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小说现实主义主流及其代表作
中国古典文学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源流。《山海经》神话传说、《诗经》、汉乐府、《汉书·艺文志》街谈巷语、《世说新语》志人小说、杜甫诗歌、唐宋八大家、宋话本市井小说、元曲、以《三国演义》《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晚清小说、清诗黄遵宪等，基本上坚持了现实主义传统。而屈原宋玉之楚辞、汉赋、建安文学、唐诗李白、唐传奇小说、宋词苏轼辛
弃疾、宋诗陆游、清诗龚自珍等，其人其文比较注重瑰奇想象，热衷抒发独特情感，颇多浪漫主义色彩。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浪漫主义诗歌有不少，比如以郭沫若《女神》为代表的白话新诗，以贺敬之《回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抒情诗，而小说则较多的延续了现实主义文脉。现实主义小说以鲁迅、矛盾、巴金、老舍等为开拓者，以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为传承者，以刘心武、古华、阿城等为寻
思者，以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余华、毕飞宇等为担当者，以马原、王朔、刘震云等为探索者，未来也必将在新时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涌现出一批集大成者。
百年新小说现实主义主流及其代表作主要有：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创业史》，古华的《芙蓉镇》，阿城的《棋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活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王安忆的《长恨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阿来的《尘埃落定》，李佩甫的《羊的门》，毕飞宇的《推拿》等等。正在崛起的高盛创业小说可谓后起之秀。
现实主义小说首先着眼于正在发生的现实，同时也不吝描述过往的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向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即“史诗”之谓也。作家若钟情于史实则历史味较重，若致力于愿景则多浪漫之风，若对现实生活轻描淡写而着意探讨人性的存在则趋向自由主义，若混迹于甚至游戏于现实则注定蹈入娱乐主义。这主要取决于作家怎样看世界，当然更离不开时代环境的诱因或意识形态的主导。鲁迅的狂人阿Q，茅盾的吴大老板林小老板，巴金的高家三兄弟，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月牙儿，都取自那个时代活生生的现实。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受够了两千年人吃人封建压迫的狂人能不“发狂”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给得了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么？正传者，主流也，而非旁流末流。祥子和月牙儿同属此类。倒是高老太爷、吴荪甫原本富贵人物，却也终究逃不脱破败的命运。非惟人力，实乃世态。“五四”时期这批作家们勇于触碰现实，敢于发出声音，通过小说挖掘现实困境塑造时代灵魂，正是了不起的文人担当。在我们这个商业时代依然显得难能可贵。（参见笔者外一篇《重新发现茅盾<子夜>的价值》）
被新时期文学奉为史诗之作的《白鹿原》，不妨在此做一简单比较。因为陈忠实也书写了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历史。如果说黑娃仿佛于阿Q，则白嘉轩无异于赵老太爷。黑娃的革命更彻底，白嘉轩的统治更顽固。一生娶过七房女人的白嘉轩腰杆挺得太硬太直似乎显得着墨过多，风流浪荡的弱女子田小娥呢，又似乎显得着笔过狠。然则《白鹿原》的典型意义
不在于揭露，而在于用转换了的不一样的视角扫描黄土高原上的风云变幻，借以表达乡村秩序的历史循环。柳青的《创业史》就完全不同。陈忠实唱了一曲挽歌，柳青鼓足了劲在建设。同样在山陕地界，视野再看大一点，小二黑的思想早解放了，包袱早卸下了，小芹早娶到手了；可是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还在苦难的生活中爬行。这不正是陈忠实着力在《白鹿原》中所揭示的历史循环的怪圈么？
现实主义小说关注人类的大命运，也不忘关怀生活中的小人物。《白鹿原》雄阔地展现了“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嘉轩不容怀疑终将被祠堂供奉代代相传，注定上不了家谱只能上耻辱柱的田小娥是否也让人叹惜？对十年“文革”浩劫的反思，《芙蓉镇》这个“小社会”坦然做到了，然而芙蓉姐的命运确是很多农妇曾经有过的痛。《推拿》里一群盲人在盲人店里推拿，“在小说中过日子”，也各自拥有他们的光荣梦想与喜乐悲欢。历史进程无疑是由人类这个宏大群体共同推进的，然而人类文明源自一个一个小人物蚁聚。
生活是小说的永恒母题，小说是生活的逼真表现。莫言的《红高粱》和余华的《活着》作为新时期经典而存在。“余司令”“我奶奶”“土匪种”的英雄本色，“福贵”“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的劳动者本色，他们不为谁而活，就为活着而活。命运的伪饰一旦撕开，只有赤裸的底色露出来。尽管这底色不免透着狠毒，也并不总是让人愉悦。小说首先是灵魂的艺术，然后才是叙述的艺术。对莫言颠覆性的叙述语言，一般读者开始的时候可能很不适应，慢慢地也就嚼出味道来了。余华这人很有一套。他从先锋探索得出一条重要经验：作家不说话，让人物说话，作家只听和写。“我奶奶”如果还活着还会像红高粱一样红，福贵如果还活着一定得继续承受苦难，就像也叫“福贵”的那头老牛一样至死方休。
现实主义要描写现实，无论礼赞抑或暴露。“为了救中国”是“五四”时期面临的最大社会现实，“建设新中国”是建国前后面临的最大社会现实，那么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什么才是最大的社会现实？——当然首先是中国人的中国梦！新时代的中国梦！在这个中国梦的新时代，人与自然又博弈又融合的新时代，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智能化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商业文明、生态文明、科技文明交相辉映的新时代，无论是众志成城的大梦，还是白手起家的小梦，
