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钵盂》：以微观叙事书写中国经验/曾海津
郭小东的皇皇巨著《铜钵盂》，展现了百年来潮汕地域中的家族变迁史，凸现了一系列风云际会的历史人物，让一段尘封的历史往事浮出水面。整部小说中的历史人物错综复杂，呈现出家族史、地域史和民族史等几段或隐或现、或明或暗的复调叙事，家国大义、民族气节、契约精神等全都跃然纸上。可以说，郭小东为我们介绍和揭示的不仅是一个地域、一段家族往事、抑或是一串族群记忆，更是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变迁史。
在郭小东的叙述中，历史已被作者用即兴叙事的碎片所打
破，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被角色的切身感受如回忆、期待、情感、心理等的“微观叙事”打碎，这种叙述，摧毁了历史作为终极可知的真相的观念，并且促使读者自行将故事整合。在郭小东诗性的历史编纂之中，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知识，还是一种真实可感的感性知识。
小说《铜钵盂》既与中国古典传统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有着对接和继承关系，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现代派乃至后现代派的叙事策略，使得整部小说错综复杂，呈现出多种解读的可能。
言倚重于作家所成长的地域，作家抽丝剥茧，找到那个融于当地人骨血的特质并衍生出作品的气质和风格，这些也就成为他文学世界的灵魂。
郭小东在小说《铜钵盂》中描述了一个叫“潮汕”的地方：“这个名字，古代叫海阳，近代叫潮州，现代才叫潮汕”。潮汕有着它地理文化的特殊性，潮汕文化吸收了古代南粤土著文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并且在这三者的基础上不断融合和发展而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构成了岭南的三大地域文化。因此，郭小东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潮汕地名的凸显，潮汕方言的运用，以及潮汕民俗的描写等等，不一而足。
顾名思义，“铜钵盂”这个名字与钱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本书所言：“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铜钵盂人集中往上海谋生，上海的铜钵盂人已超过本村人口，约八千人之多。铜钵盂在20世纪50年代便被称为‘小上海’。铜钵盂大部分所谓‘地主’，在铜钵盂并无土地，却积聚了从上海、从海外源源不断汇聚而来的财富。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铜钵盂。”
作者笔下书写的不仅仅是铜钵盂，或者潮汕这个地域的地域史，同时也在书写别具一格的的中国经验。正如张志忠在序言里面所言：“然而，无论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书写保皇派、改良派与革命者之间的政治、武力与思想的交锋，还是用传奇之笔演义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跌宕，似乎都不是郭小东写作《铜钵盂》的本意。他注重的是潮汕地域的‘在地性’”。
这部小说的标题揭示了此部小说的结构：铜钵盂——是中国乡村也是这部小说的文化符号，这个地名有着文化象征的意义。侨批史演义——作为小说主题也是符号的痕迹结构，侨批是全文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侨批的象征意义就是诚信，代表着承诺、忠诚。作为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侨批成为潮汕地域文化的关键意义，是潮汕的精神象征，也成了一种精神标
杆和榜样。郭小东曾经坦言：“这部长篇小说，最初的写作缘起，是侨批史”。读者看到这一层，就能理解水客马伯良夜晚对着一封多年无法送达的侨批，俯身痛哭的场景何其感人。
《铜钵盂》写的是郭氏、马氏等几大家族纵横交错的家族史，中国文化最独特的部分就是“家”，家就是小社会，“国”就是大家庭，由“国”和“家”折射出了清末民初的时代风云。小说以作者的曾祖父郭信臣为长篇小说的主角，作者的祖父在土改的时候自杀，当时净身出户，身无长物，仅有一个含有暗格的面条柜木匣。小说便以此为缘由进行创作。
除了作者的父族郭家充满故事以外，作者的母族也是潮汕当地的显赫家庭。“硕士第”便是马氏家族为了庆贺郭小东外祖父马灿汉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而建造的。铜钵盂的“光德里”、“硕士第”等地名的由来，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忆和家族往事。作者还在小说中带出了中国近代化百年历程的变迁史，历史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也纷纷登场；郭家、马家等几大家族也在近代历史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整部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多条叙事线索中齐头并进，地域史、家族史、民族史彼此交织，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郭小东不仅织起了一张历史的网，还将历史人物放在这张网上进行爬梳。
作者没有完全摒弃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写法，也并非大量着墨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变迁和演义，更没有滑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上去，而是与传统历史叙事与新历史主义两者之间都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张力，作者使用开创性的实验体裁来进行多重叙事，使得整部小说有着多条叙事线索并进，呈现出多种路径。
郭小东并不是有意要写历史风云和历史人物，而是通过对事件的描绘带出历史，作者小说表达更为看重的是故乡潮汕。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将自己对故乡的深切感情，对现代化文明世界的疏离，对历史的考量和反思，都用文学的方式敞开表达出来了。
