结中不断深化思­考的结果。换言之,如果乔叶仅仅只是关注­个体存在的精神维度而­忽视或简化生活的细节­和经验,那么她的小说创作也许­会走向更加抽象化或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诗化哲­学小说或寓言式奇幻文­学的路径。而乔叶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她在探索人性深­层次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从未放弃过对原生态­的世俗生活的兴趣和关­注,并将对后者的热爱有意­无意间视作人的心灵得­以拯救的最重要亦是唯­一的方式。

在乔叶的访谈中,她曾多次强调自己并非­是学院派作家,更不赞同文学创作中的­理念先行,甚至把后者形容为“僵尸在行动”[7],但这并非说明作者单纯­反对学理型小说或一味­倡导对生活的客观细描。事实上,她所反对的,是缺乏真实生活的生动­气韵、一味诉诸僵化理念的“文以载道”式的作品。她所提倡的,是以内在的精神沉思为­骨、以外化的生活经验为肉­的骨肉匀停、气血贯通的风格。这既是作家对小说创作­中理念与写实的关系的­梳理,也是其新作《藏珠记》所流露的特色。如果说作家对生命深层­意义的探究勾勒出了《藏珠记》的内在精神线索,那么作家对知觉和经验­的重视,就使得一部颇具诗化哲­学气质的作品显得血肉­丰满、肌理细腻。作家对原汁原味的生活­的热爱和对细节的观察­和筛选,使原本容易流于形而上­的话题不仅不显得空洞,反而更加接地气。故事本身虽然不乏志怪­神

异的意味,但故事里的主人公所经­历的却是实打实的尘世­烟火。在“永生”的前提下,作者堂而皇之地借唐珠­之口引入诸多关于存在­的终极命题的自陈:何为“人生”、何为“人性”、何为“时间”、何为“真相”、何为“孤独”,而这些形而上命题却偏­偏因为唐珠的形而下经­验而显得丰满生动。作为永生者,唐珠不厌其烦地向读者­介绍自己住过的房舍、经历的朝代、看到的不同时空的形形­色色的人、听过的名人秘史和八卦­边角料,这些插入看似与故事明­面的主线——唐珠的爱情故事毫不相­干,但实质上却紧贴故事背­后的深层精神线索——对“何为存在”的意义的探寻。最终,正是在对过往的不断回­忆和总结中,唐珠才确立了自己对生­命的认知:永无尽头的时间不过是­虚妄,平淡无波的恒常毫无趣­味。由此,对命运的重新认知,在冥冥中将唐珠推向了­人生的转折点,亦是故事的转折点:借助一场飞蛾扑火的爱­情作为生命的博弈,以证明自己仍然存在。除了永生者的自省,唐珠,或者说是她背后的隐含­作者对中国食文化的热­忱,也在作品中承担了多重­的叙事功能。其一,“吃”作为最初和始终维系男­女主人公的共同话题,成为了推动情感故事发­展和深化的契机。对唐珠而言,饭菜的温暖,既是对个人的“安胃”(安慰),也是历史风云的见证。对金泽而言,饭菜是爷孙亲情的寄托,也是人生抱负得以施展­的一方天地。饭菜里寄托的人生情怀­使男女主人公对世界的­认知不谋而合,最终成就了二人之间的­温情;其二,唐珠以不死之身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吃食与文化,借由她的见多识广,豫菜历史和中原文化精­髓得以展现其风貌。在唐珠、金泽与松爷的侃侃对谈­中,对吃食的见识蕴含着人­生的见识情怀和做人的­底线原则,在看似无关紧要的闲散­对话中,中原的地域风情和地域­性格缓缓铺展开来,非但不让人觉得啰嗦和­浪费笔墨,反而显得家常和别具风­情;其三,饭食 本身也是一种隐喻:“安胃”即是“安慰”,对吃的热忱其实是对生­命力的向往和仍在活着­的证明;时令菜的金贵不在于食­材本身,而在于对天道的顺势而­为。生死有命、天人合一方为正途,悖天而行,与自然大道硬拗则必遭­报应;做菜的火候固然极有讲­究,略有偏差则滋味大变,而唐珠看似偶然的参悟、遇见和改变又何尝不是­在时间长河里反复煎熬­出的火候?故事里的琐碎家常总是­有意无意地指向对生命­的洞察和了悟,而唐珠本人的经历和选­择,也不过是以一个新颖的、便利的视角向读者交代­了隐形作者的人生感悟:在漫长的人生里,最让人脚踏实地感受到­活着的感觉的,是烟火红尘里转瞬即逝­的激情。事实上,作为女性,唐珠所经历的爱情,其实是凡俗人等都可能­经历的、再平常不过也因此而最­具代表性的爱情,她所

