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父与子 ：已然的幻灭和无效的挣脱
“父与子”的关系，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向来是一个古老的母题[11]。作为西方文化的两大传统，无论是希腊文明还是希伯来文明，其开端无不是“父亲的权威与子嗣的反叛”的生动写照。对奥林匹斯神话有着系统记载的《神谱》，一开始所描述的便是一系列的子嗣造反的故事。无论是乌拉诺斯（天空）对于大地之母的叛离，还是作为十二提坦巨神之一的克洛诺斯对乌拉诺斯的阉割，都可以看做历史新陈代谢的象征。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掌握权柄后的克洛诺斯会不惜以鲸吞儿子来维系其权威的反常举动，也不难理解宙斯对其神父的无情驱逐。直到基督教全面占领了西方的文化而居于统治地位后，这种“强烈的反叛”才随之而潜入地下，成为隐性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对于被转喻并强化为“神权”的父权，却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戒备。它的全面突围和炸裂一直到了14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才得以实现，而这一切却又多么像犹太人对于耶和华上帝的背叛。
这种显著而剧烈的父子之争，在中国的语境下却有着并不相同的另一副面孔。虽然中国曾有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公开挑衅，亦曾有过“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的离经叛道，
但在总的传统运行机制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流。即使“子一代”对“父亲”的不满已经蓄积到了极点，但他们仍然更愿意将时代的变坏归因于围绕在“父亲”周围的宵小之徒。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江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并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的心理原因。
从文艺复兴以来，直到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文学中，“子一代”对“父一代”、新质素对旧传统的挑战姿态愈发显豁。这些表现在文学思潮上，则是一种主义对前一种主义的不断颠覆，以及颠覆频率的加快和振幅的加大。但在平行的时间轨迹下，中国的历史却以新旧交替和新旧再次交替的循环逻辑向前推进。“父与子”作为一对恒旧与恒新的母题，虽然在西方和中国的语境下形态不尽一致，但各自的传统依然十分强大。一者以各种可能性不断解构着渐趋老化的传统习性，另一者则更愿意在破碎的土地上重新建构和谐的生态。强烈的叛逆和颠覆欲望是西方文明中一以贯之的，尽管我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子一代”在晦暗朦胧且无处不在的强权威慑下的怯懦和无力；同样，被动的继承和为了和谐的妥协也是中国文化中所秉承的，尽管我们经历了“五四”运动以降直到建国后数十年间
多次极具颠覆作用的文化冲击。
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新质素的出现，它昭示着一种新的文化样态的生成。这种新质素便是“父与子”关系的完全脱离，以及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前后照映。有别于西方传统尖锐的父子之争以及中国传统力求稳定的父子和谐，双雪涛笔下的父子关系既不会发生戏剧性的冲突，也不再能够维系稳定的和谐。冲突与和谐这种有意味的对应关系，在双雪涛笔下已然失效。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尽管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割舍的血亲关系，且常常是朝夕相处的状态，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互不相干。之所以会陷入如此落寞的境地，主要原因皆在于整个城市乃至整个时代的整体性重压，压垮了他们这种微观层面的对峙与平衡。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摩西》中的庄德增之于庄树、李守廉之于李斐，还是《大师》或《无赖》中的“父亲”之于“我”，两代人的关系似乎都是若即若离的。就“父亲”一面而言，我们既看不到他的强烈不满，也看不到他的无限关怀；同样就“子一代”而言，我们既看不到他们的剧烈反抗，也看不到他们怀恨在心的妥协。在上文中已经有过论述的《大路》里的“代父亲”叔叔，虽然对于“我”这个顽劣成性的侄子有诸多不满且亦曾有过多次不客气的“教训”，但是究其本质，他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可调解的怨恨。一切貌似激烈的矛盾一伺“我”的离开便荡然化于无形。