件以及故事都将在这种时间的酝酿与培植中，不断地发酵、膨胀最终死亡。他们是非常独特的潮汕风土与国家历史的奇异联系。
小说人物的成功与否是影响小说品质的重要指标，尤其是传统小说，一般都旨在强调塑造典型人物、典型形象，而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与阐释，也是“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重要议题。俄国文论家别林斯基甚至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具体到本书的“典型性”，首先体现在标题上，这本书实际上有三个标题，《铜钵盂》是主标题，还有一个副标题“侨批局演义”，又有一个小标题：瞽师·水客·革命党。郭小东自述说：“三者互为倚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为结构性稳定性关系的三个支点。我要做的，是尽快地组合与拼接，很是后现代主义”。整部小说由拼贴手法构成，但同时也有传统叙事的成分。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关于人物和人物形象的看法同样也被后世称道，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把小说人物分成了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两类。所谓圆形人物指的就是那些体现了性格的多面性，有着自身丰富复杂性的人物，他们是立体的。所谓扁形人物指的是那些单调的，从头到尾一成不变的人物形象，他们大部分情况下是滑稽可笑的。
人物在郭小东的小说中，与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相比，有着独特之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是关于人和事的小说。而现代派小说，则不再仔细去描摹人物，把人物视为“类”的象征，如卡夫卡笔下的“K”等等，已经浓缩为一个类化的符号。郭小东的小说人物塑造的写法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写法，也非现代小说的写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后现代写法。这个后现代不仅
在于他使用了拼贴的手法，也在于他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白，他以点到即止的手法鼓励读者在想象中完成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阅读。
郭小东的小说描写的不仅仅是几个人物，而是系列人物。他的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在于作者摒弃了传统典型人物塑造方法，没有着意去刻画人物形象，而是通过事件以及历史事件中人物的抉择去展现人物，还原人物。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郭小东对于笔下人物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小说的人物有着丰富的复杂性，可以说，不自觉地暗含了福斯特关于小说“圆形人物”的观点。
郭小东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潮汕的乡绅阶层和下层贫民，而小说中刻画最为出色出彩的是水客和批脚。早在近代时期，潮汕人背井离乡去东南亚地区谋生，他们把辛苦所得寄回家中。可以说，每一封侨批，都是一部长篇小说，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辛酸家史。
就这样，侨批催生了水客、批脚等行业。水客、鸦片掮客、批脚……无数闯海者、冒险家的故事，随着潮州歌册的唱和，在千百年的民间教化中，成为潮汕人求生的向导。小说正是通过对水客、批脚等人物的描写和这些小人物的职业坚守，体现了潮汕地域的侨批精神和契约精神。
这些批脚们大多家境贫寒，薪酬微薄，但即便如此，却几乎没有侵吞侨批的事情发生。而且即使是小偷强盗，也知道不能掠夺侨批。“而其高度的虔诚与诚信，成为侨批史上最为生动和庄严的品格。侨批是一种兑换凭证，一种契约精神，还有一种是口诺的，即纯粹是口头拜托，全无凭证而靠承诺与嘱托畅行天下。这就是侨批从诞生之日到消失的几百年中，所体现的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契约精神”。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信诺，它们都体现了潮汕侨批的契约精神，而这种契约精神的背后，是一种牢固的文化支撑。
小说《铜钵盂》体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就是在近代化向现代化转变时期，中国民间土壤中自发孕育出来的契约精神，一种现代性精神。如作者在书中自述：“以乡谊、诚信、口诺等精神性保约，化合而行的邮政交通，是侨批最丰富最人性最具人格魅力的信托结晶。它成为潮汕这座城邦之成为现代城市的精神保证。它的现代性，皆因其对古老淳朴乡土风习的守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至少把人性欲望从道德上加以过滤。城市行为的民生规约与底层乡愿的设计，使潮汕城市的道德蓝图，规矩方圆无处不在”。这种精神彰显在最不起眼的
小人物身上，他们身处社会底层却仍然恪守职业操守。这种契约精神实际上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文化的土壤。
除了那些体现侨批精神的小人物，小说作者还描绘了那个年代的早期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即潮汕地区的乡绅阶层。作者在描写了梁启超、康有为等民族英雄的同时，刻画了一批士绅，当时的一些潮汕大家族参与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些近代知识分子的描写，展现了他们的家国大义，民族气节，例如，郭信臣为了支持革命，响应筹款，在家族财富和国家安危面前毫不犹豫舍弃一人一家，投身于国家救亡的运动。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郭仁卿、郭信臣、马灿汉、马文荣等，他们的身上都展现出了豁达、慷慨、大义、诚信的品质。这些品质不仅仅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还与源远流长的潮汕文化一脉相承，更是千千万万潮汕人民人格魅力的凸显与展现。小说中历史人物无论是上到留洋知识分子，还是下到水客批脚，都显示出自身的民族气节和伦理道德，闪烁着潮汕人民持久的人格魅力。