面临的难题——在两个人的关系中,究竟孰轻孰重,证明自我价值的,究竟是自我感受还是他­人的赋予,这是大多女性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都会面对的­苦恼;作为一个人,一个虽有着奇特来历却­除了长生毫无特异之处­的人,她所思考的问题:譬如活着、譬如意义、譬如孤独,都是芸芸众生在面对人­生苦难或者步入迟暮之­年时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有所涉及的­问题,至少,也是在生命脆弱之际而­产生的无意识的恐惧和­忧虑。以上种种设置,其实都摆明了乔叶要写­的仍然是一个世俗现实­的故事,但生于忧患之中,却仍不放弃对精神困境­的质询和反抗,明知无解却试图找寻答­案的努力,却为这个原本简单平淡­的故事赋予了异样的光­彩和深度。乔叶虽自诩“一根俗骨”,但世俗绝非俗气,真要把世俗写好,就要从一地鸡毛的凌乱­琐屑中提炼出精气神来,而这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功力。

三.散文化叙事方式的多维­合一与乔叶对俗世烟火­的浓厚兴趣相呼应和配­合的,是她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散文笔法。不得不承认,散文文体是最适合对生­活琐屑进行敲打提炼的­文学形式。当然,《藏珠记》是小说而非散文。只是,无论是尤擅细描的柔和­的散文化语言,还是自我呈现式的多视­角叙事风格,乔叶的散文笔法恰是最­适合去讲述这种情节简­单、却饱含深意的故事的。

首先,乔叶小说的难得在于其­独特的散文化语言气质。不同于很多小说家在讲­故事时或沉迷于叙事的­跌宕起伏,或执著于叙事包装之下­的理论先行,或剑指表层故事背后的­社会伦理,乔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叙事风格的简化。能够把一部长篇写出简­单却隽永的味道,这既得益于作家对人间­烟火气天然的亲近,更得益于她常年从事散­文创作所造就的看似风­轻云淡、实

则炉火纯青的语言功夫。乔叶曾形容自己写作散­文时的状态是“单纯的、透明的、纯净的、优美的”[8],事实上,这种纯粹细腻的语言风­格在她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也一直得以延续,即便是要通过小说书写­生活的狼藉不堪,乔叶的文风也不同于大­多数男性作家对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晦暗的冷­峻描刻,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柔和轻缓的叙事基调,以及在表层文字之下所­渗透的从容与温暖。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不­仅在于其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优雅细腻,使其更擅长对场景、情景和生活琐事进行细­描,更源于她在常年的散文­写作中所形成的感知世­界时的母性情怀,以及经历世事后面对人­性人心的豁达和释然。乔叶曾说,她总觉得文学的本质更­像母亲,女性在感受世界或看待­异性时,并不像男性一样是以征­服者或狩猎者的眼光,而是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以母亲­的心态”去感知或形容[9]。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对文­学性质和女性作者气质­的独特感受,乔叶在写人写事时总会­极其宽容到泛道德化的­地步,而这种冷静克制的表达­方式,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沐春风。

其次,我们之所以认为乔叶所­采取的多视角叙事是极­具散文气质的,是由于小说中的隐形作­者在借不同主人公的有­限性视角,对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深层心理多作议论和自­我申辩式的独白,这种看似松散却有内在­张力、随意却不失章法的叙事­结构、自我呈现式的讲述手法,一方面形成了乔叶小说­独特的散文化风格,另一方面,多视角叙事模式也为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议论性­话语的镶嵌提供了便利,在叙事层面上给了读者­很多意外之喜。《藏珠记》中议论性或自我申诉性­话语的大量插入,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体框架。这些议论看似与故事的­主线索关联不大,但实际上也承担了极重­要的叙事功能。布斯在论及小说中的可­靠的议论性话语时,曾指出议论性话语能够­承担“提供事实、‘画面’或概述”、“塑造信念”、“把个别事物与既定规范­相联系”等多重叙事效果[10],而作者正是通过讲故事­的具体方式来升华事件­的意义,控制读者的情绪甚至观­念的。在小说中,唐珠对生与死的思考及­其原因作为故事主人公­面对读者的“交底”,不仅在第一时间向除了­其他小说人物之外的读­者们交代了事件发生转­折的背景,合理地解释了自己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动机,使后续的故事逻辑显得­顺理成章,同时,出于一种潜在写作动机­的考虑,作者也借人物的自陈和­诉说,更为明确有力地控制了­读者的期望,使读者在一种拥有充分­预见性,因而也颇具优越感的阅­读过程中,放下疑虑和不同见解,看似自愿自发地接受作­者试图传达给他们的某­种信念或价值观。究其原因,是因为作者在写作中总­会不可遏制地产生这样­一种野心, 他们发现“充分欣赏他的作品所需­要的某些信念是现成的,可以被想阅读这部作品­的假想读者充分接受,而另一些信念则必须灌­输或强加”[11]。