在《亲爱的安德烈》这篇颇值得玩味的小说的支线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反驳上述“父子脱离”之判定的特例，也即那位油腻腻的中年屠户当着校长和孙老师的面对于“不孝之子”的冷酷惩罚。其实，这非但不是一个特例，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佐证。首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位中年屠户即使算不上被社会彻底抛弃的零余者，至少也可以称之为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而他
那失控了的愤怒，与其说是因为“恨铁不成钢”的失落导致的，毋宁说是儿子给自己本就狼狈的生活徒增麻烦造成的。不过更为惊怖的，倒不在于这些貌似壮阔的殴打场面，而在于作者对于某种因果逻辑和命运轮转的冷漠展示。写到安德烈父亲的形象时，作者说：“我看到他的脸，突然明白他就是安德烈的爸爸，两个人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脸就像是安德烈的脸不小心掉在地上，被过往的行人踩了几年”[12]。诚然，因为“父亲”已经混迹江湖多年，所以他的脸是“被过往的行人踩了几年”的，而儿子尚在学校，只不过是还没来得及“被过往的行人踩”罢了。从小说的后文来看，安德烈也的确“被踩了几年”。他的结局是被杀猪的父母送进了精神病院，而这种结局或许是上帝对他不甘于在自己的命运簿上重写“父亲”的命运文章所施予的惩罚。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刻画，有着不可谓不鲜明的隐喻色彩，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冰冷的幽默感，更是对于难以挣脱的宿命的欷歔。
当时代的江浪咆哮翻涌的时候，有多少人可以溯洄从之，平稳过渡到岸上？目力所及，大抵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群被浪涛拍落，终于没入江底的失败者。面对蛮横命运的拨弄，这些灰头土脸的“父亲”们自顾尚且不暇，又哪来精力和激情与“子一代”发生冲突或维系不必要的平衡？他们沿着自身的被动命运向前艰难地迈步，走到哪里算哪里，而对于“子一代”是否在肯定或否定的意义上与他构成呼应根本无力顾及。至于“子一代”，如果他们受到了来自“父亲”及“父亲”背后的社会的灰暗感染，那么他们必然如所预料地陷入沉闷气喘的悲苦境地。然而这个世界的残酷性，对于年幼无知的“子一代”来说，毕竟是朦胧不可见的。所以他们的活泼跳脱，与其说是对于时代重压的决绝反抗，不如说是恍惚迷离的无效挣脱。如果我们可以认为《无赖》中的“我”只是因为年纪尚小才会向老马问出“啥是小姨子”的“幼稚”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安德烈的轻率谑浪、心不在焉，是因为他依稀预感到了未来天空的黯淡。至于说到刘一朵的叛逆热情、好奇爽朗，则多半是因为丰裕的家境、宠溺的生活遮蔽了她对残酷现实的判断。对于她的未来，小说没有提供明确的暗示；对于她是否实现了当初离家出走的愿望，也即“到天安门广场上放风筝”，小说也没有给予说明。不过小说结尾两段哀而不伤的描述和追忆，却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了“我”对其命运的隐忧。而这种隐忧，似乎与当初在操场上我看见她那“几颗被挤破但尚未痊愈的青春痘”有着某种隐秘的呼应。
评论家孟繁华先生认为：“双雪涛的小说看似简单，事实上
它的内涵或可解读的空间复杂又广阔，有人间冷暖，有是非曲直，也有宿命甚至因果报应。特别是他小说中感伤主义的情调，对超验无常事物的想象能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13]。孟老师关于双雪涛小说中“对超验无常事物的想象能力”的发掘，带给笔者很大的共鸣和启发。譬如小说《大路》里两次写到“她”的“睡觉不老实，老是把被子踢开”。而这个意象或细节，无论作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为，都不妨理解为青春期躁动的隐喻。
在这部并不算长的小说集中，《长眠》或许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这个看似以极为写实的笔法写就的短篇，展现出来的却是一个虚幻而不真实的故事：一个正在塌陷、即将被融化的冰水所淹没的村庄——“玻璃城子”，一具因为吞食了玉石苹果而长眠不醒的尸体。当村庄的土地、祠堂、磨盘、渔网尽皆沉入水底之后，“我”擦干了眼泪，依然“向着火车站的方向游去”。这幅画面如此逼真而又梦幻，以至于它自己从现实的情境中抽离了出来，凝结成了一个宽阔的象征。
假设这个象征是指向一个正在从幻灭之城中挣脱出来的新方向，那么他从经验和直觉层面淬炼出来的非消极态度，与批评家张柠先生从理性和逻辑层面分析出来的谨慎态度，就构成了一种遥远的呼应。后者在其《城市与文学的恩怨》中，对于“中心城市渐趋消亡”的悲观论调予以了明确的否定[14]。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双雪涛的态度是积极而明朗的——虽然后者那“短兵相接”[15]的叙事手段常常带给我们
这样的错觉——因为当一切该融化的融化了，该淹没的淹没了，《长眠》的“我”还是要回到银行，做“最贴心的理财经理”，用自掏腰包买来的瘦脸镜子，说服客户交出毕生的积蓄。wy
美编敏子 编辑闫莉278516798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