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庄子讲保身全性之道，就是减少人与自 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摩擦”。

庄子提出“万物与我为一”，即万物齐一的思想。在《齐物论》中讲，庄子讲的是齐“物论”思想。“物论”是什么呢？就是说，老子讲道，庄子讲物。庄子讲，从道的角度讲，物论本齐，各任其性，但在现实世界中“物论”不齐。为什么不齐？不齐的

原因是什么？“齐物论”思想的主旨是“万物齐一”、“听其不齐而自齐”。“齐物”的思想即物化。

《齐物论》中的齐物有三齐：“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物我”是齐是非和齐万物的根本途径，“齐物我”主要

体现在“吾丧我”、人故无情乎及合天人三个方面。“齐物我”最终要达到的境界是物我合一、逍遥自得，消除分别心，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齐是非”消除了差异。“齐生死”则教会人们更加理性的看待死亡。

清末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庄子》为蒙叟之哭泣”、“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在那个“艰于呼吸视听”的浊世，庄子以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状态为代价，捍卫了人格上的自由独立，保持独立守神的姿态，“游心于恬淡、超然之境”，摆脱了“心为物役”，解除了名缰利锁，让自己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放纵不羁、自由任性，逍遥于政治泥淖之外。就连司马迁也不无羡慕地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见《报任安书》）。

曹雪芹最懂得庄子。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曹雪芹的一生，是贫穷潦倒的一生，他写《红楼梦》并没有拿到一文钱的稿费，但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庄子哲学。他以极度的清醒，自甘清贫；他用诗性抵挡了一切形器之累，通过荣宁二府中的“浮生一梦”来消解心中的块垒，从而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陶醉感与轻松感。看似“荒唐言”，实则“辛酸泪”。有人统计，《红楼梦》中共写了三十二个梦，其中最典型的是宝玉梦入太虚幻境那“真假”“有无”的对联，正是庄子的“万物齐一”思想，一切都具有相对性与流变性。

苏轼同样懂得庄子。苏轼于熙宁二年冬被王安石派到开封府，做什么呢？做代理判官。代理判官，就是个判官，但是，又不给他名分，是“代理”的，暂时的，而且一暂时就“暂”了整整一年。

判官专门断案件，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很威武。其实呀，在北宋，判官这个活没多少人愿意干，尤其是开封府判官，狱讼繁多，司马光曾经这样描写：“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整天有断不完的案子，看不完的卷宗，永远忙，永远都忙不完。

王安石为什么要让苏轼来干这个活呢？主要是王安石在朝中主持变法，苏轼这个人总说实话，和王安石的意见总是无法“保持一致”。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就是说让苏轼总有开不完的会，忙不完的事，这样一来，他就没时间在那里议论朝政了。俗务缠身，谅他也没有时间发微信、刷微博，写什么“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类的词了。但苏轼没有颓唐，也没有抱怨，干得还挺顺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他也没有颓唐、抱怨，而是“既来之，则安之”，调整心态，尽量找乐子，甚至看成是一种修炼，

“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正是因为这种达观的平衡心态，使得他直到晚年，都颇受众人崇拜。晚年从海南贬所北上，气度依然不凡：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见《邵氏见闻录》）

《庄子》主张“物化”。怎么理解庄子讲的“物化”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庄子》中讲到“物化”的几处文字：《庄子·齐物论》：“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天地》： “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庄子·天道》：“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刻意》：“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达生》：“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庄子·知北游》：“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庄子·则阳》：“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阖尝舍之！”

庄子说，不知是自己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子；但他又说，我庄子与蝴蝶毕竟不同（“有分”）。前一方面是庄子与蝴蝶浑化为一；后一方面指出二者毕竟不一。两方面合起来，叫“物化”。

甲骨文的“梦”怎么写？右边是床。甲骨文的梦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病叫做临床。放倒的床竖起来。病字边就是床。

庄周梦蝶，还记得那么清楚，临床上叫没有睡实。睡实了就记不得梦境了。《列子》有云：“古之真人，其觉自忘，其寝不梦，几虚语哉？”

庄子讲故事，背后都是有深意的。海南大学一学者朋友说，我以为庄子讲“物化”，想要讲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浑化为一，是突破自我中心主义，原先是物我相互外在，两两对峙，现在进入到物我一体之境（即无我）；但后一方面又指出“我”与蝴蝶毕竟有分，也就是说，“我”并不会完全失去自我的个体性。