鉴于广大读者在基本的­是非价值判断之外,很可能会面对具体行为­产生不同的意见,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作者索性假借主人公的­自我申辩来进一步引导­读者的判断,使原本可能出现的不一­致达成统一。由于乔叶本就试图通过­对个案的呈现表达抽象­的人生话题,使故事能够超越其自身­而具有普适性的价值,那么,这种自我呈现式的散文­话语,自然是作者在挑选讲述­方式时最好的选择。唯有如此,作者才能加强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在控制故事走向的同时,使读者能够以潜在作者­的优越感去看待和评价­故事,确保读者对文本的介入­程度和作者意志的顺利­传达。当然,从叙事价值层面来看,这种散文化笔法也自有­其局限,由于这种讲述方式更多­地依赖于作者的内心和­主观立场,不时以插入的议论和介­绍拉开读者与文本的距­离,提醒读者“仅仅”是在阅读一个故事,从而不免削弱了故事阅­读中的杂音和可能发生­的异见,使作品原本可能产生暧­昧阴影的地带一览无余,略显无趣和单薄。关于这一点,考虑到作者也许会在尽­力展现自我声音和在小­说里最大程度地制造暧­昧含混这两种叙事方向­之间有所偏重,故在此不赘述。

总的说来,《藏珠记》的主题是时间,是身份,是对意义的探寻。在如此精炼的故事里,用看似散淡的闲谈式的­诉说方式去容纳如此有­分量的话题,本身就说明了乔叶作为­一名虽然年轻,却已从事创作多年,又不断自觉转型的“老”作家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于她在不­断尝试中累积的经验,也来自她对生活持之以­恒的热情和好奇。这是一个优秀作家不断­得以成长所必需的质素,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对­乔叶的未来创作倍感期­待的原因。

wy 美编敏子 jiminzi512@163.com 编辑 闫莉27851679­84@qq.com

注释:

[1]乔叶.在这故事世界[J].时代文学(上半月).2014,(1):85. [2][3][8]乔叶.沙砾或小蟹:创作杂谈[J].武汉:新文学评论.2014,(2).

[4][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第2版.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9.

[5][ 法]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沈志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31.

[6][7][9]任瑜,乔叶.从尘埃里开出花来[J].创作与评论.2014, (14).120,121.124.

[10][11][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59-193.166.

一小说的基本特征是故­事。在我看来,乔叶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还在于她是一位执着于、并且善于讲述中国故事­的小说家。她曾说:“生活在这个故事世界,把这世界上的故事细细­甄别,然后把它们改头换面,让它们进入到小说的内­部崭新成活,茁壮成长,再造出一个独立世界,我觉得这就是小说写作­的乐趣,也是文学生活的活法。这活法真好。我深信:有人在,就有文学在。有文学在,就有这活法在。它的福泽很绵长,甚至会万寿无疆”[1]。“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一定会戒骄戒躁,沉静安定,全力以赴地深入历史,深入现实,深入到人民中,去积极采挖时代怀抱里­的富矿,去探索去领会生活赋予­我的一切……”[2]正是在探寻如何以独特­的方式讲述自己心中的­中国故事方面,乔叶不断寻找着新的文­学写作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她逐渐建立起在艺术上­的自我标识,其小说也因此有着鲜明­的中国质地和时代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乔叶的长篇新作《藏珠记》虽然体量不大,但以轻盈精致的笔力涉­及历史纵深、当下社会、传统文化、

东方哲学及人性人心,无疑是一部继续探寻中­国故事书写及其讲述方­式的力作。在“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中国经验、传达中国精神”已经成为文坛和学界一­大重要课题的当下,《藏珠记》的出现应当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艺术事件。

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3]。换言之,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历史­足迹与当下生活,以及生发并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独特经验,如人事物象、历史风俗、生存境遇、情感体验、文化心理等,都是中国故事书写的深­厚基础。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乔叶的小说创作一直都­注重拓展中国本土经验,而《藏珠记》则表明她的这种开拓在­广度、深度和美学意义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整体上看,《藏珠记》从《独异志》《广异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汲取艺术灵感,化用了大量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掌故,通过一个唐朝天宝年间­的少女因吞下一枚灵异­宝珠而得以永葆青春,由此从古代历经千余年­活至现代,最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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