无论是四海升平的好梦，还是沧海一粟的碎梦，有太多中国人（包括英雄人物也包括小人物）的中国故事值得去大写特写。有思想、有阅历、有创意、有悲悯的小说家们生逢其时，大有用武之地，正可大刀阔斧地展现雄心和抱负。为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就是一汪永不枯竭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毫无疑问，新时代的小说家尤其是70后的小说家们，他们最荣耀的历史使命就是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梦。把这个节点写下来，你也将成为经典。
先锋主义和娱乐主义也是关注现实生活的。但是先锋派和娱乐派们往往漠视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又或者不合理性。马原的小说只着眼于“叙述圈套”的狂欢而毫不在意生活的逻辑。王朔惯于嘲弄现实，带点鲁迅遗风，少不得会骂人。可在这个和平盛世，批判的火候不好拿捏，否则既不合时宜更不讨巧。相较而言，刘震云的风格更温和一些，调侃得清醒。正如王蒙发力的意识流，虽然不大招人待见，但也不怎么招人烦厌。格非近年的代表作《望春风》先锋和现实杂糅，通篇用“性”来结构儒里赵村农人与农人的关系，好像除了“性”再也找不到其他瓜葛，我们在此调侃一下，格非所中马尔克斯魔幻的流毒不可谓不深。“四大名著”都有情色，却并不见色情，更符合国人口味。因为中国人向来偏爱人的社会性，看不惯动物本能。何如李佩甫的《羊的门》塑造一个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征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中原强者形象？这些真是太符合河南的地域特色和国情了，其中是非，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非虚构文学正在还原更加逼真的现实。人们感叹“虚构比现实更乏力”，似乎非虚构小说比虚构小说更出彩。诚然，极目所见，新闻、音乐、美术、视频、人工智能，因其周期短、传播快、现场构思能力强，正在抢夺着、挤压着小说作家的使命，正在摧毁着、颠覆着小说文本的生命。而小说家及其小说呢，虽然具有深挖、深邃、深远的长期效益，但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总是显得慢半拍甚至极为滞后，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作家不满意，读者不满意，社会不满意。而万物互联时代已来临，世间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变化在加快，变异在滋生，变体在萌芽。小说也囊括其中。在极其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在日益拥挤的生命空间内，小说家们是领跑、并跑、跟跑，还是被超越、甩开、淘汰？这是一场时间与速度的竞跑，也是一场生命与意志的较量，更是一场责任与担当的考验。70后80后90后的小说家们将别无选择，要么积极应战， 要么仰天喟叹。是低头忍辱渐趋边缘化，还是振兴山河笑傲江湖，全看你们的笔杆子了。
现实主义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发展持续丰富。“五四”时期主义与艺术之争、建国前后革命与自由之论，新时期以来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民族文学与先锋文学、文艺宣传与商业娱乐的轮番博弈，贯穿了新小说百年历史。然而无论在“五四”运动、建国前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现实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时代使命的选择，也是作家自觉的选择，譬如在革命战争时期枉谈自由就显得不合时宜。但是目前社会形势已发生变化。企业成为基本单元，商业成为时代重心，商业文明成为人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和追求。文学乃人学，商业亦人学，文学应充分关注并深刻反映这种商业现实以及生活在这种商业现实之中的人的精神问题。近些年自由主义回暖，先锋主义探索，娱乐主义泛滥，某种程度上印证着这种有着多元价值取向的商业社会的现实存在。现实主义体现时代精神，弘扬重大主题，关怀小人物命运。无论乡土文学还是都市文学，无论底层文学还是精英文学，无论从火热的现实还是无奈的现实出发，无论塑造英雄人物还是工农商学兵小人物形象，完全可以汲取自由主义人性论、先锋主义叙述模式、娱乐主义市场经验等有益成分，从而让现实主义更好更快地丰富、丰满、丰盈起来。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做弱女子，不做大小姐，不做贵妇人，要做人见人爱的新时代女性，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人人敬佩之，敬重之，敬仰之，绝无非分之想，绝无性骚扰之忧，从而自动聚合最广大的读者群众发挥其引领作用。
其实自由主义的人性论与现实主义的主旋律并不矛盾，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作家尤其应该提倡：为人性，不为物欲；为灵魂，不为俗世。毕竟人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文学包含着永久性的人性命题。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对人性的包容就是对多元价值观的包容。人死了人性还在，怕就怕人还在人性却湮灭了。西方小说家热衷于追问自我存在，喜欢用爱诠释一切，上帝是神，爱是世俗，除了上帝爱是最高信仰，也是战胜一切的力量。这种独立个体意识，一切不能左右我心，《红楼梦》中早就有了，实在并非什么新东西。《红楼梦》既反映了社会现实又融入了作者个体情感是一种综合意识（包括中国作家特别看重的社会意识）。“五四”启蒙文学，建国前后文学，80年代知青文学，先锋主义个体觉醒，新世纪网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