必须指出的是，作者郭小东没有一味颂扬传统文化和老百
姓，而是把在重重压迫之下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无奈妥协真实地呈现出来。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压迫，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处世哲学和灵活强大的适应能力，甚至会为了个人生存抛下家国情怀。关于这一点，小说中的郭向笙即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日本人拘押了八十多个铜钵盂村民，威胁说不交出粮食，就把他们杀掉，郭向笙被出卖，日本人把他抓起来问他是不是为共产党和游击队效力，他却用一种只有中国人才有的“通融”的智慧把事情圆了过去，说“谁有武器我们老百姓就效忠谁”，虽然郭向笙这话只是打个马虎眼，但是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些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得过且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民间思维方式确实是广泛存在的，这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生存“智慧”，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警醒意义。
所以说，《铜钵盂》的言说不是简单的文学书写，而是鞭辟入里地从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对潮汕人乃至中国人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刻画，这种一针见血的深度，源于作者不仅仅是一个在言说的作家，更是一个在思考的思想者。
正史的味道，并且，作者用诗性语言将历史描绘得“信”而“雅”。
作者并没有按照过去传统的历史小说，类似革命历史小说的模式进行创作，他并不主张对潮汕历次历史事件进行回忆和重构，安排一系列重大人物，或英雄人物的重大事迹等，而是通过小事件和小物件来进行追溯，作者也没有着意去塑造高大全的历史人物，而是通过历史的侧面，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和抉择去刻画他们。在小说中，郭小东始终保持了民间视角，使得他的历史叙事充满烟火气息。丁未起义、戊戌变法、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胡适、顾维钧、张大千这些历史人物，都在小说中以文学化的方式出现，然而又不失历史的真实和厚重。
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时代的话语，而是话语的时代”。历史小说以其显著的当代性加入时代的共名叙述，“历史本身的空间是没有止境的，因而任何一次探察‘历史本质’话语的努力，都只能占据历史空间中极其微小的一处。没有哪一种话语能够穷尽历史，它必须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无数填充历史话语空间中的一小分子而已”。作者郭小东深知以上道理，因此，他的小说并不以唯一话语的姿态出现，而是官方话语形态下民间视角的一种补充。作者小说中的真实是一种想象和虚构的真实，虽然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真实，但也并非完全的戏说历史，而是以文学化的手法复活了历史人物，并且以贴近历史本身的姿态去完成对于历史的想象。
对于小说《铜钵盂》这种历史叙事，评论家张定浩做了一个“叙事性注脚”的命名，对此命名，作者显然是赞同的。在张定浩对郭小东的访谈中，郭小东说：“《铜钵盂》出于小说家族史、文化史、革命史的符号考虑，我更重视的是事件、情节、人物之‘事前’或‘事后’的叙事，而有意简化或摈弃‘事中’的描述。你概括得非常准确，这部作品意在成为革命后‘叙事性注脚’。”这是作者在小说历史书写中的独特表达，因为“事中”种种，早已是木已成舟，题中之义。而关于事前和事后，则是与“侨批”的特殊性密不可分的，因为侨批重在事前的约定，以及事后的弥补。
虽然小说中关于林达、周季礼、马灿汉三人烟桥相逢也着实惊心动魄，但郭小东在小说中削弱了对宏大叙述和场面的描写，而是运用了相当多的平行叙事，如倒叙，插叙等，融历史纪实与散文化描写一体，互补共存，有效地保持了叙事的张力，也让小说整体美学风格平衡在凝重与飘逸之间。郭小东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展现了先锋的一面，也实现与古典历史小说的对接，不仅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一面，还完成对历史的反思。并且，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郭小东努力探究小说形式，追求异质书写，对历史叙事的新探、人物形象的再塑造等，从这些姿态和标识中，我们不难识别郭小东的语言功夫。
沈从文在描写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时说过“美丽总是愁人的”。朱复融在《把潮汕邮寄给世界》一文中也评价道，郭小东的这部长篇小说同样“将潮汕第一次文学地敞现它全部的忧伤、焦虑和美丽的乡愁”。 历史叙事小说《铜钵盂》以隽永的人文气息，厚重的历史感，乡土血脉的气息，纷繁复杂的人物形象，给读者展现了潮汕世界的全部魅力。
《铜钵盂》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地理志、家族史，所以说，它远远超出了一部小说的体量与图式。古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优秀的作家，往往深刻体现着地域文化。鲁迅如此，沈从文如此，老舍如此，莫言如此，郭小东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地域辽阔、文学资源广博的古老中国培养出来的文学精魂。郭小东的文字风格，与潮汕的儒商文化、大家族的秩序与束缚等原因，都是密切相关的。潮汕文化，鼓励着人的奋进、开拓、精神自由。长时期浸润在这种地域文化中的郭小东，出笔就浸染着潮汕的山水、习俗和家族观念。
郭小东以家族史与地域史、民族史相融合的言说方式，对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绘制了一种活生生的感受性的微观叙事，一群草根英雄成为了镁光灯聚焦的人物，一群历史人物有了更为丰富可感的细节。在这种意义上，郭小东正在拓展历史言说与小说写作的无限可能性。wy美编敏子 编辑闫莉2785167984@qq.com