“物化”用到人我关系或群己关系上时，就是保持一种与之偕而不自失的状态。如果完全为一（即自我整个没入到对象中），就不叫“物化”了。

北宋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姓文，名同，字与可，这个文与可呀，擅长画竹子，有“墨竹大师”之称。据说他与苏轼是表兄弟。“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源于他画竹的的时候，心中已经有竹子。他说，我只不过把心中的竹子画出来罢了。文与可这个人“其身与竹化”，这就是庄子所说的“物化”。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写画家曾云巢画草虫：曾云巢

无疑工画草虫，年迈愈精。吾常问其有所传乎，无疑笑曰：“是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使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曾云巢观草虫，都是一种物化境界，同《达生》篇“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相类似。

苏轼则喜欢讲“应物”，“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

所谓“应物”，即顺应万物而不执于一。“应物”，就是要面对现实，“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体味人生的慰藉，接受天地万物不齐这一现实，“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与无尽藏之造物者游，安往而不乐”。

“应物”，不是认输，而是不执着，相信“物”本身也在变化，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相信“水到渠成”。即使经历“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同样可以“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同样可以是冠绝平生的奇游。与泥土亲近，和接近文件比起来，哪个更轻松还不一定呢。不就是北归无望么？不就是“无复生还之望”么？那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屡次落榜的惠州秀才好了。“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阿Q就阿Q，精神胜利也是胜利呀。乌台诗案自己没有被处死，已经算得上非常幸运了。死过一次的人，还怕死么？衣食堪忧，负债累累，毕竟是活着，难道还不是幸运吗？

徐州的酒薄，比不上官酿，无所谓啦，毕竟还有酒喝，聊胜于无。苏轼娱乐化地将一位朋友的顺口溜写成《薄薄酒》：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

这就是乐观、豁达。乐观、豁达在中医就是属于阳性的，开放的，不是阴性的、忧郁的。你看那个“癌”字，左边是“疒”，右边是“嵒”。嵒者，岩也。《黄帝内经》曰：“阳化气，阴成形”。在中医里，凡是人体内成形的东西都属于“阴病”范畴。因此，癌症应当属于阴病中之阴病，或者叫阴块、痞块，又可以称为“寒症或寒极之症”。苏轼为什么不患“痞块”？乐观主义呀。

在宋代，知识分子还是有个儒家事业这个理想，也许没有“立功”，但至少“立德”“立言”了。苏轼写了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完成了传世著作。所以，临终前，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颇有些自我安慰地说，“此生没有虚度”。

但是，朝廷方面并没有给他足够的认可。当世皇帝并没有赐予他“文忠公”谥号，这个谥号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赐予苏轼的，感叹苏轼有王佐之才的也是宋孝宗，这大抵属于“追认”吧。

尽管大多数宋人把苏轼看成“文曲星”下凡，但他的学生秦观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苏老师的治国平天下和文学方面的能力不算强，苏老师一生就是“与世周旋”的一生，其成就不在治国，也不在文学，而是在于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黄庭坚则说：苏轼在道德方面有气有节，“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始终”。到了明代，当时的小说更津津乐道的是苏轼的“风流”，吃“东坡肉”、喝花酒之类。

苏轼的一生，还算不上游刃有余。

《庄子·养生主》讲了“庖丁解牛”的故事。说一位姓丁的厨师替文惠君宰牛。丁厨师宰牛时，挥舞屠刀，游刃有余，刀刃与牛骨不发生“摩擦”，那姿势优美如古代的舞姿，是一个“技进乎道”的修炼士。文惠君听后感叹：“善哉！听丁厨师之言，得养生之道了！”

庄子讲，保身全性、养亲尽年之道，就是减少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摩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曹雪芹讲的一个反面教材。她不是一个游刃有余的人，性格中“最是个多心的人”；她抱怨风霜雨雪摧残身体，抱怨周围的人，与宝玉、宝钗等兄弟姐妹之间也总是“摩擦”不断，结果17岁就死了。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死而后已”，勇气可嘉，但不是游刃有余。

《庄子·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庄子看来，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无穷的知识，也是一种“机心”。wy （未完待续）

美编敏子 jiminzi512@163.com 编辑饶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